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历史之最是什么(【说历史】光绪之*（九）
黄粱一梦亲政梦与自强梦
一代名将叶志超在朝鲜落了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下场，日主力陈兵鸭绿江畔，大有豪取辽东之势。光绪皇帝的亲政团队本来计划打一场有限度的维和战，没曾想一个月功夫竟打成了卫国战争。
淮已经不可靠，辽东再守不住，我们就要亡国灭种。皇帝急发谕旨，调全国队入辽东参战，奉调队有奉、盛、毅、希字、仁字等等番号一大堆，加上原有淮共80余营近6万人，由四川提督宋庆替换叶志超出任前线总统，两江总督刘坤一取代李鸿章就任钦差大臣节制全国队，中日甲午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老将宋庆久历行伍，先从李鸿章剿捻，后随左宗棠征西，战功赫赫，两次被朝廷赐号“毅勇巴图鲁”和“格洪额巴图鲁”，比叶志超还多了一个“巴图鲁”，来头自然不小。并且宋在湘、淮两系都混过，人脉关系盘根错节，出任前线各路神仙总指挥，可谓众望所归，皇帝在用人上无可挑剔。
而刘坤一乃湘宿将，是曾文正公办团练时就入伙的原始股东。作为日暮西山的湘集团一个大佬，刘坤一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并始终致力于恢复湘昔日之荣光。淮惨败于朝鲜，刘坤一一口气上了二十多封奏折弹劾李鸿章，要光绪欲振朝纲，必治国蠹。眼看日大举犯境，大清国风雨飘摇，刘坤一更是急的上蹿下跳。湖南人自曾氏领兵起，就养成了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湘人不倒，华夏不倾”，“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等等……简单概括意思就是，淮不行，你们都不行，只有我湖南人才行。
光绪皇帝一琢磨也觉得很有道理，老贼李鸿章误国误君，万难辞其咎。国难思良将，曾公虽，湘人犹在。
于是朝廷谕旨湖南巡抚吴大澂帮办营务，即刻组建湘赴辽东参战。湘从何而来？当初曾大人挥刀自宫，裁了个干净，就没给自己留下一点念想。目下只有二十年前随左宗棠西征的楚尚余5营约2500人，由湘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统领驻防西北，号为“老湘营”。不过吴大澂的练速度超乎朝廷意料，皇上圣明，终于想起了我们，历史证明，只有湖南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拯国家于危亡。无湘不成，无数湖湘青年从山野沼泽之中走出来，经简单训练，先期编成6营3000余人，号为“武威”。新老两支湘，承载着湖南人炽热的期望，一从西北开拔，一从湖南出发，万里赴戎机。
彼时辽东前线的日，再度突破清鸭绿江防线，占领九连城、安东县、大东沟、凤凰城，深入辽东腹地。而其国内刚征发的一个野战师团，由海联合舰队运抵花园口登陆，一举攻陷旅顺要塞。旅顺这个号称“远东第一堡垒”的事要塞陷落，使辽东态势陷入全盘被动，清被迫后撤两百余公里，固守海城、营口一线。
这个时候，从湖南跋山涉水而来的“武威”6营，刚刚进入海城牛庄休整。牛庄是辽东清辎重所在，日一个师团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秘密绕开前线清防御突袭牛庄，捎带着把“威武”包了饺子。牛庄被围，各部清竟无一人敢救，只有李光久率“老湘营”5营回身驰援，李部孤深入，又被日围困在牛庄外围，里外不能呼应，战一昼夜，两皆亡，李光久仅以身免。湘，这支纵横晚清四十余年的地方武装，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湘昙花一现，日即将关闭辽西走廊，辽东清战意皆寒，已不能为宋庆所节制，六万大争前恐后向山海关方向溃散，沿途遭多路日纵马截杀，逃回关内已不足万余人。
辽东一战，大清陆精锐皆丧，而海方面，日以旅顺为跳板，登陆胶东半岛，直附威海卫要塞之侧背。北洋水师无法突破日联合舰队海上封锁线，被困绝于港之内，日攻陷要塞炮台之后，调转炮口，利用清遗留的炮弹向港之内密集齐射，为慈禧太后六十华诞奏响史上最昂贵的皇家礼炮。浓烟滚滚之下，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服鸦片自杀，北洋水师全覆没。
仗打到这个份上，光绪皇帝彻底没了主意，一贯上蹿下跳的翁同龢与刘坤一也不敢吭声，日据辽西与山东，取京师如探囊取物，大清国就要亡啦。
皇帝去颐和园请亲爸爸出面，亲爸爸请老情人恭亲王出山，恭亲王又起复李鸿章，李中堂遍乞美英法德俄居中斡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及澎湖列岛，赔偿日本白银2.3亿两。当时清政府一年总收入大概8千万两，而日本政府约为5千万两，人均产值是清朝的10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战败不是没有道理。
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心里很清楚甲午战败的责任不在皇帝，皇帝在一系列战争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心浮气躁、进退失据，又使她深感忧虑，自己亲手调教了20年的皇帝，恐非中兴之主，难以驾驭大清国日沉西山的艰难局面。尽管皇帝雄心勃勃地提出一揽子变法图强方案，试图扭转朝政、革新吏弊，甚至罢黜帝师翁同龢，转而启用举人康南海这样出格的行为，仍很难触动太后。整个新政过程中仅仅只有一件事情吸引了慈禧的注意力，那就是皇帝召见从朝鲜归国的袁世凯，意图编练新。
甲午一战证明，淮、湘以及各路练都已是昨日黄花，无可能支撑住帝国的国防，新必须完全按照西式装备编练，并使其成为真正听命于皇帝的王师。俗话说“千易得一将难求”，长期担任总理朝鲜通商事宜大臣的袁世凯，正是皇帝最中意的人选。袁家祖孙三代，世受皇恩，袁世凯久历旅，又长期周旋于日本与朝鲜之间，胆识过人、机敏老成，在国朝新一代年轻员中可谓凤毛麟角。
袁世凯后来曾多次回忆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他的情形，皇帝年轻俊秀、气质儒雅，与其谈论列国政治事制度和日本明治新政，皆颇有深刻见解和研究，两人畅谈良久，皇帝咫尺天颜，竟宛如同志故交，令袁终身难忘。
但袁前脚刚出皇宫，后脚就被太后召至颐和园，太后开口就问，皇帝召见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尽管屋子里鸟语花香、暖意融融，太后说话亦如春风沐雨，袁世凯自恃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此时仍控制不住地浑身颤栗，头如捣蒜，待出来时，浑身袍已被冷汗浸透。袁世凯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做权力的威严，也彻底明白了谁才是大清国真正的主人。假使后来慈禧不，借袁十个胆子，恐怕他也不敢在朝堂之上跪请太后懿旨颁布《清室退位诏书》。
大清国到底是家底子厚，破船也有三千钉，新说练就练，武器装备全部购买德国最新款，并按照德国陆火力标准进行配置，就连日本人看了都要眼馋。新置于天津小站，由时任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全权负责，先期募勇3000余人，后增至1万，教选用法、德籍现役，步骑兵战术动作完全执行欧洲陆操典，历时两年有余，号为“北洋新”。
与此，光绪皇帝的新政业已进入改革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