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上历史之最(一门八进士堪称史上最牛！钓鱼岛是
文/许伟君
今年的高考已进入录取阶段，“亿人瞩目”。古代的科举制度和现在的高考制度不可同日而语，但付出的艰辛和奋斗的历程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题记
浙江诸暨高湖沿村余氏家族满门才俊，横绝一时。百余年中，中进士者八人，中举人者十一人；为者二十余人，其中不乏一品大员；青史留名者七人，其中一人单独列传；著书立说者亦二十余人，其中余文仪主修《府志》，其海防篇章节中钓鱼岛相关记述，为钓鱼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法理证据，可谓功德无量之举。
余氏家族在明崇祯至清道光短短的一百七十余年间，被天地灵气所钟，接连出了八名进士，分别是崇祯癸未科余纶、顺治壬辰科余缙、康熙壬戍科余一曜（纶子）、康熙戊辰科余毓澄（缙子）、雍正庚戌科余懋秉（缙孙）、乾隆丁己科余文仪（缙曾孙）、余斌（纶曾孙）、道光己丑科余坤（缙六世孙）。，同期前后，高湖余氏家族尚有举人十一名。
弹丸之地，乌衣之家，百年时间里，一脉书香绵延不绝，一个又一个的读书人走出村落，登上科举之巅，代代相继，结聚成一个数量可观的文人集团，亦亦儒，著书立说，递诞出一个令人侧目的诗书门第。草泽白屋，接二连三地走出一位位公卿。都说富不过三代，无形的文化传承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不但在诸暨是一个奇迹，在全国也算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
高湖沿村算不得鱼米之乡。此地原先系低洼川泽，若非万历间刘光复建闸疏浚，便是一片难以安居的苍茫水国。
南宋之际，余氏先人自龙游迁居于此。时至今日，族人仍以先祖余端礼为豪。余端礼乃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庆元间拜丞相。高湖余氏的液中，本来就流淌着读书人的基因，但这并不能算作余氏进士集团成功的全部。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高湖余氏一门八进士现象？八进士门第又潜藏着怎样的家族风云？
带着这些疑问，我走向了高湖沿村。如今的高湖沿人丁兴旺，村子显得有些拥挤。数百年过去，昔日的浮华早已落尽，在众多现代建筑的包夹之中，一座老式建筑悄然隐身其间，多少有些落寞，有些逼仄。
它便是余纶、余一曜以及余缙、余毓澄两对父子的宅第——宏恕堂。当年，这里曾经“东面有流水相绕，对面有青山相望”，空旷开阔而富有诗意，正是读书的好地方。
宏恕堂亦名御史第，系余缙建于康熙年间，当时他正在河南道御史任上。新编《诸暨县志》说它乃明代建筑，恐非甚妥，以明式建筑谓之，或许更好。这幢房子后来被人称作进士第，大约缘于它的四个主人——余缙兄弟子侄都是进士出身。
宏恕堂坐北朝南，现仅存大厅及东西厢房，有点三合院的样子，其余室庐已毁于太平之手，非复当年恢宏模样。
宅邸为九檩硬山造小式建筑，明次间抬梁，穿斗式结构，大厅五开间，通面宽二十四米有余，进深近十米，覆盆柱基，鼓形顶石，青砖铺地，花檐滴水，当年的彩釉金顶修复后已被寻常瓦片取代。
我在高湖沿村口，询问一位中年村民，他并不知晓余缙家族的详细事迹，只知道那是祖上一户宦人家，出过许多大，得知我慕名而来，要去观看进士第时，立即与其儿子驱车为我引路，所以没费多少周折就直达目的地。
现存的进士第于十七年前修缮，为县（市）级文保单位，平时不对外开放，由村委负责管理，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既看不到宅第内铺地的青砖，也看不到厅堂中高悬的匾额。
站在宅邸之前狭弄中，由于没有回旋余地，我甚至无法用广角镜拍下它的全景，只感到一种时空停止甚至倒回的宁静，但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包括余缙兄弟在内，眼前这扇紧闭着的木门，如何不间断地走出了二十余位知县以上的儒，其中余文仪乃当朝一品大员，这是何等显赫的门第！
进士第仿佛一位沧桑老人，睿智却又无言，独自沉默于天地之间。我在陪同的族人嘴里掏不出高湖余氏人才辈出的缘由，重修的碑记里也找不到余氏家族的兴盛原因，只有映入眼帘的那副门联隐隐约约地向我传递着某种信息一卷家训诫裔人宏箴铭百代，两方匾额彰门第恕道志千年。
