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晚清重臣左宗棠的评价为何总是时好时坏

　　为晚清中国建立不朽功勋。左宗棠逝世后，官方给予高度评价，朝廷称其“东平浙水，南靖闽都，西极昆仑，北清畿甸”，“伟烈长垂青史”，“为一代之伟人”;命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各立功地建纪念专祠，饰终之典备极哀荣。其同僚、部属、亲友撰写追怀悼念文字，从不同角度追怀其丰功伟绩。由此持续了7年之久对左宗棠的颂扬褒奖热潮，且余波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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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反清民主革命兴起，陈天华、杨毓麟、邹容、章太炎等辛亥革命志士和党人对镇压、扶持清王朝的“中兴名臣”深恶痛绝，尽情鞭挞贬斥，于是左宗棠被评价为“保护满奴”、“屠戮同胞”，其为人“原是不足道的”，是“满人忠顺之奴隶”，“实湖南之大不幸”。

　　创建，政局多年动荡不安，左宗棠一时被冷落，竟达20年之久，几成被遗忘的历史人物。上世纪三十年代，因日寇对中国国土不断蚕食进逼，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中华民族陷入民族存亡的危机，每个中国人被迫发出吼声的时候，以敢于抵抗外来侵略著称的左宗棠成为中国仁人志士褒扬的对象。

　　知识界对左宗棠的此轮关注和评价，集中在左宗棠收复新疆问题上，并及经营、建设西北的内容，突出强调他反抗侵略、建设国防的“边功”，以激发抗日爱国热情;为创办福州船政局等洋务活动，高度评价左宗棠为中国现代化作出的贡献，称誉左宗棠是“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这段时间，有学者称左宗棠“为湖南近古人豪”。

　　世人对左宗棠的评价为何总是时好时坏

　　也有学者在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分析时，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左宗棠等办洋务，“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出征新疆时借洋款是帝国主义“支持专制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而换取在中国特权的第一声”。另一方面，因国共两党的对立，一些论著又间或包含借古讽今、之辞。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肯定左宗棠，但后来一段历史时期，由于“左”的思想一度盛行，将阶级斗争理论和观点绝对化、简单化，左宗棠这位历史人物被全盘否定，一些学者指斥左宗棠是“大汉奸”、“极端反动的屠夫”、“军阀”、“法国代理人”，“与外国势力勾结”，“热心地替法国侵略者辩护”。“文革”时期，研究者对在“横扫”之列的左宗棠，左宗棠研究存在十年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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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左宗棠得到重新评价与基本肯定。1978年12月19日，杜经国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文，打破沉寂，使左宗棠研究重新引起史学界的注意。随着思想解放不断深入，学界开始改变全面否定左宗棠的看法，左宗棠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特别是1982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红旗》杂志发表《学习历史，发挥爱国主义精神》的讲话后，左宗棠研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直到20世纪末期。通过研究与争鸣，传统的偏见得到纠正，左宗棠作为杰出的爱国者形象愈来愈为人们所接受。

　　梁小进先生新著《左宗棠研究著作述要》从时代脉搏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中，对近130年来“全面肯定——基本否定——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重新评价和基本肯定”左宗棠的过程，进行了动态展示，揭示了隐藏在左宗棠研究背后广阔的历史文化生态。

　　左宗棠到底是“大汉奸”，还是“杰出的爱国者”，在今天相信已不成为问题，但左宗棠评价在百余年历史中的反反复复，其本身却颇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