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福建广东大力推广“普通话”缘何失

“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

当这句话以字正腔圆的京字京韵，从一个年老的驻防旗人的口中发出来时，坐在学堂里的大多数福建学生的反应是将其当成一个笑话，此时已经是1905年，帝国的立宪改革已经推行了3年之久，尽管朝廷设定的教育大计仍然以忠君为本，但大多数19世纪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只要稍涉时事风潮，便不难将自己定位为新时代的“国民”，对这些新晋“国民”来说，在第一堂“官话课”里听到的第一句讲词竟然是“主子”、“奴才”这些陈词滥调，自然会引起一番。但很快证明，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笑一个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对这种教授方法，“便捉将官里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告，告诫那些胆敢藐视朝廷设立的“官话课”的人将会遭到怎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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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官话课”，实际上是晚清少数朝廷和民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对一个人心涣散、摇摇欲坠的帝国来说，统一的语言理应是一种很好的黏合剂，就像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里所提到的那样“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关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话的热切拥护者，他把他对推行官话的满腔热忱都写在他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沉溺于一种在后来被称为“国语运动”的热潮之中，而福建学堂里的那第一堂“官话课”则成为了这场热潮中的一盆凉水。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这位旗人的教书方法陈腐老套，更是因为它唤起了一段湮没已久的不愉快的记忆。对帝国来说，这段记忆是它永远正确不败的荣光背后一抹失败的阴影，而对那些脑海深处仍然残存着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众来说，它是一个笑话。

的旨意推广“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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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心难测”，1728年9月5日，当36岁的许松佶跪在阶下等待皇帝问话时，心头也许会掠过这四个字。这是这名福建福州人第一次进京面圣，许并非正途出身，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父亲出门在外，为各省地方官员充当幕宾和吏胥。

按照帝国铨选官员的一般政治规则，像许松佶这种由吏胥进入仕途的出身被称为“不入流”，往往受到轻视。但从御案上方俯视他的那双眼睛，却恰恰属于一位不愿循规蹈矩的君主——皇帝。在他的眼中，许的短板恰恰成为了长处。在写着许松佶生平履历的引见单上，皇帝对他做出的综合评价是“中上”，他称赞许“人甚明白”，是“有出息人”。但皇帝对他做出的最有趣也值得深味的评语，却是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

雍正将“不似福建人”作为一种好评可能出于两大原因南海海盗肆虐，侵扰福建沿海，就在皇帝见许松佶的第三天，他还为海贼盗首黄万日行劫海上一案龙心震怒;另一方面，则是福建本地乡音，对深居宫中的皇帝来说，犹如群鸦乱噪，。许松佶虽是福建人却因为胥吏身份辗转数省失去福建特性这一点，才让皇帝倍加赞赏。所以，在称赞许松佶“不似福建人”的评语后面，皇帝接着写道“言语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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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松佶不知道皇帝对他的评语，就像他不知道皇帝的龙颜一样，他更不知道这次引见竟会引发一场波及福建、广东两省的政治运动。许松佶被引见四天后，皇帝突然颁布了一道奇特的上谕，在谕旨里，皇帝指出对一名有着“莅民之责”的官员，“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而办理无误”，皇帝在引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之时，却发现“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这显然是对许松佶这位“不似福建人”的福建人那口“清楚”的语言所做出的回应。皇帝更进一步指出，倘使再把这些满口乡音的闽粤官员委派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