又有热心的族人将我们引导至村部，在那里我见到了正在修家谱的余孟根老师。
家谱是一个家族之“《国史》”，修谱是一件正儿八经的大事。我向他请教了余氏家族的一些问题，他对我提出进士第属于清代所建的明式建筑表示认同。他知道绍兴人张岱与余纶的曾孙余斌是姻亲，当他表示找不到先贤余缙的人物图像之时，我建议是否可以去张岱所撰《越中三不朽图赞》里面试试，书上载有不少越中先贤的图像和事迹。
余缙与余文仪，乃余氏家族最著名人物。一个《清史稿》单独立传，属于名垂青史的人物；一个八渡重洋，巡抚，至刑部尚书加太子少傅，乃家族科举仕宦之巅峰。
细数余氏家族历史，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还真不少八进士。这个家族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觉得八人金榜题名，入席朝廷琼林宴，可列第一。这份荣耀出自皇上之手，无上光荣。按古制，殿试钦定考生名次之后，皇上要赐宴琼林苑，宴请新科进士，唤作琼林宴，这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发明，后成惯例。
“五圣命、二匾额、一方志”浓缩了这一“八进士、十一举人家族”的全部荣耀和丰功伟绩。
五圣命出去做，传统上视作光祖耀宗的事。做了以后，功绩卓著，政声斐然，皇帝会以文书的形式赐封其本人及其家属，授予爵位名号，有的还可以世袭罔替。乃是朝廷笼络员替其卖命的有效法宝。
余氏家族历史上，这样风光的事情发生过五次河南道监察御史加二级余缙父母敕命一道，湖广常德府龙阳县知县余毓澄并妻敕命一道，江西广兴府玉山县知县余毓浩并妻敕命一道，浙江杭州府学教授余懋棅父母敕命一道，朝议大夫四川雅州府知府署建昌道余坤祖父母诰命一道。余氏家族不但进士辈出，而且代有好。不难看出，封赏有敕命与诰命之分，乃阶不同之故，五品以上曰诰，六品以下曰敕；封赏对象不同，也是阶不同之故，按大清制，一品赠封三代，二品、三品赠封二代，四至七品赠封一代，八、九品止于本人；正从三品，祖母、母、妻，各封赠淑人。正从四品，母、妻，各封赠恭人。
二匾额进士第厅堂里悬挂两方匾额，大有来头。一方即宅名宏恕堂，本为弘恕堂，因避讳高宗弘历之名而易弘为宏，相传为刘墉所书。他可是乾隆爷时的宰相，还是大书画家，由此也可以推断，此匾额乃余文仪请刘墉为其祖宅所书，两人均有缘翰墨，同为乾隆皇朝股肱重臣。
另一方为“柱史第”匾额，位于宅邸照墙门顶，相传为乾隆皇后所赐，下衬石雕荷花柱五支。柱史即柱下史，乃御史别称。这方匾额的后面，藏着一个家族的生劫难。
康熙七年，余缙正在河南道御史任上，回乡途中得知镇守浙江的满族人哈提督胡作非为，强民女，草菅人命，百姓敢怒不敢言。
尽管面对的是皇亲国戚，也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作为钦差御史，职业本能使然，他还是毅然决然予以上疏弹劾。
这一年，雄才大略的康熙面对不可一世的鳌拜，虽然大权旁落，暗地里却忙着给他下套，拉拢三大满清家族势力，共同铲除鳌拜。收到余缙的弹劾奏疏，清圣祖也许担心影响好不容易结成的“统一战线”，不禁勃然大怒，余氏家族命悬一线。
幸亏皇后赫舍里深明大义，知道余缙乃顺治帝时的良臣，遂立马求助孝庄太后。老奶奶闻讯后，即刻找到康熙，要求孙儿改变决定，查处哈提督。第二道圣命快马加鞭发出，也是余缙家族命不该绝，追上第一道圣旨时，已至诸暨附近。
危机解除之后，皇后还亲赐“柱史第”匾额，再予抚慰。劫难过去了，话又说回来，余缙号称“铁面御史”，以廉直能言闻名，得罪几个人乃属家常便饭，所以他未能如其曾孙余文仪那般，耄耋之年尚能身居高位，五十七岁之际，就早早致仕回乡，也未免是件坏事。余缙的那些奏疏，全部收录在《大观堂集》里面。
一方志乾隆二十五年，余文仪由漳州调任知府，经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的人文、地理、风俗、物产等全面了解以后，决心重修《府志》，成为历史上第七位替宝岛修志的人。余文仪主修的《府志》二十六卷，被后人称为《余志》，是其中公认的比较全面和权威的一部方志，为后世更好地认识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为清政府强化对台管辖、巩固海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余文仪所著《府志》为我们今天确认钓鱼岛属于中国奠定了法理基础，其中海防篇记载“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崇爻之薛坡蘭，可進杉板。”