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起义为历史之最(历史上最惨烈的围城战之

从熹宗天启元年(1620年)九月奢崇明在重庆叛变，到崇祯十年(1637年)春安位投降，“奢安之乱”前后经历了17年的时间。

这是一次由彝、苗族农奴主发动的叛乱战争。

它之所以能鼓动如此众多的人们参加，这和明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有关。

一、明朝统治腐朽，苛捐杂税沉重

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书载“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

……流之脧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

……纵衙隶脧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

奢氏、安氏等土司头目对当地彝苗少数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是极其残酷的。

“水西有四十八土目，安氏而外，沙、杨、潘、陆，皆倮罗裔也。

为黑种，又仲家、仡佬、花苗、白苗、蔡家子、龙家子、六额子。

皆役于土目，佃其田者皆日佃户”。

上面所称的四十八土目及黑种属于农奴主阶级，其余大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农奴阶级，他们是“皆役于土目，佃其田者”的佃户。

他们向农奴主领种土地，忍受沉重的剥削，除了交纳地租外，还有所谓“年例年租”，“岁上牛羊猪鸡”。

遇到农奴主家有婚丧时，“又是纳银钱食物，俗谓之红白扯手”。

二、历史遗留问题

从汉朝到唐宋。

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长期处于中原封建王朝的羁縻制度的统治之下。

羁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势力向中央政府称臣归顺，但拥有完全的自治权。

只是名职位由中央政府设定，世袭的首领由中央政府授予称号。

明王朝与水西、永宁二土司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微妙。

合作、猜忌与防范并存。

在西南，明统治者与土司阶层以及广大少数民族百姓的矛盾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

万历年间，奢氏首领奢效忠后，奢氏陷入了效忠亲弟奢崇明与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争夺战中。

永宁总兵郭成、马呈文竟然利用双方混战之机，派兵趁火打劫，将奢氏积财搜掠一空。而在奢崇明成为代永宁宣抚使后，当地流却以“行堪未定”为由，拒绝承认。

长期高压的政治，使奢崇明日益滋生叛意。

万历末，永宁土司的职号已由奢效忠的侄儿奢崇明袭替。

奢崇明是一个颇有政治野心的人。

由于他出身微贱，以旁支承袭，表面上对明朝吏恭敬，而实际上是暗地里另有图谋。

三、应对后金危机，强行征兵，构成导火索

天启元年，明政府在后金战线上吃紧，要求水西永宁二土司征兵赴辽作战，这成了奢安之乱的导火线。

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明政府拒不发放饷粮，本应发放的40万两饷银也只给了4万两。

重庆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

奢崇明以此为机，扯起了反旗，率领二万徐可求所说的“老弱残”永宁攻占了重庆。杀巡抚徐可求及其它员二十余人，并分兵攻占了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

围攻成都达一百多天。

之后，奢崇明建立大梁国，自号大梁王。

奢，安两氏虽然也有利益冲突（之前奢崇明之子奢寅与安尧臣就有领土之争），但其世代联姻，整体利益是根本一致的。

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刚，其子安位年幼，尧臣妻奢社辉（奢崇明的亲妹妹）摄事。

水西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手中，二人听到奢崇明起事的消息后，没有过多的犹豫，也举起了反旗。

迅速占领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

在西南水西，安氏的影响力量巨大的，此次战乱因为安氏的加入而升级，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

四、贵阳保卫战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安、宋两氏为主的十万兵马包围了贵阳，贵阳被围10个月，几乎陷入困境。

贵阳围城之役是“明史”上的大事件，也是贵州历史上的大事件。

明代天启二年(1622)二月七日,水西同知安邦彦率领十万大进围黔中首府贵阳。

在围困的10个月中,贵阳犹如一座孤岛,外无援,内缺粮食,落入“人相食”的可悲境地。

在贵州巡抚李枟及巡按御史史永安的领导下,贵阳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保卫战,最终使这座历史名城得以保存。

贵阳的防卫及粮储令人堪忧,“城中兵不足三千,仓库空虚”，为了改变困境,李枟与巡按御史史永安采取了四项对策:

一,扩备战,以应危局,为此“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并向云南、湖广借贷四万余两白银；

二,为了粉碎奢崇明向贵州的进攻和渗透,特派遣总兵张彦芳、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等率兵援川。

三、李枟与史永安多次向朝廷告急,朝廷亦催促贵州巡抚王三善驰援贵阳，王三善却呆在湖南沅州,调兵集粮,迟迟不到任。

四、李枟将守分为五支,令提学佥事刘锡元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原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自己防守首当其冲的北门——柔远门,史永安则守谯楼,密切注视城外敌人的动向,观察城内街巷的治安状况,以防内外勾结,乱从内起。

与此,城内的民众为生存计,也组织动员起来,分片据守。

贵阳城始建于宋代,当时为土城墙,后将土城墙改建为石城墙,西南两面临河,北门拓宽至黑石头(今喷水池)。

改建的城池有城门五座:

