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茅庐背后故事 有哪些隐语

考古发现 2023-08-17 13:58www.nygn.cn考古学家

  一部《演义》,似乎总是绕不开三。一开篇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接着就有了三英战,三让徐州,土山约三事,,定三分隆中决策,荆州城公子三求计,三气,一直到三分归一。趣怪网要说的是三顾茅庐。

  在这所有的三字故事里,三顾茅庐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全书来讲,三顾茅庐是转折点,是乱世趋向三国鼎立的路向标。按照以往的主流认识,三顾茅庐这一历史事件,主要在与个人之间展现其历史语意,无论是刘备的思贤若渴,还是诸葛亮的得遇明主,都不出传统的圣君贤相的理想范畴。但如果回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跳出《三国演义》的语境,再看诸葛亮的出山,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整个荆襄士人集团的长期暗潮涌动,和同一地区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而这暗潮的起处,便是末年的。


  党锢之祸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纵观整个东汉,可以说是外戚、宦官交相掌权,不断博弈的一个过程,这个博弈得以展开的基本平台就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宫廷政治。在这个皇权视野下,外戚也好,宦官也好,本来都只不过是手中的棋子,,人毕竟不是棋子,哪怕是作为残缺人而存在的宦官,也还是人。所以当这些有生命的“棋子”开始逆向夺权的时候,皇帝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棋子。于是,东汉的政权主导力量,遂在皇帝、外戚与宦官三者之间不断游走,而无论是哪一派,都不喜欢那些以儒家伦常为操守的士人集团。因为儒家强调君轻民贵,主张做臣子的要敢于坚持原则,甚至不惜直接对抗皇权,不仅可以“谏”,而且可以“怨”。故而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东汉将亡之际,何还没忘记宦官统领禁省是“汉家故事”,并表示不愿“与士人对共事”。这些,都是统治阶层的真心话大流露。

  所以三派之间虽然互有斗争,互有勾结,但核心理念则在于都不希望让国政大权旁落到士人手中。只是偶然有个别外戚会因为具体的政治需要而借重一下士人的力量,如的篡汉和窦武的对抗宦官。但不幸的是后者对抗失败,反被宦官所杀,相应的,那些反抗宦官乱政的士人,无论是否与窦武有牵连,都遭到了惨烈无比的杀戮与株连。首都的太学生们首当其冲,遭遇到残酷迫害。面对这一冷酷的政治现实,士人集团开始逐渐淡出中央政治舞台,转而在地方上形成自己的家族式势力范围,并通过地方文教事业,逐渐又产生出新的后继力量。而荆襄地区的士族力量又尤其强大。

  史载,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华盖,甲第掩映”,时人称为“冠盖里”。当时襄阳的地方豪强有七家,分别是庞、黄、蔡、蒯、马、习、杨。如公、、庞林、庞山民、、蔡瑁、蒯越、蒯良、蒯祺、马良、、习祯、习珍、杨虑、、杨颙,均是各自家族中的优秀人才。这些人物,在三国中基本上都是作为个体贤才出现的,事实上则各有家族背景。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并且多有联姻关系,这一点在后文中还会提到。(参阅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这些大族固然对于荆襄地区有很大影响力,具体到之乱的时代,更直接的影响荆襄地区的则是一些公然搞武装割据的地方豪强。当时“江南宗贼盛,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这些军事力量不仅与中央政权和邻近的地方政权对抗,而且也逐渐触动了主张文治路线的地方士族的生存安全与家族利益。


  就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作为皇室宗亲兼平反名士双重身份的来到了荆州。

  刘表的荆州平定

  可想而知,地方豪强根本就不理睬这个单骑赴任的刺史,士族集团对之也持观望态度。

  刘表为打开局面,开始亲近七大家族中的蔡、蒯两家,并亲自拜访蔡、蒯两家的主要人物蒯良、蒯越与蔡瑁,向其问计。

  面对刘表的问计,蒯良与蒯越兄弟二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

  蒯良认为“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

  蒯越却认为“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参见晋司马彪《战略》)

  猛一看,蒯良的观点非常迂腐。因为刘表已经挑明了他的担忧内有割据豪强,外有袁术这样的大敌,荆州处于之中,“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一句话,他需要的是救急药方。但蒯良却要刘表去搞文治,兴学校。岂非不识时务?

  实际上大不其然。这也是一个试探与相互试探的过程,蒯良要看一看刘表是不是能够接受士族的价值取向。而蒯越则似乎对刘表较有信心,所以直接开出了药方。

  而刘表的回答则更耐人寻味“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

  子柔是蒯良的字,异度是蒯越的字。那么,雍季和臼犯又是谁呢?

