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相是怎样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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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大多数人自从上小学起，就从历史教材、通俗读物，甚至是学术论著中得知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实现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

　　尽管现在学术界在“独尊儒术”究竟是，还是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究竟是，还是汉武帝?西汉历史上，究竟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和争辩。但从总体上来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应是史实。问题关键在于汉武帝是否因真心信仰儒家学说，而使之“独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相是什么?如果不是汉武帝，是谁真正实现了“独尊儒术”?

　　一、汉武帝为政之实质——“以霸王道杂之”

　　在前期“黄老学说”盛行的时代，汉武帝自小接受的却是的教育。立为太子，任命倾向于儒学的为太傅，复拜大儒申公的弟子王臧为太子少傅。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诏令举荐直言极谏之士。时任丞相卫绾上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其奏议被汉武帝采纳。

　　在尊崇儒学的、田蚡支持下，儒家学说一度盛行“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

　　此次儒学复兴，因“赵绾请毋奏事东宫”，侵害了诸宗室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窦为首的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击，“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

　　窦太后去世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

　　汉武帝尊崇《春秋公羊》学，又曾习《尚书》，晚年又习《诗》。立太子后，诏受《公羊春秋》。卫太子死后，武帝立幼子为太子，命、韦贤以《诗》进授昭帝。

　　武帝时，诏书频频征引儒家有关经典文句，以加强诏令的权威性，蔚成风尚。儒学对西汉一代政治、经济、法律、礼仪制度、民族关系、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汉武帝虽尊儒，但他并不欣赏那些拘守儒家学说，不知时宜变通的“腐儒”，他更欣赏能将儒家学说与妥善结合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儿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据对汉武帝一朝官僚出身阶层的统计，也可看出，在、王国相、郡太守帝国中、高级官僚队伍中，与其他阶层相比，儒吏甚至不占任何优势。

　　这也充分说明，汉武帝尽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为政实质，依然如其曾孙，即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中的“霸王道”，后世一般将其解释为“霸道(法家)”+“王道”(儒家)混用，另一常见的术语，则是“儒表法里”。

　　二、时皇家宗庙制度儒家化改制

　　汉元帝(生卒年前74年—前33年。在位年前49年—前33年)，汉宣帝与嫡妻所生子。少时即好儒，曾差点被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俱从微起，故终不背。”

　　刘奭即位后，在儒者出身的丞相等人支持、推动下，对西汉初确立的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皇家宗庙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是分两步完成的

　　第一步是将自至汉宣帝时期，在郡、王国为高帝、文帝、武帝刘彻修建的167所宗庙，一概拆毁。这次改革，很顺利的推行完成。

　　第二步是仿效儒家经典记载的“七庙”礼制，实行汉朝皇家宗庙“毁庙”礼制。这次改革，因牵涉到对、汉武帝历史地位的评价，及汉武帝晚年爆发的“巫蛊之变”这一敏感时政，在统治阶层内部引发了剧烈的争辩。汉元帝、韦玄成为弥缝诸派异说，可谓绞尽脑汁，改制方案多次推翻重制，前后延宕一年多的时间，韦玄成提出的兼顾众臣意见，表面上符合儒家经典的改制方案，才无异议地获得通过。

　　这一方案是皇家宗庙有高、文、景、武、昭、皇考(宣帝父刘进)、宣7所，符合《礼记》等“天子七庙”规定;上述7庙分属“君统”(高、文、景、武、昭、宣)、“宗统”(高、文、武、昭、皇考、宣)，实质为“六庙”之制。

　　三、时郊祀、职官制度儒家化改制

　　汉成帝(生卒年前51年—前7年。在位年前33年—前7年)虽在历史上因贪酒好色，擅政，一直蒙受“差评”。不过，西汉帝国郊祀、职官儒家化改制，却是在汉成帝在位期间完成的。

　　儒家经典记载，西周时有祭祀天、地的郊祀礼冬至日在京城南郊圜丘(或作“圆丘”，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的圆形土丘)祭天，夏至日在北郊方丘(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的方形土丘)祭地。

　　在中国古人观念中，天为阳，地为阴。冬至日是阴尽阳生之日，所以选此日祭天;夏至日是阳尽阴生之日，所以选此日祭地。南方为阳，北方为阴。所以祭天的地点在都城南郊，祭地的地点在都城北郊。天为圆形，地为方形，所以祭天坛“圜丘”为圆形;祭地坛为方形。因祭地坛四周环水，以象四海，故亦称“方泽”。今北京的天坛、地坛，即明清时期皇帝大致仿效周礼，举行郊祀礼的场所。

　　时，秦信仰“五帝”，先后修建西畤、鄜畤、畦畤(白帝)，密畤(青帝)，上畤()，下畤(、赤帝)。秦统一后，将六畤改为雍(秦国故都，今陕西凤翔)四畤，皇帝每三年的岁首十月，在雍地修建的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四畤，祭祀青、黄、赤、白四色帝。

　　汉承秦制，刘邦又于雍增建北畤，祭祀黑帝。汉文帝又在渭阳修建五帝庙，于四月举行祭礼。汉武帝即位初，也于雍五畤祭祀五帝。后来，他又采纳方士缪忌的建议，以“泰(太)一”为地位最尊的天神，降五帝为“泰(太)一”辅佐;在京城长安东南郊修建“泰(太)一”祠，举行祭祀。汉武帝后又为天一、地一、太一修建神祠。汉武帝还在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修建泰畤，称甘泉泰一，祭祀天地。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汉武帝又在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修建后土祠。

　　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 年)十二月，在儒者出身的丞相推动下，分别在长安城南郊修建圜丘，在北郊修建方丘。翌年正月，在南郊祭天，三月，在北郊祭祀后土。这是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开始。这一遵循儒家经典实行的郊祀礼制，虽在成帝、哀帝时，或因皇帝无子嗣，或因皇帝多病，曾两度废罢。但自仿效周礼制定郊祀礼制后，历代皆大致遵循不变。

　　《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记载，周代中央，实行天官(冢宰、大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制。

　　秦实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的“三公九卿”制。

　　汉成帝前，西汉中央职官基本沿袭秦制，仅对“九卿”若干职官名，进行了变革。

　　汉成帝时，改三公官名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元寿二年(前1 年)，改丞相为大司徒。这一系列改动，显然是受儒家学说影响的结果。

　　汉武帝虽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但他并非真心尊崇儒家学说，而仅仅将儒家学说作为雕饰、粉饰统治的工具。汉武帝施政的本质，依然是杂霸、王之道，唯利是图，无常式可循。真正信仰、尊崇儒学的，反而是饱受后世诟病的汉元帝、汉成帝。他们在位时，分别推行的皇家宗庙、郊祀、职官诸制度的礼制化、儒家化改制，恰恰是其尊崇儒学的真实体现。皮锡瑞《经学历史》曰“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