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2年，广东省汕头地委大礼堂内挤满了群众。只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大礼堂正中央，一位身穿中山装却手戴镣铐的人的身上。他叫王仲，是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因贪污罪被告上法庭。

王仲

经过法院对王仲的审问，根据其罪行和认罪态度，法院判处其刑。王仲听到这个判决，脸色大变，当即提出上诉，但经广东省高级法院终审定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仲一案受到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有人向他为王仲求情，他说“王仲的行为不可饶恕。”王仲到底犯了何罪，为何陈云不肯从轻处理？

因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走上犯罪道路

被执法人员押送到台上的王仲，身穿中山装，他头发乌黑浓亮，长脸直鼻，从面相上看不出他是作犯科之人，反倒眉宇间透露着威。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犯罪的道路的？

王仲是天津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王仲被转到地方工作，参加土改后担任过区委委员、区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务。1976年，王仲被派到广东省海丰县工作，任书记一职。

王仲

海丰县地处三地交界处，历来是一个穷地方，组织派来的领导班子一茬接着一茬，但就是没人安心工作。“帅不升帐，将不出工”，整个县委大院找不出认真工作的人，就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初来乍到的王仲也渐渐迷失了本心。

参加工作几十年，王仲或许也曾真心为人民做过好事，但随着改革开放，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王仲内心的贪婪被勾了起来，他逐渐迷失在金钱的陷阱里。

说来也非常可笑，王仲最初走上犯罪道路，只是因为一台电视机。

1979年秋天，海丰当地一位广员双亲在香港，他申请去港，但经过批准还需要一段时间。为尽早与在香港的家人团聚，这位广员准备找关系走后门，他先是经过村干部认识了王仲，又认识了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和儿子王建成。

王仲

和陈巧兰混熟后，广员问陈巧兰“你家里有没有电视？”陈巧兰哪知道这是在试探她，张口就说没有，广员听后心里有了底，第二天便约出王建成到汕尾至海城公路的一个地方，当即买下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送到了王仲家。

在那个年代，家里要是能有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就是当年的“万元户”，对于普通人家来说，购置这样一台电视机是一项巨大的开支。面对只要利用职权就能得到的东西，王仲心动了，他立马答应了下来，把广员出港的申请报告批给公安局，并收下了礼物。

最初，王仲做贼心虚担心会被发现，发现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时，便大胆起来。不久，海丰的一名教师想提前办理一家5口去香港的手续，给王仲送了一台彩电和一台收录机，他也照单全收。

这几次先例，成为了王仲贪污受贿的导火索，此后他多次向县公安局下“指令”、批条子，帮助行贿的人积极活动，犯起罪来更加肆无忌惮。

一次，王仲竟然主动向一个港商的家属提出，可以为他们办理去港手续，条件是送他一个电冰箱。事情办成后，王仲还不满足，1981年他听说自己要调离海丰，便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婿到深圳，向港商索要到一台彩色电视机。

后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脉络一下子被打通，王仲担任了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据当时媒体报道，王仲极度关注海上缉私艇查获走私船只的情况，他即便在家休息，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在不知情人看来，还以为王仲是一名严查走私的好，谁能想到，他每次赶到现场，竟是为了肆无忌惮地挑选缉私物品，把可以卖到大价钱的东西拿回自己的家。一度发展成，他的妻儿也仗着他家的势力，公然搬运缉私物品，再通过倒卖来赚钱。

王仲经常以各种借口，光顾缉私仓库，对查扣的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等物进行私吞。王仲的欲望越来越无法满足，他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甚至肆无忌惮到明目张胆地做这些事情。

很快，他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王仲行迹败露，停职调查

1980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达到了高潮，查获的走私货物堆满了整个汕尾镇。王仲在这个时期内收敛了大量财物，缉私仓库成为了他的藏宝库，大批的电视机、收录机、手表、布匹、家具、品等等都进了他的口袋。

