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六月記

“焉耆”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它会和汉唐在西域的行政部署紧密相连？

在幅员辽阔的新疆大地上，分布着无数的乡县小镇。它们当中的一部分还维持着古时的名号，让人们一提到它们的称谓就不由得想起，这些地方曾在故时所历经的一切伟大且光辉灿烂的时刻。而焉耆正是这些闻名遐迩的历史成员中的一个代表。

新疆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占据了全疆相当于1/4的面积，也是全新疆最大的行政区划之一。而汉代的西域三十六国在巴州境内就有楼兰、若羌、且末、小宛、戎卢、山国、轮台、焉耆、尉犁、渠犁、危须等十一国。焉耆回族自治县地处巴州的行政中心库尔勒市的正上方，和古焉耆国则“不谋而合”。

焉耆回族自治县所在地理位置示意图（红色区域）

焉耆在古时候一直都是一个富裕的国度。靠它所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的地理位置，自汉代起就向西域诸国征税，收入颇丰。这里早期曾被匈奴所控制，后来被纳入了汉代西域诸国。

西域在东汉至唐朝之间的时间段里，曾和中原有过较长时间的分隔。在公元442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北凉，将河西走廊纳入了北魏的版图，直接打通了中原和西域之间的交通。

北魏时期的西域格局

代隋而立的唐朝在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之下，在参考了著名高僧玄奘于西域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后，开始了向西域拓张的征途。这一决定直接让中原和西域断绝三百余年的“嫌隙”得到了充分的填补。

唐朝时期的西域格局

安西都护府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40年，于西域设立的管辖单位，即同年的9月在现今新疆吐鲁番的交河故城（详情参阅《跟我走进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探索大唐安西都护府的前世今生》）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公元644年，随着唐朝在塔里木盆地的扩张，焉耆被立为安西四镇之一。

天山南北在武周时代被分辖管制之前，安西都护府一度统领整个西域的领土。而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所设立的北庭都护府（详情参阅《穿越到大唐“北庭都护府”一探究竟 新疆天山北麓的世界文化遗产》）则分摊了安西都护府在西域的行政压力。

焉耆在作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时的行政属地是现今的博格达沁古城遗址，距离七个星佛寺遗址不算遥远，亦同属焉耆回族自治县。只不过古焉耆城现在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低矮不全的些许城墙貌似还支撑着李世民彼时开疆拓土的雄浑魄力。

新疆焉耆的唐代博格达沁古城遗址（此取自于网络）

安西四镇在设立之初原为龟兹、焉耆、于阗和疏勒，四镇在西域的地理分布上较为均匀。后来在设立了北庭都护府后，夹在庭州和龟兹之间的焉耆就越显尴尬。

公元679年，在唐朝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时任西突厥十姓可汗的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以碎叶河旁的碎叶城取代了焉耆。自此安西四镇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作为四镇之首的龟兹城，于公元840年去唐旗号恢复了龟兹国号，安西都护府也自此终结。

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唐代碎叶城遗址（此取自于网络）

“七个星佛寺遗址”究竟地处何方？它和大唐高僧玄奘的西行求经有着什么关联吗？

上文有所提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行政面积非常庞大，而焉耆县则位于其最上方。焉耆县的周围被库尔勒市、铁门关市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环绕一圈。

“巴州”各行政区划示意图

焉耆回族自治县的七个星镇，即是七个星佛寺遗址的所在地。而“七个星”则是维语里“一千间房子”的意思。

七个星镇所在地理方位示意图

今天的七个星佛寺遗址就是当时笃信佛教的古焉耆国的国都和国寺。在现在留存的遗址区域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佛堂、僧房伫立在缓丘之上。正大门的入口处即是整个遗址区的南部，而相关的历史遗迹展览馆也被设立在了这一区域。

七个星佛寺遗址的正门入口处

七个星佛寺遗址被当年称作“泉沟”而现在仅是芦苇丛的河流遗迹一分为二，这一点和新疆库车在旧时被玄奘称之为照怙厘大寺的“苏巴什佛寺遗址”（详情参阅《带你领略新疆最大的世界文化遗产 龟兹古国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十分相似。

芦苇丛以上区域为北寺区，以下区域则为南寺区，而从入口处进行参观则是从南至北的行迹路线。在此以外的更北区域还有一个并非常年开放的千佛洞，它也是新疆众多佛窟遗存中的一个代表。