东武胜,南朝京,次南德化,西圣泉,北柔远；

有城楼五座,小月楼十五座,垛口二千二百四十二个；

又有名曰神机的敌楼一座,南北各有水关一座；

安邦彦的围攻,对贵阳石城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围城的日子里,为了保护自身的财产生命,贵阳士绅民众组织起来,团结在李枟的周围。原四川参政潘润民正在贵阳人家中闲居,这位清面对安邦彦的围城,发动群众堆积炸、干草于城楼下。

随后,他与上任途中回乡省亲的云南提学佥事杨师孔、学周良翰,以及诸生、兵民坚守危城,生与共。

与此,他为贵州巡抚李枟、巡抚御史史永安出谋划策,屡挫攻城叛。　

原广西巡抚王尊德(贵阳籍)之子王孙章痛感贵阳即将毁灭,便担负起保卫家乡的责任。

贵阳的北门建筑在高坡之上,易守难攻,加之护城河沿城墙脚下流过,河岸城外是外来移民的棚户区,无形中成了缓冲地带。

安邦彦攻占龙里后,在水东土司宋万化的引领下,挥师进围贵阳。

对安邦彦来说,贵阳的东、南、西门,不是以河据守,就是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将士把守,惟独坐镇北门李枟是科举出身,毫无作战经验。

喘过气来的安邦彦令部属转攻东门。守将刘锡元借助坚实的城墙和高昂的士气,一次次地粉碎了安邦彦凶猛进攻。

为了迅速攻下贵阳,安邦彦一面派兵不分昼夜轮番进攻,企图以疲劳战来拖垮守。

一面采取了心理战,用鸡鸣狗吠及妇女的哭泣声来瓦解城中民的斗志。

城内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安邦彦见其招均无奏效后,于是又以万余竹笼装土垒成高台,以此窥探城内虚实。

史永安见状不妙,“撤大寺钟楼建城上”,挡住对方视线。

当安邦彦弃笼后,守冲出将其烧毁。

随后,李枟派守多次袭击对方粮道,致使安邦彦惶恐不安,心有余悸。

安邦彦恼怒之余,“尽发城外冢,遍烧村寨”以示报复。

围城久攻不破,使安邦彦十分焦急。

他认为,如果断了驰援贵阳的及粮道,使其外无援,内无粮食,长此以往,城中必然会发生动乱,那时李枟就会乖乖出降。

于是安邦彦派兵扫荡贵阳的周边地区,并扩大战果,占领更多的州县。

在安邦彦围城10个月后,贵阳出现巨大的危机:

城内粮食匮尽,民将城内的“糠、核、草、木、败革”吃完后,人们将目光投向鼠雀。

鼠雀吃完了就易子而食,或吃自己的亲人。

更令人发指的是,张彦方、黄运清的部卒竟然公开“屠人于市肆,斤易银一两”。　

李枟目睹城中惨状,预感浩劫即将来临,为了不使家人遭此厄运,于是“焚书籍冠服,预戒家人,急则自尽,皆授以刀环”。

在朝廷的严令督促下,是年11月,王三善决定以一战。

见部属斗志高昂,王三善便于12月初分兵三路进攻安邦彦。

安邦彦见来势凶猛,怀疑对方有数十万之众,离而逃。

水西失掉主帅,余众退往屯龙洞驻守。

乘胜收复了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参将孙元模、杨明楷连续挫败敌,水西悍将安邦俊中炮身,安邦彦弟弟阿伦被俘。

12月7日,进抵贵阳城下,为时10个月的贵阳之围遂解。

自天启二年（1622年）2月，至天启三年（1623年）12月7日，贵阳解围.历经10个月的围城，城中民男妇四十万饿几尽，仅剩余二万人。

天启三年（1623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后，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合流，与明政府打起了持久战。

期间，奢安借助川、黔边界有利地形，屡屡取胜，贵州巡抚王三善战，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战。

奢安苦心经营，在川、黔两地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崇祯元年（1628年），明政府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头功的朱燮元，总督云、贵、川、粤、湖、五省。

朱燮元花了十年的时间，集五省之兵力，才于崇祯十年将奢崇明、奢社辉、安邦彦斩于水西永宁，再后来，年轻的安位归降，奢安之乱基本结束。

为了平息奢安之乱，明政府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惨重的。

奢安之乱历时十七年，波及黔、川全省。

两地巡抚均于战祸，省府贵阳、成都均长期被困，牵制了明政府西南五省的兵力。

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战事，庞大的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仅天启六年一年的开销为例，一向极为重视北方战事的明政府不得不将最重视的辽东战事的支出由七百七十万两减少到六百八十万两。

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费支出则由四百万两增加到五百万两。

十七年的奢安之乱费开销对明政府来说，可算是不能承受之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