各种物品琳琅满目，王仲钻到仓库，想要什么拿什么，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

这年7月，公安部门又截获了一艘巨大的走私船，王仲很快就得到了消息，连夜赶到现场，到处翻找，他将一堆东西转到自己的车中，回到家中和妻子一直处理到天亮。

王仲

仅王仲一人，前前后后在汕尾镇缉私仓库中拿了手表180多块、收录机8台，还有其他各种物品。王仲带头私吞，严重带坏了海丰县风气，沿海的走私非但没有得到改善，还更加恶劣，被腐坏的干部不作为，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一时间海丰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私活市场，甚至有人讥讽地将海丰喻为“远东的国际市场”。

海丰臭名远扬，群众纷纷写信检举揭发，陈云先后派去100多人的检察人员调查。但王仲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非常擅长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且擅长邀买人心。

一次，王仲到汕尾镇缉私仓库拿走71块手表，一时间心情非常愉快，便拿出“梅花”表和“英纳”表各4块，对仓库人员说“你们辛苦了，每人奖励两块。”

还有一次，王仲又拿了13台三洋牌收录机，给在场的工作人员每人发了一台，他自己也拿了一台。有些人犹豫不敢要，他就拍着胸脯说“怕什么，这是我奖励给你们的。”

更有一次，王仲来到一个堆满衣服的仓库，明目张胆地说“你们都来拿一点儿，我拿县里的百分之六十，你们拿百分之四十。”当时里面有三个工作人员非常得王仲的赏识，王仲调离海丰前，特意给他们每人一个招工名额，并非通过正常渠道提拔，此事遭到群众抵制，才没有得逞。

除了私吞缉私物品，王仲还利用自己的职权把家人安排到重要岗位，拉着家人一起违法犯罪。

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原本是在潮阳县工作，1958年的时候自动退职，到海丰后，王仲不仅让妻子恢复职务，而且还把她安排到县文化馆当副馆长，后来调到汕头地区民政处工作。

他还把他的子女们安排在政法部门，并很快就都转为了干部，一家子成了“政法之家”。但实际上，王仲一家是“犯罪之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私吞大量财物，知法犯法，他们的家就是一个贩卖市场，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做走私交易。

，王仲与家人这种视法律为无物的人，迟早会迎来群众的审判，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即将被揭露在世人面前。

时间来到1980年1月，王仲的儿子王建成准备将私吞来的货物运往潮阳峡山，不料在过海丰县海城镇工商管理所的检查路卡的时候，被负责人查获。私货有手表132块，以及大量的进口衣服、布料、家具等。

王建成的货物被查获的时候，王仲正在广州开会，他听闻此事后，连夜赶回了家中，与家人商量对策。思来想去，王仲计划让儿子将计就计，把私吞的物品运到汕头，按照被检查过的票据卖给有关单位，再折回潮阳，把检查情况向贩私分子串供。

但这一次，王仲的犯罪事实没那么容易掩盖过去。1980年3月，上级机关终于找到了他犯罪的蛛丝马迹，汕头地委作出决定，责令他停职交代问题。

，王仲自认为自己掩盖得很好，他拒不交代问题，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利用亲属转移赃物。为他窝藏赃款的亲属共有十几人，检察机关在破案过程，从他的亲属家中查获了价值4.5万元的赃款。

在检察机关调查的过程中，汕尾镇缉私仓库保管员王泗吉，向办案机关提供了两个账本，一个是记录所有物资出库的，一个是凭记忆制作的账本。

由于王仲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定期地从仓库中拿各种物资，王泗吉提供的账本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账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王仲共拿走128块手表，为了验证是否属实，办案人员一一与账本里记载的其他拿走物资的人进行核实。经过调查取证，王仲领取物资与小账本的记录吻合，并且有人证实见过王泗吉用盖章本进行登记。

据当时审理王仲案的助审员陈石波回忆，他们在收集王仲犯罪的证据时，从汕头公交总站坐车去海丰县要一整天的时间，因为是土路车开不快，一般当天去，再到第二天开展工作，但只要收集到新证据，他们就立刻出发。

经过广东省检察院、汕头地区检察分院立案侦查，掌握了王仲大量的犯罪事实。1982年8月，广东省检察院汕头地区分院依法批准逮捕王仲，并于1982年2月，将王仲一案诉至广东省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法不容情，陈云亲自批示

王仲被捕后，检察机关人员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王仲家里各种物品琳琅满目。据统计，他在1979年9月到1981年7月，索贿受贿主要来自港商和申请赴港人员，一共收受电视机6台、收录机2部、电冰箱一台，折合总金额在11000多元。

