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油田党委书记简历（王进喜的简介）

“铁人”王进喜　　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焦裕禄的事迹王进喜: 王进喜,大庆油田做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定”,以王进喜为代表的新中国石油工人,王进喜于1969年7月,王进喜　　1966年2月16日,焦裕禄才勉强上了4年小学,大庆油田技术座谈会号召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 王进喜的简介
• 孔繁瑾的工作简历
• 王进喜、焦裕禄的事迹

王进喜的简介

王进喜6岁靠讨饭为生，10岁给地主放牛，15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玉门油矿解放。1950年春，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群英会期间，他得知东北发现了大油田，异常兴奋，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 同年4月11日、4月29日，会战指挥部先后两次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王进喜先后任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1964年12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9年4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70年11月15日，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7岁。 铁人精神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大庆精神的典型化体现和人格化浓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历届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 承认和高度评价。 　　“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建国40周年之际，他与雷锋、焦裕禄、史来贺、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世纪之交，他同孙中山、鲁迅、雷锋、焦裕禄、李四光、毛泽东、邓稼先、邓小平、袁隆平一起被评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写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本段个人履历
　　1923年10月8日，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乳名“十斤娃”。 王进喜
1950年春，玉门矿招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 　　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贝乌五队（1205队前身）队长。11月，在玉门油田试验钻机“整拖搬家”成功。 　　1958年9月，王进喜带领全队月钻井进尺5009.3米，创当时全国最高纪录。10月，荣获石油工业部颁发的“钻井卫星”红旗。 　　1959年10月1日，王进喜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10月26日至11月8日，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交“群英会”。 “铁人”王进喜
　　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带领1205队（贝乌五队）从玉门出发，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3月25日，到达大庆萨尔图火车站。4月2日，“人拉肩扛”安装钻机。4月9日到11日，大庆油田技术座谈会号召向铁人王进喜学习。4月14日，组织全队破冰取水，萨55井开钻。19日完钻，用时5天零4小时，创造了新纪录。4月29日，王进喜参加“五一”万人誓师大会，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7月1日，在油田万人大会上，被树立为“五面红旗”之一。10月，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大队长。 　　1961年2月，王进喜调任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秋，在解放村建起大庆第一所小学。 　　1964年12月21日，王进喜出席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12月26日，参加毛主席71岁生日宴会，毛主席称赞铁人是“工业带头人”。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中共大庆会战工委任命为钻井党委常委、钻井指挥部副指挥。7月24日，参加石油部政工会，提出“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王进喜
　　1966年2月16日，王进喜参加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工会议。同月，被国务院任命为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4月6日，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6月4日至7月25日，出访阿尔巴尼亚。9月3日，带领石油工业部报捷团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捷。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12月30日，去北京反映“文革”中大庆的情况。 　　1967年1月4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大庆油田形势。1月10日，回到大庆，积极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呼吁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3月初，受到批斗。3月下旬，周总理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 　　1968年4月27日，王进喜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5月31日，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王进喜担任大庆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4月，参加党的“九大”，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3月18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庆情况和油田生产存在的问题，周总理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4月，到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作会议。4月19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检阅。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7岁。11月18日上午，大庆油田举行隆重追悼大会。11月18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向王进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本段人物生平
不屈的童年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市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何占信，父亲王金堂。40岁得子的王金堂，看到出生的是一个男孩子，心里非常高兴。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把孩子和包孩子用的筛子放在秤上一称整好十斤，于是就给孩子起名“十斤娃”。十斤娃名字听起来非常雄壮，可身材瘦小。十斤娃长大后，按照王家的家谱往下排，起名王进喜，希望他欢欢喜喜去上学，学到本领后重整家业。在灾难 吴刚版王进喜
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灾荒。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 　　1932年，军阀马步芳要建羊毛厂，王金堂被强迫出劳役。9岁的王进喜让父亲坐在牛车上，赶车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酒泉。为了挣钱给父亲治病，10岁的王进喜和几个穷孩子一起到虎狼出没、气候变化无常的妖魔山给地主放牛。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12岁的王进喜不畏强权，前去讨要。虽然只要回了几丈白土布，却是王进喜与恶势力抗争的一次胜利。14岁时，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油。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旧玉门油矿当童工，年龄虽小，却干着和大人一样的重活，还经常挨工头的打骂，但他不甘屈辱，奋起反抗。王进喜常因反抗而受惩罚。师傅知道后，给他讲骆驼“攒劲”的故事，告诉他要讲究斗争方法，培养“耐力”。王进喜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炼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
