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金英雄岳飞与宋高宗真实关系

　　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没错，这样一个文武全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说的就是南宋高宗。

　　赵构第一次在历史这方大舞台上露面很是激越慷慨“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师，军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钦宗召帝谕指，帝慷慨请行。遂命少宰为计议使，与帝俱。金帅斡离不留之军中旬日，帝意气闲暇。二月，会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夜袭金人砦不克，金人见责，邦昌恐惧涕泣，帝不为动，斡离不异之，更请肃王。”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大敌当前，年轻的赵构还是很有勇气和骨气的。可从其中我们也隐约可以看出来，他的那位宝贝哥哥—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赵桓对他似乎不怎么待见。明知弟弟在金营里面，还允领们去偷营，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赶吗。好在赵构命大福大—其实说来还是那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出了这档子事，赵构还很镇定，这使得金人心生疑惑—在他们看来这些长在深宫里，只知，锦衣玉食的王子哥儿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早应该是吓得屁滚尿流了，而如果是亲王的话，也太不把他当回事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亲王是冒牌货，即使不是冒牌货分量也不足。他们倒是猜对了，因为赵构虽是爷，可是在王室里地位确实不高，因为他是庶出，而且徽宗对他老妈感情也不深厚。金人要求换人—因祸得福啊，赵构得以逃出生天。从以后赵构的表现来看，我想在这次作人质的过程中，他深刻的认识到了两点。第一就是他看到了金朝兵威之强盛，使得他那点在深宫里养成的不知深浅的“”的壮志豪情深受打击，也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了现实军事政治斗争的残酷。其二是他可能也对老爸老哥有了很深的成见，并体会到了帝王家里亲情的凉薄—这也可能是他以后对国耻家仇不那么刻骨铭心的一个原因。

　　过了不久，金兵第二次围汴京—他又摊上了一个和上次一样的苦命差事—去金朝议和。这次是金人指名道姓要他去的，可能是经过上一次他的表现，金国人觉得在宋室里面还就他有点出息，所以要先抓过来。哪知我们的九王爷又一次因祸得福，还因为这一趟“出差”从此踏上了延续宋室香火，保存国祚的中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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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赵构，我们还是从这里说起—他是的第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个中原王朝因为内乱或外族的入侵被迫南渡，它们分别是、和。在宋之前，是晋室的。据史载高宗听说杨万里的诗里把他比成，非常不高兴。有些对赵构不感冒的人会说，晋元帝再怎么不济。也不比你赵构差—毕竟人家没有向北方称过臣。但我们还是需客观的承认，高宗无论是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对王朝的建设和发展，高宗都是要远远超过晋元帝的。毕竟宋室南渡时的情况是要比晋元帝在建康称帝时的情况艰难许多。这是因为当时金朝已经灭了北宋，并派兵对高宗处处紧逼，而他身边兵马很少，情况实在紧促。而晋元帝称帝时在南方已经经营了近十年，基础已经比较牢靠，北方很长一段时间陷在混乱之中，对南方的威胁比较小。是赵构即位时才20岁，没有任何的政治军事经验，而登基时已经41岁，在地方从政也有了20年左右。第三是司马睿有王导这样在江南根基深厚，深孚众望的人辅导，而赵构却缺少这样好的条件。第四是，终南宋一朝，无论是从国祚的长久、皇权的威望、军队的控制、王朝的结局方式这些方面来考虑，南宋都是要强于东晋的。有些人会提出在晋元帝有的叛乱—其实，高宗朝开始时不也有苗刘叛乱?，这样的可比性毕竟不大，因为历史环境不同，高宗和元帝的享国时间也有巨大的差异。

　　既然说到了王朝的南渡，我们不妨继续谈一下南宋和南明的情况。高宗被赶到南边时，身边亲兵仅一千余人，他通过各种方法，迅速调集人员防守住了江淮，建立了南宋的根基。相比于，有明一代虽然一直经营南京，整个南方的经营远过于北宋对南方的经营，南京六部九卿设置齐全，官僚机构完备，且和四镇军事实力强大。而观于甲申以后，南明竟不能守，虽然一代忠勇，令人欷歔，在调停部署上近乎昏聩，四镇顷刻。与南宋相比，真是天差地别。以此论之，宋高宗虽然在恢复中原方面深受后人诟病，但也不能算一个昏君。