1980年7月到1981年8月，王仲开始担任打击走私指挥部总指挥，他开始利用职权私吞大量的走私物，一共侵吞手表233只，收录机17部，电视机一台，电风扇两台及其他物品，折合总金额高达58000多元。

这个数字放到现在来说并不算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绝对非常触目惊心，要是拿当年普通干部的收入比较，恐怕需要一个干部100年的工资。

据《人民法院报》报道称，开庭前，法先后对王仲进行了6次讯问，王仲极不配合，对自己的犯罪事实矢口否认。面对铁一般的事实，他也装作不知道，不了解来逃避事实。王仲声称，一部分物资是代上级机关领导买的，另一部分是自己买的，只是由于当时没带钱所以就先记账了，后来让女儿给了部分钱，剩下的钱还没来得及给。

在进行第四次讯问时，王仲承认了自己在前面的供述中撒了谎，但对大部分犯罪事实还是不肯承认，认罪态度极其恶劣。

陈石波回忆，当时他们告知王仲，根据刑事诉讼规定，即使被告人不肯承认，只要有证据同样可以定罪。但王仲仍不知悔改。

王仲之所以不承认，说到底他还是有些侥幸心理，他以为自己将赃物转移到亲属家里，与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调查人员就找不到证据，也就无法定他的罪。，在讯问完他之后，调查人员便对他的妻子陈巧兰进行了提审。

那段日子，调查人员吃住在潮州，19天提审了陈巧兰26次，通过耐心释法，用查实的证据击破陈巧兰编造的谎言。终于，经过调查人员的不懈努力，陈巧兰承认了王仲贪污受贿的事实，并交代了赃物的藏匿地点。

陈巧兰的口供，是破开王仲案的关键，案件也得到了进展。

1982年9月15日，王仲案开庭，由于当时法院没有法庭，一般都是在广场开庭，考虑到王仲案的社会影响，旁听人员多，法院决定在地委的大礼堂开庭。

庭审并不顺利，一直持续了两天半，旁听的观众越聚越多。在众目睽睽下，王仲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矢口否认。

9月17日上午，庭审进入辩论环节，就在这时王仲心脏突发，法宣布休庭。由于王仲的身体原因，案件一直僵持到12月才开始第二次庭审，当晚，合议庭进行合议。

根据1979年的刑法规定，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国家公共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将判处无期徒刑或者刑。在1982年通过的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贿赂的，若能在5月1日主动投案，可以从宽处理。

，王仲的犯罪情节极为严重，认罪态度又极为恶劣，合议庭经过商定一致认为，王仲身为县委书记，目无国法，罪行败露后顽固不化，还试图销赃，应判处刑。

1982年12月21日，广东省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判决书，在庭下的王仲听到判决结果脸色大变，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仲此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他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他或许根本没有预料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

王仲案将近尾声时，有人向陈云求情，说王仲是老同志，曾为党作出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处理。但陈云说“王仲的行为不可饶恕，在改革开放和关键时刻，一个地区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严肃处理，对改革开放是无利的。”

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五花大绑送到了公审大会上，大会有17000民众参加，现在可谓人山人海。随着公审大会结束，王仲由多名法警押到了刑场。一声枪响过后，王仲应声倒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王仲的腐败行为是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枪决的县委书记。

当时中国刚刚从一个风云时代中走出来，急需进行经济建设，在这个紧要关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一些干部仍带着旧风气，他们滥用职权，以公济私。王仲就是在这种不正风气的引导下，贪污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的人都云集到了港口，广东海丰县、汕头地区对外交易越来越多，王仲就是在这个时候失去了本心，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他曾对看守人员说，他是1947年参的，天津解放的时候任排长，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苦，更不怕，但自从转业之后，各方面条件好了，他反倒变得自私自利了。

王仲说“社会的大环境在变，自己也在变。想要升发财的时候，巴不得领导家里出了红事、白事，这时给领导送红包的机会就有了。有了权之后，就会想着利用自己的权利搞一点儿东西，人呐，就不能有私心。”

这是王仲临终遗言，或许在这一刻，他终于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感到了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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