艰苦创业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王进喜组织1205队职工认真学习“两论”。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王进喜》 陈玉先 绘
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科学求实
　　王进喜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在科技领域，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刻苦学习，带领工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创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当了大队长后，他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铁人已经可以独立地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学习技术知识始终坚持学以致用。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他对待工作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铁人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无悔奉献
王进喜
　　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而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他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64年年底，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做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从北京回来后，他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习惯，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王进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10口人，弟妹子女还要上学。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困难职工了。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可老母亲病了，是铁人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与他的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烧锅炉、喂猪。他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为我们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鞠躬尽瘁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
第二次政工会上，王进喜应邀作了报告，他在发言中提出了“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66年12月31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一些人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残酷迫害。他说，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在周总理的谋划下，继鞍钢之后，大庆实行了军管。周总理指示军管会把王进喜送到基层连队保护起来。 　　1968年5月，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2月，中共大庆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进喜担任副组长。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文革”期间，大庆油田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峻形势，王进喜焦急万分。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周总理在《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油田生产被动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为了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物资器材回收回来，王进喜于1969年7月，集中30多人，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工人们风里雨里，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形成了今天仍被我们颂扬的“回收队精神”。 　　1970年春节前，王进喜受周总理委托，到江汉油田慰问，并做了大量的解放干部、稳定队伍的工作。1970年4月5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充满信心地提出“大庆产量要上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后经解放军301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病中的铁人心里想的仍然是油田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家属。得知油田生产不稳定，他想还是因为主要干部解放不出来。叫警卫员方廷振代笔写信给大庆当权者，叫他们赶快解放宋振明。听说家属基地有臭虫，他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望他的人带回大庆。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检阅游行队伍。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也没有动。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临终前，弟弟王进邦守候在病榻边，王进喜手拿300元钱交给他，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同志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油田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大庆油田做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定”。学习铁人精神，继承铁人遗志，大庆人决心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本段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 王进喜
爱国主义精神；“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等。铁人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社会学家艾君认为，“铁人”的本质尽管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但他体现着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传诵的“铁人精神”。他认为，“铁人精神”是一面旗帜，凝聚着工人阶级的朴素情感。“铁人精神”是一种力量，凸显了一种坚韧不拔创业的勇气。“铁人精神”是一种标志，凝缩着一个民族不畏困难的民族气概。 　　铁人精神具体表现 　　1）大庆精神 ； 　　2）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4）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 　　5）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6）铁人精神推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本段铁人诗话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北风是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本段铁人诗作
