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学之最(杨天石ll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
来源《学习时报》2007年05月21日
作者杨天石，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大年，历史学家。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史学会主席团第二、三届执行主席，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第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
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
——刘大年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
一、生日盛会上的突发“抗议”
翻读刚出版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其中有一封信引起我的回忆。信是写给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显菊女士的。当时，她正在编辑《刘大年著作目录》。信称
目录编得很好，你辛苦，偏劳了。
说明中加一项，文字如下“六，论文序号15、33两篇，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事情是这样的
1995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史学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庆祝刘大年同志80华诞。刘大年出生于1915年8月8日，湖南华容县人。他的一生有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是“少年革命”。大年同志14岁时参加湘鄂西苏区华容县少年先锋队，任总队长。15岁时担任乡苏维埃政府文书。二是舍身跳崖。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年，大年同志投奔陕北，进入中国人民抗日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抗日根据地《太行山报》主编。1943年遭遇日，跳崖时肺部破裂，大出。三是历任学术要职。大年同志于1946年转任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自此走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次年写成《美国侵华简史》。至1949年由华北大学出版。1950年被内定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此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科学通报》副主任委员、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历史研究》副主编。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还于1975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是历史学界在人大这一“最高权力机关”中的代表。
由于大年同志长期的革命经历、学术组织工作经历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作的贡献，所以他的80华诞的座谈会来了很多人，总在百人以上吧。近代史研究所的小礼堂黑压压坐满了人，可谓群贤毕集，高朋满座。我因为和大年同志常有学术上的联系，所以也参加了。
会议给每个参加者发了一份《刘大年同志著作目录》。接着就开会。会议设有主席台的，自然，由台上的学者先讲话。开着、开着，突然台下一位学者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刘大年著作目录》里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另一篇题为《吴晗的反革命面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作者还坚持这样的观点!我抗议。” 这位学者显然很激愤。
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是80华诞。大家来出席会议，是为了道贺，肯定大年同志的贡献与人格。现在却有人提出抗议，会场气氛似乎紧张起来。是啊!改革开放已经多年，反右和文革时期的错案都已得到平反或昭雪。大年同志为什么还将这两篇文章收入著作目录呢？我也不解。
就在与会者愕然之际，大年同志站起来了，他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们确实是我写的，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我的《著作目录》，自然不能不收。收，是反映历史，并不代表我现在仍持那样的观点。”经过大年同志的解释，群情释然，于是，座谈会顺利进行。8月9日，大年同志给《著作目录》的编选者张显菊写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封信。
二、刘大年写过的两篇“恶文”
我于1978年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进所前后，知道大年同志学识渊博，写过一篇《论康熙》，据说很为毛大大所欣赏。除近代史外，他对经学史也很有研究。，大年同志的文章很有华彩。，我也听说，近代史所领导层中有许多复杂矛盾，所以我对大年同志并无特别恭敬之处，，自从那次座谈会以后，我对大年同志却日渐敬佩起来。
刘大年被“抗议”的两文确实不是好文章。先说其一。该文发表于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文章所批判的荣孟源，也是延安过来的历史学家、老革命。1927年进入沧县第二中学学习，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1931年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学习“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思想”和“原始社会研究”等课程，成为吕振羽的及门弟子。1931到1936年间，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创建党组织。1937年奔赴延安。1947年，成为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成员。1949年以后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57年鸣放期间，他在该年《新建设》7月号上发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其中说“目前辛亥以来的历史，除去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又说“研究历史如果只限于写论文，许多人势必搁笔；如果撰述各种体裁的著作，编辑各种资料，整理各个具体问题，那就有许多人可以发挥力量。”还说“为了严肃认真的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应该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撰述各种体裁的史书。”“我国传统史学的各种体裁都是一种花，都要和论文体裁的花一起开放。”荣孟源的这些意见有什么错呢？完全没有错。既无政治错误，亦无学术错误。，刘大年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荣文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据称该文“清楚的表明荣孟源所说的‘论文’，是指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写出的论著，而‘各种体裁的史书’指的是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述作。”“荣孟源是再一次认定马克思主义只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朵花，并没有指导作用；研究历史不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继承传统，照他的理解，也就是恢复一切旧的东西。”为什么荣孟源提倡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除“夹叙夹议”的论文以外，也要提倡其他录、志、表、传、图谱等各类史学体裁就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呢？刘文完全提不出证明，一句“清楚的表明”就完成了所有的定罪“论证”，昭告天下了。今天看来，这完全是一篇不讲道理，更不顾事实的文章。，荣孟源却从此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再说其二，该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吴晗曾经写过许多评述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文章，除海瑞外，还有战国的廉颇、唐代的裴炎、元代的斛律光、明代的胡惟庸、于谦、况钟、周忱等人，刘大年的《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文将所有吴晗的这些文章都视为“草”，称之为“进行反革命宣传”。吴晗一生追求进步，从爱国主义，走向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是知识分子中的著名左派，刘文却将吴晗的历史称为“几十年的反共、反革命政治生涯”。对吴晗的学术思想，刘文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假，反革命实用主义是真”。文章说“吴晗这个资产阶级反动人物的真面目怎样？撕下画皮以后，现在大家不必借X光，就连他的骨头缝里也都可以清晰看透了，那就是假左派，真反革命!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实用主义。”这篇文章同样蛮不讲理，霸气十足，只不过，它上纲更高，定罪更严。
文章有“美文”、“恶文”之别，应该承认，上述两文是“恶文”。
三、刘大年对待自己历史的“实事求是”精神
大年同志之所以写出这两篇“恶文”，有其具体原因，，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当时的大环境。主要责任也在于大环境。大年同志发表批判荣孟源文章的当天，正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批判史学界“右派”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孟家的第一天，显然，大年同志此文属于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同样，批判吴晗的文章也是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据当时在《历史研究》工作的丁守和同志告诉我，最初，文章称吴晗同志，定稿过程中，对吴晗的批判不断升级，刘文的调子也不断升级，由“吴晗同志”而“吴晗”，而“反革命分子吴晗”。管你想得通，想不通，不能不“紧跟”。“紧跟”还是没有用，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斥刘大年和一位史学家黎澍为“东霸天”、“西霸天”。刚刚批判吴晗为“反革命”的大年同志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这样两篇应时的“遵命文学”，事过境迁，大环境改变了，被批判者昭雪了、平反了。照道理说，大年同志在编辑自己的《著作目录》时不收也可以，至少，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大年同志还是收了，特别是在有人“抗议”之后，还是收了，并且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指示编选者“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近、现代中国复杂多变，时阴时晴，时风时雨。在这样一个特殊场景里，人一辈子做的许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坏事。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有好写好，有坏写坏，这样的历史著作才是真实的历史、全面的历史；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求真的态度。后人才能据此经验，得出必要教训，以之为鉴。只说好，不说坏，或是只说坏，不说好，都不真实，无助于人们认识历史，经验。鲁迅说得好“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大年同志是历史学家。他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坚持将自己写过的两篇“恶文”编入自己的《著作目录》，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精神。
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待自身历史的典范，也是历史学家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