南大寺大佛殿

从大门口沿着代步车的水泥道路一路北上，可以看到沿岸的一堵堵古墙意气风发地站在一起，好似试图去阻挡呼啸的大风不停歇地穿梭其间。这些立墙都是寺院彼时的最外层结构，而现如今很多都已经坍塌了，或随风而去，或和沙砾融为一体。

寺院外墙

在南部寺院的区域里，最显眼的无疑是南大寺大佛殿了。整座佛殿巍峨地端坐在古墙中间，上层有一个玻璃外罩将其笼盖保护，壮观且古朴。

佛殿搭配着保护外罩就如同古希腊神庙一般高耸且夺目，夯土建筑在高度的衬托下亦显得坚不可摧。

佛殿之下的一条小道将我吸引至其跟前，顺着步履的痕迹攀爬至最高点。初夏的南疆，气温还不算很高，在黄土飞扬的沙丘上做着有氧运动还是别有一番乐趣。

最终站在可以目空一切的“高度之巅”，整片古迹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眼前。

南大寺大佛殿是南寺区中形制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中央是一个回廊形的佛殿，僧侣信徒从右向左环绕一圈即为轮回。

在佛殿的外部和高墙合为一体的还有一间间独立的房屋遗迹，也难怪这里被称之为“一千间房屋”了。

从北寺区遥望南大寺大佛殿，就如同看一段万里长城，形如“烽火台”的大佛殿屹立在连绵不绝的城墙之间，尤为显著。

北大寺的诸多佛殿、讲经堂

相较于南大寺的空旷稀疏，北大寺就稍显“拥挤”了。站在南大寺大佛殿的高台上一眼望去，北大寺的佛殿和讲经堂一个挨着一个地坐落在微微隆起的土丘之上。

七个星佛寺遗址是佛教文化东传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也是古代焉耆的佛教文化中心。

早在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天竺之时，就有了中国最早对于当时还被称之为“乌夷国”的焉耆的佛教文化的记载和描述

“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

—— 法显（东晋）《法显传》

北大寺一号佛殿

北大寺的佛殿形似一个坐立着的大粽子，从正面看呈锥形。和南大寺大佛殿类似地都有回廊形的礼拜堂，高度也不相上下。

北大寺一号佛殿

不同的是，南大寺大佛殿仅仅是独立的一个佛堂，而北大寺的夯土建筑都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夯土建筑群。

北大寺一号佛殿

北大寺从西数起的第一座佛殿就简称为“一号佛殿”，相应地也就有了“二号佛殿”，以此类推。在一号佛殿的最上层可以很清晰地看见，西域佛殿和犍陀罗形制的佛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大寺一号佛殿

北大寺各个佛殿之间有木栈道连接，走过去就如同串门儿一样方便快捷。二号佛殿应该是整个七个星佛寺遗址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佛殿了。

北大寺二号佛殿

从二号佛殿的正后方看就很有一方“主殿”的气势，和“苏巴什佛寺遗址”的西大寺非常相似。

北大寺二号佛殿

走进里面去看其中的建筑构造则更是蔚为壮观。这座佛殿的主堂很像一个舍利宝函，有层层相套的结构，最里面则很像佛窟的回廊形构造。

北大寺二号佛殿主堂

北大寺二号佛殿主堂

北大寺二号佛殿主堂

二号佛殿的其余空间也没有被闲置。回廊形构造的佛堂充斥其间，走在其中就好像回到了千年之前，礼拜氛围油生。

北大寺二号佛殿其余佛堂

巨大且静置的石础躺在平坦的地面上，时间都好像随着它的纹丝不动而静止了下来。

北大寺二号佛殿石础

在北大寺的最东侧则是讲经堂。由于环顾一周也没见到入口处，不知是不是已经被毁，但前壁还有一个空窗悬置。

北大寺礼拜堂

北大寺礼拜堂

南大寺南大殿

南大寺的南大殿在北大寺夯土建筑群的正前方。一条蜿蜒曲折的木栈道，直通南大寺区域最大的这座建筑物。远远地看，它就像一口倒置静扣在沙堆上的大锅，表面已经残毁地非常严重了。

公元628年，大唐高僧玄奘离开长安城去往西域已经过了半年，此时正是他离开高昌国前往到访西域的第三个国家焉耆国的时候。由于焉耆和高昌相邻的关系，两国常年因为争夺过往商队的税收权而争斗不休。

