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之最大雨(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水灾：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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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好多人都不曾记得，中国曾经在1931年发生过20世纪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大洪水，也是如今为止，世界记录最大的水灾，亡人数更是创下了记录，多达40万到400万之间，至今都未被超越。

1931年，中国大地尤其是江淮大地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其涉及地区广泛，根据当时的政府报社统计结果，认为此次洪水有16个省份受灾严重，相当于半数更多的中国国土被洪水所淹没。其受灾总人口计五千多万，有40多万人亡，受灾农田近1.5亿亩，而在人口集中的相关城市灾况更显惨重。对这次灾害，时人有“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之谓。

一、暴雨连连造洪魔

《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中，对这年江淮流域的“雨情”有较详细的统计和叙述，概况是这样的降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6月28日到7月12日，为时大约半月，许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过200毫米。第二个阶段为7月18日到28日，历时11天。不论是近江还是离江较远的一些地方，都留下连降暴雨的记载，譬如安徽的安庆“连日大雨如注”，铜陵“急雨倾盆，连绵十数昼夜”……第三个阶段为7月底至8月15日，此期主要雨区北移至黄淮之间和汉水下游，有山东平阴两天雨量约达370毫米、湖北钟祥三天雨量达250多毫米的记录。

二、灾情

正是由于洪水超量，江淮地区江河湖泊堤防多处溃溢。长江干流自湖北石首至江苏南通段，其间堤坝溃决、满溢就达354处之多。南京以上水面宽10多公里，九江附近达30多公里，而武汉至湖南境内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城陵矶，更是一片汪洋，仅见少数山岳露出水面。

1、武汉。

武汉三镇，是万里长江上的一大锁钥，有“东南枢纽，八省咽喉”之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当时这里，完全成了一片泽国。李文海、程歗先生等人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对该地当时的灾情惨状作有这样的描述“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两千多只小船在市区划行。

再加上武汉自古就是四大火炉之一，天气异常炎热，许多人畜尸体发出阵阵恶臭味，加剧了疾的传。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由于当局的不作为，武汉的救助行为基本上只能靠自救。

据统计只有2200多只游船在武汉市区范围游弋，这对于拥有78万人口的武汉来说，太过于杯水车薪了。

从武汉被淹没的8月15日算起，到洪水彻底退去的12月26日，武汉被洪水侵蚀了整整133天。

单单武汉一地，直接丧命于洪水的人口，便多达32605人。

二、安徽芜湖。

安徽芜湖灾情之惨可以说能与武汉相媲。同是《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描述这里“四处汪洋，不分畛域。市区内河南岸水深丈余，北岸也有五六尺”，“最繁华的中山路上，大水越过了中山桥顶，上面可以推舟行船。沿江招商码头和附近的民房只有尺许露出水面。北平路陶沟一带变成了港湾，帆樯如林。两千多只小船、盆划行在市区”，“许多灾民栖息在房顶上，上有倾盆大雨，下无果腹之粮”，街上到处都有“小孩卖了，谁要小孩”的呼叫声。据当时报载，“城区房屋倒塌，庐舍飘没，江面船只被风击沉”，仅8月26日早晨，因“圩堤续溃”溺毙者就有4000多人。至于其城乡灾民，多达41.8万余人。

三、河南省。

河南省灾情尤其严重。由于境内雨量过大，淮、黄、汉诸水系及其支流纷纷泛滥，全省87个县受灾，灾民950万人，亡11.4万人，淹没农田3015万亩，经济损失2.67亿元

确山县山洪爆发，平地水深丈余，淹2950人。遂平县沿河决口78米，溺毙2241人，环城30里尽成泽国。汝南县洪水漫溢，平地水深6尺余，亡8596人。邓县亡21400人，唐河流域亡2710人，南阳地区亡5800人。

三、事例

且看这样一个事例有户王姓人家，听到湖堤决口洪水来袭的消息，全家遂向高处奔避。丈夫抱七岁的大儿子，妻子抱四岁的小儿子，6岁的女儿跟随，行动难以快捷。大水涌来了，慌乱间丈夫扔掉抱着的大儿子，并催促妻子也抛掉小儿子快跑。妻子不忍，丈夫便上来夺下，小儿子大哭着紧抱父亲的脖子不放，全家人撕心裂肺地哭成一片。这当儿，洪涛卷来，顷刻之间就把这一家人吞没了。

后来当其尸体被捞获时发现，幼子与父亲仍相互紧抱着。多么凄惨之事！那个紧急之下先弃一子的父亲，在被幼子紧搂脖项而最终一同溺亡前的关头，想必经历了因先抛弃一子而致极其痛悔、自责的心理折磨。这一家五口的难的场景，只是许许多多的“黑镜头”之一吧！

四、救灾。

此刻的中国，近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被大雨所冲刷，其降水的持续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不断持续的水灾给受灾的百姓，不仅在物质上备受打击，还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地打击。国民政府积极进行灾前动员，并将此次水灾认定为“国难”。

随着灾难规模的扩大，南京政府成立了国家抗洪救灾委员会（NFRC），由宋子文主持。救灾委员会聘用了中外专家，可以说这一次国民政府的阵容非常强大。在当时日常救灾工作中，尽管宋子文仍然是救灾委员会的名义负责人，但实际上大部分责任由英国难民专家约翰·霍普·辛普森承担，由国际联盟协助救援工作。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内战，这时候谁还去管这些灾民的活？更不要说还有什么能力去救灾？宋子文最终不得不以发行公债来解决救灾，而对于江南灾民们的救济，南京政府仅仅是每家象征性地发了六角钱赈款，对于灾民们这一点点钱不过杯水车薪。

除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受洪涝灾害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此次大水灾的经历，积累了不少救灾的经验。当地政府对灾区进行施粥行动和，来减少广大灾民的饥饿而亡的风险。

并发动非灾区的群众，进行募捐等互帮互助，帮助灾区人民挺过难关。大力兴修水利，开展防疫防灾的活动等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切努力，都取得了效果非常良好的结果，也顺顺利利的帮助灾区人民度过了难关。

现在回首过往，仍然心情难平！只愿今朝我们能够未雨绸缪，将更多的灾祸给扼杀于萌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