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虎守长安创历史之最(西安革命公园来历：“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刘镇华没有以得到河南地盘为满足，追随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消灭北方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军。
1926年4月2日，刘镇华通电宣布就任由吴佩孚委任的“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并率领镇嵩军八个师号称10万大军入陕。4月12日，镇嵩军前敌总指挥柴云升前锋抵灞桥;4月13日，刘镇华“令”驻守西安城的国民军将领李虎臣必须撤出西安。
面对危局，当时，西安的一些旧官僚、老士绅组成的“和平期成会”打算劝说李虎臣（李云龙）退出西安。
李虎臣深感兵力不足，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派特使朱子敏连夜奔赴三原，向杨虎城求援。
杨虎城在共产党员魏野畴的支持下，主张采取坚守西安的对策。便下令所属各部开赴西安。
4月16日，杨虎城率领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主力由三原进入西安城，与李虎臣、卫定一部合力坚守，是为“二虎守长安”。
一、守 城
刘镇华亲率幕僚抵达西安东郊，下令全军在西安东郊整休三天。就是这三天，为国民军加强西安城内的防守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
杨虎城率部进入西安后便构筑防御工事作长期坚守准备。户县民主进步人士韩兆鹗，率领户县南乡一带的农民武装“神团”(又称“硬肚”)数百人进入西安，协助国民军坚守西安。
5月9日，国民军二军混成第四旅旅长卫定一率部从兴平抵达西安，突破镇嵩军的防线进入城内，城内防守力量得到了加强。
刘镇华知道城内对“战”与“和”的问题众说纷纭，矛盾斗争尖锐，就派心腹陕西洛川县县长褚小毖面见杨虎城劝其放下武器接受谈判。杨虎城大怒:我以为你是来提供守城妙计的，哪知你利令智昏，丢尽了陕西人的脸，便以“暗通嵩匪、图谋不轨、迷惑军心”的罪状将褚小毖公开正法，以正视听。之后“投降”之事再没有人敢提起了。
杨虎城为了防止刘镇华借用其母名义劝降，便传令全军，凡有关他母亲的消息，任何人不得向他报告，违者杀无赦。杨虎城还在市民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了与城池共存亡、誓死坚守西安的决心。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直追随刘镇华的陕籍政客马凌甫数次向刘镇华献计，合围勿严，应放一条生路让城内百姓外逃，孤立守军以动摇军心。刘镇华采纳了马凌甫的建议。
5月初，西安城三面已经被包围，只有西面一门可以通到咸阳。但围城已经有半个月了，这一战术并没有奏效，刘镇华便下令包围西关，西安城四面被围，交通断绝，成了一座孤城。
二、攻 城
此时的城内，国民军总兵力仅有8500余人，且有二、三军之别。为统一政令，5月19日，国民军将领举行军事联席会议，决定取消各部队原有番号，统称“陕军”，推举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田玉洁为副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驻泾阳)，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邓宝珊为陕军总指挥，卫定一为副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设立城防司令部，维持城内社会秩序;设立总粮台统一管征粮秣草料。
5月25日，镇嵩军以猛烈的炮火为掩护，向东关和北关发起猛攻，大批步兵扑向城下准备登城。
守军将士冒着密集的炮火英勇反击，激战五个多小时，敌军因伤亡重大而撤退。
进入7月，镇嵩军攻东关三月不下，便于7月22日晚以密集炮火为掩护，在护城河上架设便桥，集中3个团的兵力、组成300多人的敢死队，输送援兵直到城下，敢死队架设50多架云梯从东北角强行攻城。
当晚，在三意社看戏的中级以上的军官听闻敌军攻城，便离开戏园直奔东门指挥战斗。只听杀声连天，双方战事激烈。杨虎城令营长孙友仁、毋百堂、王集生、薛光汉等率兵分别出东门和北门顺城墙包抄，才将敌军击退。战斗一直持续到23日下午，敌人伤亡很大。
清理战场，只见敌军的数十具云梯上悬有白布裹的各种赏金，千元以上的盖有刘镇华的关防，百元的盖有柴云升的关防。
7月31日拂晓，镇嵩军在东门外的先农坛架设大炮，掩护步兵架云梯攻城，也被冯钦哉率部击退。
此后，镇嵩军虽不时地向城上守军进行炮击，但无大规模的攻城行动，企图把城中军民困死。
8月之后，城内粮食、弹药等物资已经匮乏，守军主动放弃城外阵地。守卫西北角城外镇嵩军某连张连长与守军连长戴万镒部下的杨排长是同乡。张连长便用纸烟、白酒等物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引诱戴连长投降、献城。杨排长三次秘密下城，由张连长引见师长贾济川，并约定时间、地点，准备秘密接应镇嵩军翻过城墙进入城内。
李虎臣、杨虎城等得到消息后，决定将计就计，请杀敌人，并亲临现场指挥。
9月18日深夜，镇嵩军一个旅的兵力来到指定地点，设数十型云梯由张连长带领400余人登城。
守军在城墙守株持免，管城的被活捉，镇嵩军发觉情形不妙急令撤退，守军向城下以手榴弹，枪弹待候，活捉多人，打死200余人，缴获武器600余件。