  这两位都是的重臣。其中臼犯就是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因其字子犯,所以又被称为舅犯,又写作臼犯。当年前夕,晋国的战略规划从外交到军事,全部出自狐偃之手,核心思想就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诈”字。晋文公听取了狐偃的建议后又向雍季征询意见。雍季认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虽然晋文公没有采纳雍季的建议,但在他依靠狐偃的规划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后,却将最大的封赏给了雍季。他的理由是“雍季之言,也。舅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后来读史于此,也不由感慨“临战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


  明白了这个历史典故,刘表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他愿意在理念和长远规划上接受蒯良的路线,而在近期策略上采取蒯越的指导。一个政治联盟就此形成。

  在蔡、蒯两家的支持下,刘表先是令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又对剩下的割据势力——盘踞在襄阳的江夏贼张虎、陈生进行了招降,负责这一工作的又是蒯越,他与另一名士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靠着这种诈谋与奇袭结合的手段,刘表迅速平定了荆州。在此后的五年中,刘表依据蒯良的文治路线发展荆州,兴建学校,招揽名士,刘表自己也亲自参加射礼,“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凯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三百有余人”。(荆州文学记)

  另一方面,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黄巾之乱,接着是董卓之乱,中央势力急剧衰微,军阀混战的局面渐次形成,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陕西一带,沦为最惨烈的战场。当地的一些士人群体开始纷纷向战乱相对较少的地区迁移。荆襄地区因其便利的水陆交通,和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很多中原士人播迁的首选乐土。使得荆襄地区逐渐成为一个乱世中的人文乐园。

  ,单骑入荆州的刘表,毕竟缺乏自己的家底,这一缺陷如果在西汉初期,实在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在东汉末年则就不免成为一个致命缺陷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西汉到东汉的社会结构变迁。

  家族的崛起与个体的式微

  我们只需把与光武帝的开国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看出很多问题。

  在汉高祖的时代,传统的封建结构已经被摧毁,而新的郡县结构还在形成过程中,所以可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应的,如、、、、、等一帮兴汉的从龙之士也都没有什么集团背景,无论是贵族出身还是草莽英雄,在帮助刘邦建立基业的过程中,都是作为独立个体发挥作用的。,到刘秀打天下的时代就大不相同了。,刘秀自己就是所谓的太学生集团的一分子。,虽然西汉各帝在打击地方豪强上不遗余力,但新的家族化的地方势力还是层出不穷,而且以研究儒学经典为专业的一些学者也逐渐以此为核心理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集团化的新士族。

  所以,在刘邦打天下的时候,聚拢的人才基本上还都类似于战国游士。但到刘秀的时代,就非常注意集团力量的加盟。甚至于就算是很优秀的个体,如果没有集团背景,来投奔的话,也很难得到重视。(参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五章“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这一社会力量集团化的过程,到东汉末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荆襄地区的冠盖相连的景象,在军事组织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如吕布给丁原当部下时是丁原的义子,到给董卓当部下时又成为董卓的义子。《三国演义》中的“三奴”就是对之的一种揶揄,但也给读者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似乎这只是吕布个人的人品问题。殊不知这在当时是一个较为普遍现象。只不过有些上下级之间不搞的如此露骨而已。如刘备与的关系,以往受到桃园三结义的影响,后世多以“名为君臣,义同兄弟”来理解。,在《》中却有的记载。在关羽死后,魏国内部曾发生一场关于刘备和是否会开战的大争论。刘晔认为一定会开战,其理由就是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又如,除了跟随打了一个逍遥津之战外,他并没有非常出众的武功,而且三十六岁就过世,却在《三国志》中得以与、文聘、、、庞德等将并列一传。后来小说家参考正史,将之演义为曹营八将之一,但终于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考诸史实,李典的地位实在是来自于他独特的集团背景。当时,李典的家族是山东乘氏地方豪族,不仅养宾客数千家,甚至有自己的私家武装(部曲)。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与吕布争夺兖州,吕布在乘氏“为县人李进所破”。足见乘氏李家的实力。后来曹操与对峙于官渡,李典又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控制邺城后,开始将其建设为一个新的战略基地,李典主动请缨,率领“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二千余口”迁徙到邺城。既主动表示了自己不再经营乘氏的地方势力,也为曹操发展邺城提供了新生力量,故而深得曹操的激赏。其在魏国武将中地位特殊,也就不足为奇了。

