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起兵造反为何朱允炆屡次错失良机杀了他？

　　一、建文新政

　　公元1398年闰五月，驾崩，二十一岁的皇太孙即位，次年改元建文，这就是第二个建文帝。这位在位仅四年，被叔叔篡权成功的失败帝君，在历史上却得评价甚高，朱元璋的遗诏里说他“明仁孝友”，可称是仁德之君。清历史学家徐元文也曾说他“若无篡逆之乱，必修德安民，开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当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现实，安心做一个藩王，朱允炆也必将成为一个堪比历代仁君的好皇帝。而观其一生的“善举”，事实也似乎如此，从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朱允炆即阔斧，对朱元璋时代的诸多制度进行更化改革，史称“建文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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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的主题恰如其年号“建文”一样，与前代的“洪武”相对，施行重文臣，兴儒学的“仁政”。

　　即位第一个月即下令全国复查“冤案”，对洪武时代的几次大案重新核查，力求“从宽”，赦免无辜者数万人。许多被朱元璋流放边关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

　　进而修订《大明律》，删掉其中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更进行“机构精简”，户部和刑部下属的各类司级机关从12个缩减到4个，但有些部门则进行“机构扩充”，如翰林院和国子监。

　　官职级别也发生变化，六部尚书的品级从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边则形成了，黄子澄，三人组成的“参议”，即后来明“内阁”的雏形。

　　赋税政策也大做调整，改变了洪武时代对江南地区的苛刻重税，改为轻徭薄赋。

　　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议下改革国家土地制度，恢复西周时代的“井田制”。

　　上述种种“善政”，六百年来。

　　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实际，但诸如“内阁”等制度，文臣治国的理念，实际上也被后世皇帝接纳并延续下来。历代史家对其评价甚高，由此不足为怪。

　　既是“善政”，又为何招致战乱呢?

　　这就是的“导火索”——削藩。

　二、削藩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讽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军队打仗，开始的时候捷报频传，斩获连连，却突然一个挫折，接着就是昏招连连，连战连败，败到一发不可收拾。说“削藩”，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有的一块心病，毕竟深知自己年纪幼小，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鲠在喉。黄子澄曾宽慰他说“在位时，诸王也多不法，酿成，可汉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此言让朱允炆稍稍心安，后来朱允炆也曾请教朱元璋，朱元璋反问他该怎么办，朱允炆思来想去答道先用德争取，再用礼规范，再不行就改封地，还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璋很满意，赞道“甚好，甚好。”而观朱允炆削藩，论开头，也可为“好的开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即颁布“遗诏”，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亲身“护卫”外，皆由中央节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军政大权”，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黄子澄密谋，采纳黄子澄“断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议，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贪横暴虐罪”逮捕，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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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文臣窥得风向，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力陈大规模“削藩”。“顺应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责”，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愤然自焚。

　　齐王被废为庶人，关入大狱，数月之间连出重手，将当年向朱元璋陈述的“五步走”连贯动作一气呵成，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

　　噩耗连连，“主要对手”朱棣也紧张，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战争，并与北边的鞑靼部落订立盟约。

　　建文帝也毫不落后，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员葛诚，成为自己耳目，继而以防备蒙古为名，派亲信将领张芮驻北平北面的开平，遣谢贵为北平指挥使，接掌北平军权，里里外外对朱棣形成夹击之势。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见，有大臣建议建文帝借故将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继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万驻开平，五月，朱棣派两个儿子，朱高煦入京朝见，又有大臣“旧话从提”，要建文帝扣押两皇子以挟持朱棣，再被拒绝。

　　最终，归家后，为掩人耳目，朱棣开始“装疯”，成日疯疯癫癫，做病入膏肓状。

　　七月，在得到葛诚密报朱棣已然筹谋起兵后，建文帝终下决心，命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火线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断行动，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继而火速举兵，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谢贵，控制北平城，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正式举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对这段“削藩”过程颇多非议，认为既然削藩的主要对象是燕王朱棣，就该从一开始直捣黄龙，先将朱棣削藩，而照黄子澄的方式，实为“先易后难”，到头来朱棣毫发未损，各藩国却被“得罪光”。

　　这个此时捷报频传的过程，素来被看做建文帝的败笔之一。

　　而在这之间，两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机会皆被他放过，更令后人指摘不已，称之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

　　但仔细观其过程，朱棣两次觐见，第一次是诸藩王人心惶惶时，恰如齐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诸藩众怒”。

　　第二次朱棣两皇子觐见时，黄子澄谏道“放归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

　　在轻易不愿酿成兵灾的建文帝眼里，这必然成为他的第一选择。

　　而说到“先易后难”的削藩选择，对于行事力求稳妥的建文帝来说，也是必然会采纳的。

　　但对照之前的“七国之乱”，以及后世的“”，我们不难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错处”。

　　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话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无可回避的战争，最重要的自然是战争准备，而这，恰是建文帝，及其“师傅”们最大的疏漏。

　　直到战争打响后，建文帝还反复告诫前线诸将，不要伤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实在是让人。

　　三、长兴侯耿炳文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口号，拉响了持续三年的“靖难之役”的大幕。大战骤起，朱棣先声夺人，先败宋忠的三万精兵，继而连克云中，开平，怀来，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牵制朱棣的“防区”，此时尽皆攻克，如雷轰顶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以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中央军”，出师讨伐。由此牵出了朱元璋为建文帝做的一个苦心安排——长兴侯耿炳文。耿炳文，凤阳人，淮西旧将的老班底，大明开国功臣，靖难之役爆发时，时年六十五岁，可谓久经沙场。在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中，他留给历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却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写朱允炆命运的人。之所以这样说，还是由于他的作战特点---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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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争天下时，他曾受命镇守江苏长兴达十年，其间数次以少胜多，击败朱元璋劲敌的疯狂进攻。也因战功为封为长兴侯。

　　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时中国的将领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战的人，他不仅防御经验丰富，且军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战车克胡骑”的作战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明军的主战法。

　　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国家有事，一个耿炳文就足够镇守边关。

　　而从靖难之役的局面看，大势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队多骑兵的朱棣，最大的特点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战，一旦战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灭顶之灾。对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来说，平乱的方式很简单---守住，便是胜利。

　　但的建文帝给耿炳文的命令却是“火速堪乱”。

　　接着同年九月，耿炳文率军在河北真定与朱棣激战，朱棣先以夜袭的方式，相继歼灭耿炳文属下的潘雄，杨忠部，出战遇挫的耿炳文收缩兵力，死守真定，数次击退朱棣的进攻，终将局面拖入对“中央军”有利的相持战轨道。

　　岂料后院起火，建文帝闻败报后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战而摧锋”，于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国公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万大军北征朱棣。

　　这个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将，就这样告别了靖难之役的舞台。两年后，坐稳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宫廷物品违制罪”，将之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