三、困 城
镇嵩军围城数月多次进行猛攻，西安城巍然矗立，于是，刘镇华下令征调民夫20多万人，于城外四周挖掘宽深各两丈多的深沟，沟边修筑工事、营房，打算长期包围，困死城内军民。
9月22日，李虎臣、杨虎城抽调兵力近千人，从潘家村一带出击，力图打通与咸阳、三原等地的联系，以取得给养。
在李虎臣、杨虎城的亲自指挥下，守军部队与敌军激战三昼夜，终因弹药缺乏、敌军不断增援而失败。
9月26日，刘镇华派两架飞机轰炸西安，并散发传单悬赏:“凡投降者，见官升级，是兵重赏，枪杀杨虎城、李虎臣者各赏五万大洋，献此二人首级者，各赏十万大洋，若不投降，破城之日，放抢七天，鸡犬不宁。”这些手段反而激起了全城军民的守城的决心和仇恨。
西安城被围的前两年，关中及陇东平原连获丰收多年。围城初期，城内存粮查供十万军民半年之用。
五月麦收季节，刘镇华为了不让城内陕军和百姓出城抢收，一把火烧掉城郊麦田一万多亩，不少城内无粮的民众，冒死出城拾麦，遭敌军枪杀无数，令人发指!
西安城被围困日久，城中粮食日益紧缺，粮食价格不断上涨。
七、八月粮食日渐拮据，到了九月下半月，粮食供应几近耗净，且有价无市，很难买到。守军多次武装护送难民出城逃生，但都没有成功。
据说有一商号经理，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就用所有金银财物堆成卧床，睡到上面死去，此人临死留下一首打油诗“没吃活不成，要钱有何用，粮食就是命，饿死是证明”。
到了秋冬之交，难民饿死街头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出现了军队随便到居民家里搜粮的情况，特别是一些不法军人见财眼开，非像即抢，百姓深受其害。为此，守军总司令部布告全体官兵:严禁进入居民家中搜粮，如有违者将严惩不贷。
杨虎城部下的上尉副官赵文魁，在布告之后仍然违反禁令被下令处决，并枭首示众。
守军绝粮之后，李虎臣、杨虎城等将领把自己心爱的坐骑交给士兵宰杀充饥。市民们无以果腹，已经到了“掘鼠罗雀”的地步。
入冬以后，气候转寒，每天都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城中难民，形神枯槁，蜷曲在街道两旁的阶上檐下，奄奄待毙。
镇嵩军把西安围得水泄不通、城内军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之时，此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捷报传来，鼓舞了西安军民坚守西安的决心。
四、援城
围城期间，刚成立两年的中共西安地委展现了出色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魏野畴、刘含初、杨明轩、王授金、赵葆华等共产党人向李虎臣、杨虎城反复宣传坚守西安的重大意义，使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保持一致。妇女协进会王观政、李馥清、彭淑珍、秦德君、王观德、王启珍、刘文德、方鉴昭等党、团员组成的女子宣传队，多次在易俗社剧场为守城官兵演出《车夫婚姻》《天涯姐妹)《花木兰》等剧目。
面对缺粮危机，党组织发动妇女和青年学生组成纠察队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开展自救运动。由妇女协进会组成的请愿团，多次向陕军将领请求为市民和学生发放粮食、油渣。
西安被困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计有5月临潼、渭南等地部分农民反抗镇嵩军征粮派款的“交农”运动;6月至7月，周至全县半数以上的村庄成立“红枪会”，数万农民武装暴动，反抗吴新田部的横征暴敛;10月，蓝田组织的农民自卫军，打垮镇嵩军一个营，摧毁设在狄寨、洩湖等地的粮台，把粮食分给当地群众，扰乱了敌军后方的兵力部署。
岂不知，这一系列农民运动的背后，都是魏野畴、张含辉、侯德普、孟园梧等一批党、团员化装出城鼓动的结果，从外围策应解围城斗争。
西安被围期间，各学校相继停课，大批学生滞留城中。中共西安地委还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名义，向杨虎城申请了一笔经费，在省立西安一中办起暑期学校，共产党员赵葆华担任校务主任。学校设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历史学四个系;王授金、雷晋笙、刘含初、黄平万等共产党员和中共西安地委委员分别担任各系主任和教员。还在暑期学校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扩大党的队伍。
五、解困
西安保卫战，吸引和牵制了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及刘镇华等部主力数十万人长达数月之久，对北伐军在两湖地区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去苏联考察。并宣布取消“国民军”番号，将所部改称“西北军”。5月，冯玉祥在莫斯科会见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得到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人的热情帮助。7月初，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委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前往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国民军，参加北伐战争。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关于“重整国民军，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作好回国准备。