　　终宋高宗一生，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绍兴八年之前，南宋既和既战，对“和”的追求并不那么彻底。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赵构登基不久，需要一面旗帜，一个信念来团结广大的军民。如果这个时候一味求和，无疑会凉了广大将士们的心—人家还不如拥护张邦昌呢。第二就是历朝历代无不是以忠孝治天下，现在父兄被人挟持到东北打猎去了，你却一门心思求和的话，于国是不忠，于家是不孝，那么得国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第三是金国那个时候压根就不承认你这个“流动”政府，他们先后立了张邦昌和刘豫，对赵构这个小孩子是必欲擒之而后快。所以，在前期金宋两朝是打打杀杀的闹了好一阵子。后来金国人发现自己一时是灭不了这个小朝廷的，而这时宋高宗的地位也渐渐稳固了，再不必羞答答的表示自己的“和平愿景”。

　　到这里似乎可以进入人们熟悉的主题了—那就是八百多年来在这位君王世界里最为后世诘责、叹息和痛恨的两个议题和与战，忠与奸。

　　小时候接触的第一本书就是《说岳全传》—一本章回体演义性质的小说，具体的样子记不得太清了。因为那时没读书，是爷爷一回一回说给我听的。在这本书里—知道了那个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英雄—。

　　谈宋高宗，就绕不过岳飞—绕不过岳飞的为人、功业以及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

　　几百年来，岳飞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历史上有两个这样的武将对我们的历史产生过这般影响，一个是，一个就是岳飞。关羽取义，岳飞取忠。不管王朝怎样变迁，这两个人都受到当政者的热烈追捧—而且两个人都神话了—都被封了“神”。尤其是岳飞，当年还是冤死在自己尽忠的统治者手里—这样的反差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根据史料，我们来一下岳飞文武双全，不贪财，不好色，为人耿直，坚持原则，对国家和君王赤胆忠心。但也有一些小缺点，那就是有时爱使小性子，说话办事没有足够灵活性。瑕不掩瑜，千百年来人们敬爱岳飞，是因为他一直是站在广大被异族压迫的老百姓一边，他所从事的是一项抵抗外来侵略和民族解放的伟大工作。所以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对岳飞的“崇拜”还将延续下去。

　　，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了解的岳飞—一方面来自民间的众口相传，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一些史籍资料，尤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宋史受到史学界的肯定，其中关于岳飞的传记资料主要来源岳珂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一般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对其祖有许多的溢美过誉的地方。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比如拿岳飞的功业来说吧，我们熟悉的朱仙镇大捷在《鄂王行实编年》之前的史料中就不曾有记载—我这样说也不是否定这次大捷的存在，只是存在疑问罢了。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金史—金史因为底本好，客观性更强，史学界一般认为它比宋史要好。在金史中还是一些岳飞的败绩记载，岳飞的一些战绩也没有今天我们了解的那么辉煌。还有孝宗上台不久为了北伐的需要，给岳飞平了反。但在其后不久(乾道二年)再下诏评定中兴十三处战功中(这次不用担心功绩故意被尘封吧)，岳飞却榜上无名，这只说明他的杀敌功绩被拂去若干年的垢腻沉积之后，在宋朝人之前，面孔依然比较陌生。岳飞是中兴四名将里面最年轻的，也是提拔最快的，而且他的地位和功绩在当时就受到了肯定，我想这些大家都是没有异议的。写这些话，想说明的是即使我们非常尊敬这位爱国将领，但我们也无须把他的功业无限的夸大—因为岳飞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地位和战绩，而在于他那足可以穿越历史长空，的节操和铮铮铁骨。