　　《世界冠军要咱当》 　　大地回春练兵忙，磨好刀枪整好装。 　　只待战令一声下，跃马扬鞭上战场。 　　庄稼喜雨花朝阳，会战全靠共产党。 　　中华民族站起来，世界冠军要咱当。 　　日前，一首《世界冠军要咱当》的诗歌，在李国昌老先生收藏的1961年2月23日的《战报》上被发现，铁人研究者认定该首诗，是迄今为止在公开出版物上查到的第一首王进喜的署名诗歌，是最新发现的由王进喜本人创作的完整诗歌，它清晰再现了老一辈石油人战天斗地的会战豪情。 　　在铁人纪念馆老馆书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刘仁的陪同下，记者来到李国昌老先生的家中，看到了这张1961年2月23日弥足珍贵的《战报》，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报纸老旧泛黄，但在二版上，清晰可见署名王进喜的诗歌——《世界冠军要咱当》。 　　记者看到，报纸二版的通栏标题为《赛诗会豪言壮语·大会战再比英雄》，整版刊登了钻井、采油、油建三大系统在1961年春节赛诗会上抒发的豪言壮语。 　　署名王进喜的诗歌《世界冠军要咱当》，位于报纸左侧偏上位置，是组诗《新春立下英雄志·会战盛开英雄花》的第二首诗，该诗分上下两阙，八句共计56个字，全文如下 　　大地回春练兵忙，磨好刀枪整好装。 　　只待战令一声下，跃马扬鞭上战场。 　　庄稼喜雨花朝阳，会战全靠共产党。 　　中华民族站起来，世界冠军要咱当。 　　该
　　除了“铁人”，他还有一个“工人工程师”的称号，他们出的“三老四严”等制度成为当时全国工业系统学习的榜样。以王进喜为代表的新中国石油工人，由苦难的旧社会解放出来，在新社会里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据大庆油田负责人宋振明说，王进喜率领的12O5钻井队在1953年到1959年7年间，共完成钻井进尺71000米，等于旧中国1907年到1949年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 　　从1960年6月1日大庆运出第一批原油，到3年之后大庆油田会战结束，中国石油结束了用“洋油”的时代，实现基本自给。毛主席非常高兴，于翌年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尽管这是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种尝试，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奋斗精神仍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王进喜在技术上也肯于钻研，他曾带领伙伴用40年代的老钻机，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打出全油田第一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创造了用旧设备打直井的先例。他与工友们发明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对改进钻井工艺技术做出突出贡献，被油田党委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王进喜等人的经验和做法有很多成了油田的规章制度。如“三老四严”（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和“回访”制度等，还在全国工业系统推广。　 　　缺少拖拉机、吊车，就用绳子、撬杠把60吨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没有水罐车，他带领工人硬是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 　　石油，相当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血液。在旧中国，外国人给中国扣上“贫油”的帽子。全国解放后，虽然李四光等地质学家从理论上认定中国有较多的石油资源，但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要进行钻探和开采仍是难而又难。50年代前期美国石油年产量达3亿吨，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不过10O万吨。身为石油工人，王进喜等英雄的中国工人，正是在这种为国争气的背景下，投入了如同军事斗争一般的石油大会战。 　　在玉门油田的一段时期，很多钻机因为没有钻头而停钻。当时还没有国产钻头，靠进口来不及，王进喜便组织青年突击队从废料堆里找到许多旧钻头，架起大锅煮去油污和泥沙，擦去锈，修修配配，拼装成可用的钻头，用了半年打了5口井，给国家节省了开支，又不耽误生产，经验在全油田推广。 　　王进喜刚到大庆时，脚下荒原一片，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吃的是苞米面炒面，住的是四壁漏风的马棚。没有公路，吊车、拖拉机不足，设备在火车上卸不下来。他当时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带领全队30多个人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将60多吨重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打井需要水，可当时没有水管线，没有水罐车，为了抢时间他决定用脸盆端。有人说这是“瞎胡闹”，没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他说“有，就在中国。”他表示，就是尿尿也要让机器动起来。硬是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他与工人们日夜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就啃几口冻窝头，困了就躺在钻杆上睡一觉，他率领的1205钻井队被誉为“硬骨头钻井队”。 　　“铁人精神”是什么？工人们得好不怕苦、不怕死，不为钱、不为名，一心为国家，一切为革命。 　　1961年王进喜当了大队长，1965年又当了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却仍然以普通工人自居。他家人口比较多，身体也不好，党委决定每月补助些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实在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孔繁瑾的工作简历

1982年02月1日玉局炼油厂二车间实习员
1983年08月1日玉局炼油厂二车间助理工程师
1984年09月1日玉局炼油厂常减压车间主任
1987年10月1日玉局炼油厂二套常减压车间筹备组组长
1988年07月1日玉局炼油厂二套常减压车间主任
1991年07月1日玉局炼油厂副总工程师
1992年04月1日玉局炼油厂副厂长
1992年10月1日玉局炼油厂总工程师
1993年03月1日吐哈会战指挥部化工筹建办公室副主任
1994年09月1日吐哈化工筹建办油田开发事业部副主任、副经理
1995年06月1日玉门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党委常委
1999年10月5日玉门油田分公司、党委、纪委副总经理、副书记、书记 （其间参加过集团公司干部管理学院举办的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培训班培训）
2002年02月5日玉门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王进喜、焦裕禄的事迹

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出生于甘肃玉门亦金村。6岁时因家贫，用棍子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8岁时给有钱人家放羊。1938年他进玉门石油公司当徒工、干活时被砸伤了腿，被厂主赶出大门，伤好后才顶了别人的名字混了个差使。当时，玉门油矿的美国技帅垄断了采油技术，王进喜在矿里干了十几年没有上过一次钻台，没有摸过一次石油钻机的刹把。他作为一个干杂活的穷工人，多少年里连铺盖卷也没混上，盖的是破羊皮，铺的是稻草。
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当上了国营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的石油工人，副司钻，1956年升任1259钻井队队长，同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中国的钻井技术还很落后，他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钻透祁连山，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在1958年，他领导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OOO米的全国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荣获“卫星井队”红旗，被命名为“钢铁井队”。
那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禁运方式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而我们的国产石油量又很少，中国政府每年人得不拿出极其有限的外汇从苏联进口油料。50年代末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1959年王进喜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因缺油背着煤气包，作为采油工人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因在黑龙江发现了大庆油田，中央决定抽调力量展开石油大会战。王进喜从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到当地的马家窑，于1960年4月14日经苦干五夜五夜后，大庆第一口油井开钻，不久即喷出原油。