8月17日，冯玉祥、于右任从莫斯科出发，经库伦(今乌兰巴托)回国，9月15日抵达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随同冯玉祥回国的还有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30多名共产党员、乌斯曼诺夫等10多名政治军事顾问以帮助国民军，次日，与先期到达五原的孙岳、方振武、弓富魁、徐永昌、鹿钟麟、宋哲元、石敬亭、李兴中等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在原国民军的基础上组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拥兵五万人。
9月17日，国民军联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会上宣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官兵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北伐战争。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授旗。冯玉祥在誓词中说:“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此宣誓，死生与共，不达目的不止。”誓师大会之后，冯玉祥立即组建总司令部，整编部队。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并代理部长，乌斯曼诺夫为政治法律顾问。，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中央又相继从黄埔军校和北方区委选派了王尚德、刘志丹、方仲如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中帮助训练干部、整顿军队，使国民军联军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增强。
9月下旬，冯玉祥收到李大钊委派共产党员方仲如送来亲笔信函，建议国民军联军南下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冯玉祥随即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战略方针。任命国民军联军驻防陇东的第二师师长孙良诚为援陕第三路总指挥。孙良诚遂率吉鸿昌、梁冠英等部从兰州长驱800余里，10月中旬到达乾县。冯玉祥还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援陕军各部，并悬赏10万元以迅速解除西安之围。
根据邓宝珊和苏联军事顾问赛夫林的建议，决定以迂回袭击西安东郊镇嵩军总部为重点，从西、北、南三面发动全线进攻;11月27日晨，孙良诚下达总攻命令。镇嵩军全线向东撤退，一路丢盔撂甲、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地逃出潼关。11月28日晨，被围困了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
城内军民重见天日。解困后的西安城内，树无皮，草无根，城周数十里内无人烟，凡敌军所到之处，村舍为墟，鸡犬全无，死体遍野，骨暴沙砾。守城期间，死难军民有4万之多。
西安围解后，鉴于西安死难军民众多，除部分草草掩埋外，白骨暴野仍为数不少，由联军总部发起成立“陕西省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决定将围城期间的死难同胞集体安葬，妥收城内遗骨，创建“革命公园”定为葬址，在园内挖起两个墓穴，各深、宽一丈五六尺，一面用来移埋遗骨，一面通告市民，所埋遗骨按男左女右分葬，如愿将亲属尸骨来葬者亦可接纳，掩埋完毕，聚土成冢以志纪念。
2月7日，安葬围城期间死难者的遗骨工作开始，至20日，除自行移至城外的不计外，集体安葬于革命公园者2743人。25日，冯玉祥主持追悼大会，刘伯坚和苏联友人在会上讲话。蒙浚僧代表杨虎城拟一挽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恰是对西安守军的总评语。26日各界开始负土筑坟。为寄托对四万死难民众的哀思，于右任当时赋词一首，题为《中吕醉高歌》:诗云:“名城高挂残晖，燕子犹寻故垒，兵民负土坟前泪，争祭当年饿鬼。
“二虎守长安”是北伐时期陕西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共西安地委的推动和支持下坚守西安8个月之久，以8000多人的兵力牵制了军阀刘镇华的10万军队，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促进了西安地区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形成，推动了西北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迎来了大革命在西安地区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