　　应该说，宋高宗于岳飞是“成也，败也萧何”。岳飞是在常年的抵抗作战中，被宋高宗所赏识，并一步一步从一个中低级军官提拔为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我们看到，自建炎四年(即绍兴元年)岳飞第一次见高宗，到绍兴六年的这段时间，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都很融洽，是君臣两人关系史上的黄金期。其后宋高宗就慢慢对岳飞心生不满，直至下定决心除掉他。其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关系的破裂—或者说是高宗对岳飞的印象急转直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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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看看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在早期，应该说宋高宗对岳飞有知遇之恩，而岳飞则事君以忠—如果这种君臣大义能够维持下去，那也真是一段千古佳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但在国事上，就是在个人感情上，两个人的关系一度都很不错。比如岳飞有好酒酗酒的毛病，高宗就劝他戒酒。岳飞有眼疾，高宗就好几次亲派御医去给他治病。还有高宗对相马之术深有研究，所以他有时还和岳飞轻松的论论马。这些都显示他们不但有君臣之义，还有朋友之情。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刚登基时的高宗来说，如果他也需要一位朋友的话，那岳飞可能是最合适的了。，君王的朋友，可能里面或多或少的有政治意图在里面—每个人可能都这样。对于高宗来说，他需要一个朋友，更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嫡系将领。因为他那时可算是匹马渡江，手里的兵马基本上都是临时拼凑的—本来嘛，他自己从未带过兵。而岳飞恰好可以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有人会认为是高宗在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时候带出来的。事实是在之前张俊就带兵许久了，并不是高宗一手提拔的。而岳飞则几乎是高宗一手培养的，要说嫡系，岳飞才是他的嫡系将领。第二，高宗就比岳飞小四岁，是当时所有大臣将领里与之年纪相差最小的(其他除外，都比他大15岁以上)，不存在代沟的问题。这肯定使他有亲切感，对于孤家寡人的高宗来说，这种感觉很重要。他是君王，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何况他那时才二十多岁—这本是一个很容易冲动也很需要友情的年龄。第三，在岳飞面前高宗不但有亲切感，应该还有安全感。你想高宗以前在深宫里锦衣玉食，估计一点重活都没干过，当了皇帝后，整天被吓得到处乱跑。可岳飞呢，比他大不了几岁，年纪轻轻就要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干的可是有了今天就没明天的营生。可即便如此，他照样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斗志和热情一定感染了高宗，让他感觉有希望，有安全感。第四，岳飞是那种耿直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在开始阶段，一般都讨人喜欢—尤其是君王，谁不希望大臣将领们少些花花肠子啊—可是如果太少了，日子一久，估计自己也不喜欢—人性使然。第五，最为可贵难得的是，岳飞不但武艺好，谙熟兵法，而且还不是那种只知道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文才还非常的好，还有更令他惊喜的是岳飞的书法也很不错—书法这高雅艺术，可是老赵家的传统手艺啊。和他老爸一样，赵构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君主，他善诗词，尤工书画(想来有趣，在高宗，岳飞，这个南宋早期的“铿锵三人行”里，虽然后来充满血腥的斗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长—那就是书法，这也和大宋的国策及文化政策有紧密联系吧)。所以君臣之间在国事之余，还可以就兴趣爱好切磋一下。

　　之所以写这么一大段，主要是试图从的角度来审视赵构和岳飞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君臣关系。个人觉得，在历史分析的时候，有必要加入人性分析。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环境和文化这些都会变，不变的是人性。而且历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即使贵为君王也不例外。

　　写了君臣两人的关系，接着可以讨论这段历史上最有名的公案—高宗为什么要杀岳飞了。

　　第一个原因广为人知，即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可是在张浚和秦桧的提醒下，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封建王朝，未经皇帝允许脱离岗位可称得上狂妄悖逆的大罪。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从这里可以看出岳飞是个有点小脾气的人—可是，即使“使气”也得看对象啊，而且还要当皇帝的三次下诏来请，君王在这种事情上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岳飞也算，这一点应该知道的。可岳飞不但为这个的事情发脾气，还要当皇帝的三番四次来请，也可见岳飞认为自己和皇帝是有“交情”的—一般的臣子何敢有这样的举动?

