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李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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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星灿烂的诗人里,若论哪位“名家”,常让人有“人设崩塌”之感。那当属以“悯农”著称的李绅。
李绅,中唐“元和三子”之一,的至交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但他在唐朝诗坛最浓墨重彩的贡献,却是其诗作里的情怀。其代表作《悯农诗二首》,以朴实的笔墨,精确道尽了大唐农民的疾苦。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苦难,不知叫多少后人边读边落泪。至今依然是中国家庭“少儿学唐诗”时的首选,感动后世一千多年。
但与这“情怀”相对应的,却是这位李绅大诗人,一生十分不堪的仕途。他三十四岁入仕七十四岁过世,一度官居宰辅要职,但名声却是“官越大越臭”。诸如“骄奢淫逸”“贪酷害民”之类的恶评,一辈子从来不少。甚至就是在他去世一年后,由于生前丑事被“扒”,李绅不但被免去一切追封官职,更“子孙不得仕”。“人设”算是“塌”到底。
人品与“诗风”,反差如此鲜明,究竟是这位“李大诗人”天生就坏,还是脾气性情变化太快?
其实,就算是他满满“恶评”的仕途沉浮里,李绅还是有些亮点的,苦出身的他自幼丧父,入仕前受够民间寒苦,所以“悯农”的诗文才会写得如此情真意切。而在入仕的早期,李绅也曾是个铁骨铮铮的俊才。他给金陵观察使李锜做“掌书记”时,被李锜拿刀押着一道造反,却是刀架脖子上都不认怂,一句“今得死为幸”怼回去。李锜败亡后,李绅也从此名扬天下,可他自己却谦虚的说“本激于义”。那时的他,还是满怀“气节大义”。
而且,后来李绅那各种不堪的“恶名”,相当多都因他的“站队”问题。李绅入仕的四十年,正是中晚唐著名的“”时代。李绅却恰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铁杆。凭这特殊关系,“李党”得势的年月里,李绅跟着平步青云。但李绅去世后,又恰是“李党”倒霉的时候,已经故去的李绅,也就被死对头“牛党”们狠踩猛捶,“人设”砸到塌。
但不冤枉的,却是平步青云的李绅,做过的实锤的恶事。比如叫他死后身败名裂的“吴湘案”。会昌五年(845),淮南节度使任上的李绅接到举报,得知扬州江都县尉吴湘犯有“贪污”“强抢民女”等大罪。李绅立刻“为民做主”,将这位吴湘大人处死。李绅去世一年后,这事儿才掀了盖子吴湘虽有经济问题,但钱款数额很少,根本罪不至死。至于“强抢民女”?那是他早有婚约的妻室。所谓“铲除贪官”?却是蓄意谋杀的冤案。
为何要制造这冤案?以后世许多学者看法,吴湘的叔父曾开罪于“李党”领袖李德裕,为了给“老上级”报仇,七十三岁的李绅就主动做恶人,给吴家来了场,却也在自己死后坑惨子孙李绅死后,吴湘的哥哥不停喊冤,查明其中冤情的唐王朝,将李绅家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生前风光的大诗人,从此身败名裂。
至于私生活?李绅一辈子也是槽点满满怜悯农民艰辛的他,后来显贵发迹后,一顿饭要吃掉几百贯钱,他为官的“酷虐”也是出名有个与他有“同年之谊”的崔巡官,只因小事得罪了他,他竟把崔巡官的仆人处死,崔巡官本人也被捆起来痛打。如此“官威”,也叫他治下的百姓恐惧不已,纷纷举家出逃。李绅却只是轻蔑一笑“秕糠随流者不必报来”。这帮穷老百姓就是“秕糠”,是死是活有啥大不了的?
不管“牛党”对李绅的狠踩,有多少夸张之处。这位早年颇有情怀的大唐热血诗人,确实在四十年宦海沉浮里,蜕变成一位趋炎附势且冷血无情的官僚。
为什么会变这样?这事儿,其实可以抛开“牛李党争”的特殊背景,从李绅的“私生活”里瞧瞧。许多现代人的“李绅劣迹”,放在中晚唐大唐“权力场”里,其实都不是个事儿。
“”后,大唐国力一年年衰败,但高官显贵们的私生活,却是一代比一代“幸福”。以的哀叹说,盛唐年间,只有才穿得起的“金鸟锦袍”,到了中晚唐时,却是“富家往往皆有”。各级文武官员,更是变着法子“豪奢”。比如李绅“老上级”李德裕日常食用的“羹饭”,一杯就“其费约三万”。晚唐宰相杨收的饮食“极水陆之珍”,家具用的是“缕金案”,手里把玩着和田“玉子”,奢侈到极点。
跟这帮人比起来,同样官居宰辅,一顿饭“吃好几百贯”钱的李绅,还真算是个“节俭”的人。
难道彼时的大唐,经济真强大到这程度了?与高官们“豪奢”反差鲜明的,正是中晚唐平民们的苦难生活。比如曾得到李绅“怜悯”的农民们,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和土地兼并等原因,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李绅笔下“农夫犹饿死”的惨状,也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是能种上地的农民,每年苛捐杂税下“家田输税尽”,只能捡野果“充饥肠”。甚至“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
而就是在李绅“入京拜相”,仕途风光到顶点的唐朝会昌年间,造访大唐的日本僧人圆仁亲眼看到,登州到海州一带的“山村县人”们,吃的饭食都粗硬不已,甚至“吃即胸痛”。这都还算是“生活条件好”的。还有些穷人家,竟是“主人极贫,无饭可吃”。,这苦难的民生,在此时的“李大宰相”眼里,已是“秕糠”,他不会再“怜悯”。
民生经济苦难到这地步,高官们“豪奢”的钱又从哪里来?此时的大唐,行贿受贿也都成了常事。以《》的叹息说“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节度使贿赂朝堂高官,乃至高官受贿索贿,都早成了常事。地方的刺史节度使,动辄就“纳贿百万”“坐赃七百万”。京兆府参军韦正牧,这么一个京城“芝麻官”,“稍微”克扣了下景陵的厨料,就轻松“计赃八千七百贯文”,上上下下,都是硕鼠。
包括李绅在内,那无比豪奢的“私生活”,“财源”基本都靠这类方式。这样的晚唐王朝,上上下下,都成了烂透了的大酱缸。想要在这个“酱缸”里冒头?多少热血理想没用,就是自己要被“染黑”,然后才可能站住脚。一如,彻底“黑化”的李绅。
所以也就更不难理解,李绅去世六十一年后,即公元907年,亲手灭亡了唐王朝的枭雄,会把大唐高层的“清流重臣”们,一口气全扔进黄河里喂鱼。捎带一句著名评语“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一句话,戳中了唐王朝一百年,彻底“堕落至死”的过程。
一个李绅“变坏”的四十年,就是的中晚唐,走向腐化之路,直到彻底“堕落至死”的缩影。回望唐朝的衰败,再品青年李绅,那充满“情怀”的诗篇,相信自有多少感慨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