还特别注明这段话来源于前巡台御史黄叔璥所著《赤嵌笔谈》，使钓鱼岛很早以前就属于中国管辖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它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神圣领土，日本右翼的一切叫嚣都是徒劳的，真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余志》于乾隆二十九年成书，余文仪也被清廷擢升为道员，不久又提任福建按察使。余文仪治台期间，革旧鼎新，惩处贪，免除徭役，休养百姓，还用有限的资金新建海东书院，自己却在破旧的署里办公，受到了百姓的拥戴。出现政通人和的局面。
透过进士宅邸门联的背后，来探求余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不难发现一种特别的家族文化。
世界上好多东西都是可以遗传和继承的，文化便是其中之一。文化饭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吃就是一千多年，直到民国方休。余氏家族文化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第一乃耕读理念。村中有余氏祠堂，早先作为家族政治文化中心，族人的重要事件均在此上演。五开间的排场，厅柱合抱，雕梁拱斗，仍可以想见当年盛况。祠堂的侧墙上，挂有书法作品，内容有点族规意味，其中“天下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等语。看到了余缙所撰的《侍御史家训》——即进士第门联提到的“一卷家训”，才知道这段话的出处。
这卷《家训》便是传家之宝。余缙家族在清朝初期到中期，一直保持着名门望族的地位。读书被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家训》告诉族人，“读书起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和睦齐家之本”，读书做，不辱祖宗，成为余家后人的终极理念。耕读传家乃其第一选项，耕可致富，读能荣身，余缙家族焉能例外？
第二曰恕道思想。余氏家族的传家另一法宝——“恕道”两字。恕道的出典，在于孔子与之其弟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曾问道于孔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并为它做了注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恕道，即忠恕之道，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中庸之道。
恕道成为余氏族人的行为规范，从余缙到余文仪，一个个在家修身养德，做为政以德，莫不洁身自好，爱民如子，事君以忠，事亲以孝，所以才有如此令人敬仰的纯正家风，才有大清朝廷的一次次皇命嘉奖。
第三为立言情结。立德、立功、立言，乃自古以来儒家之最高理想，也是三不朽事业，说白了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立德乃余氏立身之本，这种思想贯穿在整卷家训之中。为国家、为百姓做事立功，也是他们读书致用的最好证明，余文仪曾八渡台海，他的《自题凯旋图》诗曰“鲲身鹿耳八扬滔，擐甲乘风亦自豪。要与庐阎安衽席，敢辞溟渤涉波涛，烟开云母腾铙吹，日射鲸文耀剑韬。闻说姚施多伟绩，指挥谈笑敕勋高。”不但充满为国任事的豪情，也可以读出对姚启圣、施琅平台“伟绩”的向往，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怀驱使，才让余文仪在任上有所作为。
如果翻开余氏族谱，你会发现他们最深的情结却是立言，除了读书，还要著书。余缙之《大观堂集》，余懋秉之《东武山房文集》，余懋杞之《楫山楼集》，余懋樯之《枫溪诗集》等等，著作合计几十种，洋洋大观，满门风雅，家学渊源，令人叹服，这与每代都有人高中及第，都有人出去做，是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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