　　第二就是关于岳飞向高宗建议“立储”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之前已经有大臣提过这样的建议了，并得到了高宗的嘉许，为什么岳飞一提出来他就不高兴。二是立储“正资宗之名”—历史上就有是以高宗名义还是以钦宗名义立的争论。我们在这里暂讨论是以高宗自己名义立，那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高宗有猜忌愤怒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从老赵家的传统来说，是深忌手握重兵的武将干涉朝政的—尤其是立储这样的大事。，在高宗还只有三十岁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他一般会朝两个方面想一、谁不想立自己的儿子继承这份大家业啊，现在我没儿子你却提出来，分明是认为我不能生了吧。第二，即使不是第一种考虑，那么立储，还不就是为了安定人心，为出现万一的情况做准备?难道我三十岁就会有什么不测?如果是一般的大臣还好，那样只会使高宗心里不舒服，可能还要表面上称赞几句。可以岳飞的特殊位置，加上两人关系还一度那么融洽，提这样的问题，就不简单是恼怒的情绪，还使得高宗很难堪—任何一个男人面对这样的问题都会心怀恨意的(何况他还是一国之君),哪怕他再忠诚，再怎么替自己着想。

　　第三是关于议和的事情，本来对于国家政策，有宋一朝，武将都只有执行的份，可是岳飞不但不同意，而且公然反对，态度还非常坚决“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样的话很重了，对于一心致力于“宋金友好”事业的高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第四是关于岳飞两次赴淮西的军事支援行动，动作似乎都慢了一些。这是高宗台面上要杀岳飞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关于这个事情有比较大争论，但个人认为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张俊需要负主要责任，但岳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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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是宋金议和金国提出的条件，以前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可笑，很简单—能战方能言和，赵构也算是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把敌方提出的无理条件认真的执行，这不是自毁长城吗。其实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时宋朝基本上实现了以战促和，双边大体上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且宋朝也不只有岳飞你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啊。从一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理由是正当的1207年，南宋伐金失败，宋朝被迫将主持伐金的宰相杀害，并将其头颅送往金国谢罪。杀掉主战派，以为和谈信用—这是金国人提出的条件，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还可以往下看一下历史1161年，金主完颜亮侵宋，宋金两国翻脸，高宗禅位之后，第二年便从孝宗所请，为岳飞平反。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岳飞是和谈的一个牺牲品—，原因不只这一个，里面还有高宗的个人感情在里面。

　　至于说岳飞北伐为迎还二帝的想法触怒了高宗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是杀岳飞时徽宗已经去世多年，而钦宗呢，即使回来也根本就不会形成威胁。主要是因钦宗乃亡国之君，且当皇帝还没有两年，根基浅，没声望。那时南宋全是高宗带出来的人马，没一点钦宗的势力，谁那么蠢会去讨好一个啥都没有的过气前皇帝。

　　至于杀岳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谋反”，这个就不讨论了，一是历史上的“莫须有”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看到在秦桧死后，高宗还是给许多秦桧制造的冤假错案平了反，可就是不给岳飞平，可是几年之后，孝宗为了北伐向他请示关于为岳飞平反的事情，他还是答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是岳飞确实是被冤杀的，否则真是谋反，如果被证实了，在历朝历代都是灭族的大罪，何谈平反?就是先前不予平反，后来形势变了，又同意平反，可见其中有私人的感情因素在里面—正所谓宠之越深，恨之越切。只是可怜岳飞，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统治者政治棋盘里的一颗棋子罢了。

　　我们说岳飞冤死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可历史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他呢。我们知道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高宗对他逐步加重疑虑是很正常的了。我们了解宋高宗与岳飞关系，是否可以想到一对也很有名的君臣关系呢—与。岳飞与年羹尧都是文武双全，为国之栋梁，也都是皇帝的嫡系人马，一度和皇帝的私人关系也都非常好，为皇帝所倚重。可两人都被自己效命的皇帝所杀，只是年羹尧没那么冤—毕竟他实在是飞扬跋扈了一些—而岳飞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复杂许多。

　　至于杀岳飞的是宋高宗还是秦桧—只能说他们都是主要凶手，不存在秦桧矫诏杀岳飞的事情--秦桧死后，有人攻击他，高宗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从这里看出，杀岳飞绝对是出于宋高宗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