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他却顾不上住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第二口油井在即将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没有重晶石粉，他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当时由于没有搅拌机，水泥沉在泥浆池底。王进喜便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入。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钻机，工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房东老大娘见他连续几天几夜奋战在井场没有回来，就感慨地说“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从此“王铁人”的名字传遍了油田，并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响彻了全中国。
1964年，王进喜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他任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1966年领导钻井队创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他以工人代表身份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参加石油现场会回到大庆之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胃癌晚期，11月15日在北京去世，时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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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喜同志简介
王进喜同志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镇上赤金王家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开始讨饭，10岁给地主放牛，14岁被抓夫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玉门油矿解放。1950年春，他成为我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他率领的钻井队月进尺创当时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曾组织人员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同年4月11日，会战指挥部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在大庆油田，王进喜先后任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和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1964年12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9年4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70年11月15日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
铁人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为加快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奋力拼搏一辈子，在为我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与其他伟人和英雄人物一道被列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
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焦裕禄:
田 梦
焦裕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党员、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厂大干部的好榜样。为了深切缅怀这位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专程拜谒了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城北的焦裕禄烈士陵园，并从焦裕禄的亲人及早年与其一同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随军南下扛过枪 矿机厂里是内行
焦裕禄生于 1922年8月 16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北崮村。由于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不识字，被财主欺骗过，在焦裕禄6岁时，老人家力主全家勒紧裤带供孙子读书，焦裕禄才勉强上了4年小学。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被财主逼债而死，同年，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辽宁的抚顺大山坑煤窑做苦工。两年后，焦裕禄逃出日寇的魔掌，在江苏宿迁县靠给地主打长工过活，直到1945年，焦裕禄得知家乡成了解放区，才返回了日夜思念的北崮山村。焦裕禄回乡后，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46年春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共党员。
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被调到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并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1948年，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在广大读者的印象中，焦裕禄是一位农业专家，其实不然，他在没有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前，在工业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八九年。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去洛阳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他怀着火热的激情，来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了刚刚兴建的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1945年8月，路面刚刚竣工，厂党委决定派焦裕禄和一部分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翌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生产，又选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实习车间主任。仅有4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和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度紧张、困难重重的学习之中。1956年底焦裕禄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
焦裕禄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量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生产这种大型卷扬机在国内尚属。一金工车间担负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技术难度大。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争先恐后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由于过度劳累和无规律的饮食，年纪轻轻的焦裕禄患上了肝病，厂“党委得知后多次劝他住院治疗。焦裕禄放不下手里千头万绪的工作，一直带病坚守在岗位上。
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因突出的管理才能，被任命为调度科长。他经常深和入各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问题，与此，还不忘了解工人的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工人的思想包袱。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搞技术抓管理是内行，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是行家。”，工人们有时也亲切地称焦裕禄为“政治科长”。
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地工作篇时，1962年，为了加强党对农业战线的领导，河南省委决定调他担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从繁华的洛阳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贫瘠的豫东地区。
