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丝绸之路：路上的大咖是军队而非商人

　　如果你想象里的是一幅“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的繁忙景象，那么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芮乐伟 ·韩森(Valerie Hansen)所著《丝绸之路新史》里的“丝绸之路”，肯定会让你惊讶不已。在这本书里，韩森通过大量惊人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她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出版《丝绸之路新史》之前，作为著名汉学家，韩森著有《开放的帝国1800 年之前的中国》《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变迁之神—时期的民间信仰》等汉学专著。公元前39年，敦煌以东64公里的悬泉，四名粟特(今撒马尔罕一带)使节向中国官员申诉，说卖的骆驼价钱太低了。在丝路往来的高峰时期，粟特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来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客栈老板、兽医、商人等。

　　四名粟特使节坚称中国官员支付的是又瘦又黄的骆驼价，可他们交付的是更贵的、又白又肥的骆驼。这些粟特使节对市场价格，当价格低于预期时，他们对申诉系统有足够的自信。他们还抱怨称，作为持有有效证件的使节，本来觉得自己在丝路的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费食宿，可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饭钱。申诉归申诉，抱怨归抱怨，敦煌官员坚持认为“粟特人已经得到了合理的报偿。”

　　这一次纠纷被载入了“文书”。将研究核心聚焦于“文书”，正是韩森有别于其他丝绸之路学者的最大不同。“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后世。”韩森认为，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和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未被篡改过”。

　　文书里保存着各种各样的细节，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韩森通过对这些文书的研究，有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发现。她认为，丝绸之路其实是一系列变动不定的小路和无标示的足迹。因为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导，路上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这些蜿蜒的小路在绿洲城市中交会，途经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建的半独立城市国家。其统治者—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在中国治下的—都会监管贸易、购买货物、提供服务。一旦贸易穿过无人管理的地区进入这些绿洲，就会被高度管控起来。

　　和在中亚驻军时，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功能。当时的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很多贸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也是丝绸，丝绸在西域得以广泛流通。

　　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贸易;她发现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中国军队，而非商人。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丝路贸易便兴盛起来;当国内叛乱威胁到使他不得不召回军队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丝绸之路”这个议题自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上上个世纪提出后，已有百多年历史。在《丝绸之路新史》中，韩森旅行的顺序分别是楼兰、库车(龟兹)、吐鲁番(高昌)、撒马尔干、长安、敦煌以及于田(于阗)。韩森选择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点丝绸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样，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