  又如历史上的,他在蜀汉武将中的地位高于,次于关张。其地位除了他个人出色的军事才华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魏延是带领自己的私人武装追随刘备的有集团背景的战将。又如得以平定江东,靠的也是他父亲留下的私兵性质很强的军事集团。

  由此可见,在东汉末年,个体游士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而集团力量的地位大大上升。就算是非常优秀的个体,往往也要借重于某一集团,才能获得登上历史舞台的入门券。这个集团,既有军事化的武装部曲集团,也有人文性的名士集团。诸葛亮身登龙门所借重的就是这后一股力量。

  诸葛亮的集团背景

  诸葛亮生于光和四年,十三岁时随叔父诸葛玄避难荆州,客居襄阳城西二十六里的隆中(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南阳郡邓县)。在一般人的记忆中,诸葛亮是个非常个体化的山野散人,其实不然。

  据《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娶的是黄承彦的女儿。而蔡瑁则是诸葛亮妻子的亲舅父,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蒯祺是诸葛亮的大姐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二姐夫,而被称为的庞统则是庞德公的侄子,庞统的弟弟庞林则是习家的(习祯的妹夫)。诸葛亮的老师之一——名士则对长自己十岁的庞德公“兄事之”。按照中国的传统,长十岁便算是两辈人了,但本该是叔侄关系的二人却以兄弟相称,正表现了司马徽的才学非凡,也表现了庞德公与其不同一般的忘年交情。另据裴松之根据诸葛亮与马良的通信推断,二人很有可能是结义兄弟的关系。而日后失街亭的马谡又是马良的弟弟。


  在当时,诸葛亮的这个人际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珍稀的资源。

  相形之下,襄阳城内的刘表活脱脱一个孤家寡人。说起来,刘表作为八俊之一的崛起也是借重了当年的中央名士集团。,这一集团已经在党锢之祸中星云飘散了。刘表既无法将这个背景带到荆州,更无法将之家族化,更难于将之军事集团化。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刘表的发展。

  他固然可以借助蔡、蒯两家夺取荆州的控制权,但也就使得蔡、蒯两家的势力深深渗入荆州的权力结构之中。

  不仅政治被渗透,甚至刘表的家事也被渗透。

  刘表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刘琦,小的叫刘琮。关于这两个儿子,《三国演义》中曾借刘表之口作过如下交代“前妻所生长子琦,为人虽贤,而柔懦不足立事;后妻所生少子琼,颇聪明。吾欲废长立幼,恐碍于礼法;欲立长子,争奈蔡氏族中,皆掌军务,后必生乱委决不下。”

  这一段话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恰恰是小说家言,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刘琦和刘琮都是刘表前妻所生,和蔡氏后妻都没有血缘关系。

  ,据史书记载,刘表其实更喜欢刘琦,认为他更像自己。,后来刘表却将基业传给了刘琮,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转折就在于蔡家不仅给刘表安排了后妻,还让刘琮娶了蔡氏的侄女。从此之后,蔡氏便开始诋毁刘琦,准备换马。(参阅《三国志·董二袁刘传》与《·刘表传》)

  所以,刘表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摇摆,与其说是刘表的个人喜恶发生了转移,不如说是他已经难以有效控制蔡氏集团的权力渗透。


  与此,江东的孙权,的曹操,都对荆襄地区垂涎已经,,也使得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根基的刘表更加孱弱无力。故而,荆襄地区较为明智的士人都知道刘表其实是一个弱势领导者,既当不成明君也做不成雄主。故而除了已经深深卷入其中的蔡、蒯两家之外,其余如庞、黄、马、习、杨等相对的处于一种在野位置的家族,更乐于和刘表保持距离,等待更好的主公的出现。

  个中滋味,恐怕最有的还是刘表自己。故而他急于需要一股力量能够对外抵御入侵,对内制衡蔡、蒯两家的势力。他最初选择了。可是,张绣也只是一个待价而沽的投机军阀。建安二年,张绣投降了曹操,只是因为曹操因胜而骄,公然将张绣的寡婶纳为己有,激怒了张绣,这才使得双方重新成为敌对关系。,到建安四年冬,张绣终于还是选择了再度投降曹操,并与曹操安好始终。这样一来,荆襄的北大门就洞开了,刘表抵御北方威胁的前线也从宛城转移到了新野。正是有了这个变化,所以当刘备在建安六年势穷来投的时候,刘表才会亲自出城相迎,因为他又有了可以借助的新力量了。那一刻的刘表不会想到,他所做的只是为另一幕真正的大戏拉开序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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