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二十四史中《晋书》是如何被编撰成书的

　　中国自唐太宗时开始设馆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晋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

　　《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在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武帝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由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写成。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风、李义府、薛元超、、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