舞台上能拉会唱 “顺口溜”出口成章
焦裕禄有文化，能读书看报，人也机灵活泼。还是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一天，他被中队领导选中，参加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血泪仇》是由延安调到南下工作队的杨指导员导演的，内容是控诉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人民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一一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焦裕禄的苦难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和参与排戏的同志们边行军边背台词，连休息吃饭时也忙里挤空唱上几腔，很快进入了“角色”。《血泪仇》这出戏，南下工作队一路行军，一路演，连续演了10多场，取得了圆满的演出效果。
焦裕禄不文艺演出积极分子，自谦“大老粗”文人的他，平日里开展群众工作时，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顺口溜”，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来“旧瓶装新酒”，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状，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以此与大家共勉。焦裕禄在尉氏县大营区工作期间，正值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编了很多“顺口溜”。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段长短句结合、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
1951年，焦裕禄在尉氏县担任团县委副书记期间，了解到有个区的几个团干部，由于工作方法不当，急于求成，和区里搞土改抓救灾的于部发生了冲突，思想上有情绪。于是，他在开会时给大家来了一段开场白“怎么了，遭霜打了？赶路谁人不跌倒，下地哪个不绊脚？有点挫折怕什么，振作精神最重要。”大家一听这段“顺口溜”，情绪当即放松。
“顺口溜”这种语言形式，好像很“土”，但焦裕禄却因地制宜，使其焕发生机，即使他后来当了兰考县委书记，也依然喜欢用这种语言形式问题，抒情言志。他在讲到治理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方案时，曾说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兰考有‘三害’，害咱兰考人；‘三害’不治理，兰考难翻身；立志治‘三害’，富咱兰考人；团结同奋斗，挖掉‘二害’根……”焦裕禄创作的这类闪耀着奋斗精神、幽默风趣的“顺口溜”还有很多，至今仍在兰考大地广为流传。
重宣传爱写文章 听意见才让照相
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既有秘书，也有通讯干事，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写。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笔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撰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
焦裕禄写稿子文风朴实，修改稿子也不尚空谈，不唱高调，总是注重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经焦裕禄修改的稿件，之所以能够屡屡见诸新闻媒体，主要因为他很有“新闻敏感”。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大营区区长时，这种“新闻敏感”就已经具备。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了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种地，干起活来比有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于是，他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便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她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他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就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
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但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镜头。
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又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掐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生前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焦裕禄何以如此偏爱泡桐树呢？这是因为他深深钦佩泡桐树那不畏盐碱，不畏风沙，敢于同不利条件作斗争，且能造福于民的天性。泡桐的性格，其实也代表着焦裕禄的性格。
清正廉洁品德高 亲人亲戚难沾光
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以他的身份和威望，别说以权谋私，就是平日里稍稍对自己及亲友们放松一点，也可以得到当时好多人难得的“好处”。，焦裕禄始终没让一点私利替代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春节，连年灾害的兰考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打肉，这是待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
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1斤左右。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的孩子们一见活蹦乱跳的鱼儿，高兴得围着水桶直嚷着要吃鱼。焦裕禄回家后，问清楚了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鱼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这个道理。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就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
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3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
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显然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了’焦裕禄这才随意说“没有，就是有点冷。”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是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话“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
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也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他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给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
亲戚们没能走成“后门”，自己的子女在找工作时焦裕禄也不“关照”一下。他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有人向他提议“小学教师不够用，让守凤去学校教书吧？”还有人向他透露信息“邮政局要招收话务员，小梅（焦守民小名）干这个工作挺合适。”焦裕禄对于这些热心的提议，一再摇头否定。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刚去上班，焦裕禄就专门找到时任厂长的张树森，特别交待，“我的女儿来厂里当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临走时，焦裕禄又强调一句“你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严格要求。” 当时，焦守凤不认为爸爸让她经受劳动锻炼是关心她，让她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心中“实在不满意”。而今，已经退休的焦守凤满含感谢之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