由于玄奘和高昌国国王麴文泰的友好关系，以及高昌和焉耆的家国仇恨，玄奘在焉耆并不受到欢迎，并且焉耆亦不肯给玄奘换乘的马匹，玄奘仅仅在焉耆停留了一个晚上就离开了。

“出高昌近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伽蓝十馀所，僧徒二千馀人习学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

—— 玄奘（唐）《大唐西域记》

在南大寺南大殿前方有一个玻璃幕墙的透视参观处，这里是佛殿还留有些许残余塑像的地方。

佛半身像（此取自于网络）

南大寺僧房

绕至南大寺南大殿的后方，有一片形似僧房的建筑遗迹。这里大都已经被损毁，门洞外墙尚存，只是已呈摇摇欲坠之态了。

由于这里的整体构造还算清晰，在没有导览员解说的条件下，无法准确地去为其断代。

佛塔

佛塔在佛教文化当中是尤其常见的组成部分，而这里的佛塔和西域的诸多佛塔还有着些许不同。塔基和塔身被掩埋在了土堆积层里，塔台还算完好，只是由于其立面过于陡峭，所以无法走近接触。

圣泉

圣泉遗迹在距离佛塔的不远处，其周围有大量芦苇丛环绕包裹，也间接印证了这里曾经水草繁茂的景象。在佛塔旁边引有圣泉也并非此处独有，在新疆哈密南边的一处沙丘上的小南湖唐代佛塔遗址附近，也留有一处圣泉遗迹，至今泉水不息。

千佛洞（此处内容均取自于网络）

七个星佛寺遗址是全新疆仅有的佛塔、佛殿、讲经堂和僧房生活区并存的建筑群遗址，而且这里还拥有一个佛窟遗址，堪称“完美无缺”。可惜的是，在我到访期间残存11窟的千佛洞和其余新疆佛窟一样并未开放，就连游学团也无一例外地“无功而返”。

千佛洞外貌（此取自于网络）

石窟内残留了一些壁画，这其中既有古龟兹风格的菱形格壁画，也有颇具唐风的祥云纹样式壁画。

千佛洞壁画（此取自于网络）

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文物展示（国内部分）

在库尔勒市的巴州博物馆里，有着许许多多的出土于七个星佛寺遗址的佛教头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西方探险家屡次三番地将遗址盘剥殆尽后，再由我国发掘所得的。这些佛像都呈现出了犍陀罗艺术的特征。

佛首（藏于巴州博物馆）

佛首（藏于巴州博物馆）

佛首（藏于巴州博物馆 | 此取自于网络）

佛首（藏于巴州博物馆 | 此取自于网络）

罗汉首（藏于巴州博物馆 | 此取自于网络）

罗汉首（藏于巴州博物馆 | 此取自于网络）

刻花陶棺（藏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七个星佛寺遗址被盗掘时的塑像旧影

在七个星佛寺遗址的发掘历史中，西方探险家上个世纪初在我国新疆地区所进行的盗掘行为让人不齿。在这其中，英国人斯坦因、瑞典人斯文·赫定、德国人勒柯克首当其冲，成为了进新疆盗掘的“领头羊”。

西方探险家旧影介绍（取自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而在所遗留的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出，焉耆彩绘木骨泥塑的佛教艺术早期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晚期则表现出了强烈的东方审美。

塑像盗掘残影（取自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这些塑像中，有佛、菩萨、比丘、武士、婆罗门、供养人像等。当地的艺术家以自己的同胞为模特，雕塑出具备面庞圆润、细眉高鼻、小嘴厚唇的形象。

塑像盗掘残影（取自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塑像盗掘残影（取自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塑像盗掘残影（取自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塑像盗掘残影（取自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塑像盗掘残影（取自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塑像盗掘残影（取自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展览馆）

在距今1700余年前的新疆焉耆，这里曾是西域诸国和中原世界的交界处，也是文明和利益的交汇点。汉朝的有勇有谋以及唐朝的骁勇善战，让这片土地继承了两千余年来经久不衰的梦想和趣怪网希望，也让中华文明和犍陀罗文明发生了巧妙的碰撞。

从西域三十六国到安西四镇之一，焉耆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悲欢离合，也在文明之路上向路过的世人指点迷津。丝绸之路的开辟，让这处本无特质的地方绽放出了无限的光晕，也向从古至今络绎不绝的到访者展现出了西域那独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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