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恐怖电影之最(电影《修女伊达》（Ida）｜创

《修女伊达》海报

东欧犹太人喜欢讲鬼故事。在诸多关于精灵、人偶、魔鬼和地狱的恐怖故事中，恶灵的故事最受欢迎，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以后我应该会讲一讲犹太人的恐怖电影，欢迎到时阅读）。所谓的恶灵，在东欧犹太通用语意第绪语里是dybbuk，指的是生前罪大恶极人的灵魂。因为这些人犯的罪实在太多，后灵魂自然进不了天堂，而且连地狱都不会收留他们。所以，他们的灵魂只能在尘世间受苦流浪，有时会附在活人的身体里。要判定一个人是否被恶灵附体很容易，看他或她是不是突然改变了一贯的言行举止，是不是突然会讲了一门外语等等，和我国民间传说里讲的鬼附体差不多。虽然被恶灵附体容易，但要驱逐恶灵却很困难。根据犹太传统，只有掌管宗教律法仪式的犹太拉比才可以把恶灵从活人身体里驱逐出去，因为如果不及时驱逐的话，被附体的活人可能很快就会去。

，关于恶灵的传说，仅仅是传说罢了，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当真的。但需要我们探究的是，为什么恶灵的传说会在东欧犹太人那里流传甚广且长盛不衰——要知道，犹太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戏剧就叫《恶灵》，20世纪初在东欧上映时简直是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至少要去剧院看一场这部剧，有的甚至接二连三地去看，简直是乐此不疲。20世纪30年代，《恶灵》这部剧被改编成电影，在美国拍摄，后成为一代犹太人的经典，直到今天还会被人反复提及——这部电影以后我也会专门写文章详谈。但今天要谈的电影并不是拍摄于1930年代的《恶灵》而是一部拍摄于2013年的波兰剧情片《修女伊达》（ “Ida,” 也被译作《伊达的选择》或《修女艾达》）。

电影《恶灵》

《修女伊达》是由波兰导演帕贝尔·帕夫利柯夫斯基执导的黑白电影，曾获得第8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整部电影模仿老电影1:1.33的屏幕，用极少的台词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气氛。伊达的故事发生在1962年，二战刚刚过去17年。伊达是波兰某修道院的一名修女，在宣誓之前被告知，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旺达，是她的阿姨，是她母亲的姐妹。于是伊达就拜访了旺达，旺达告诉她，她其实是个犹太人，她的父母都在战争中被人杀了，与她父母一起被杀的还有一个黑头的小男孩儿。伊达说自己想扫墓，于是旺达就带着她开着车走上了寻找埋葬她父母之地的旅程。她们先找到了伊达父母曾经住过的房子，然后几经波折找到了埋葬伊达父母的地方，后来她们把她父母和那个黑头发小男孩——其实是旺达的儿子——的骨殖带到旺达的家族墓地埋葬。回来之后，伊达没有选择宣誓而选择等待。可旺达却自己给自己制造了意外。当旺达后，伊达离开了修道院，来到旺达的家里，穿上旺达的衣服，抽她的烟，喝她的酒，晚上还同一个对她颇有好感的男人睡了觉。男人说，以后我们在一起生活，生几个孩子养一只狗。伊达没有说话，只是在男人睡着之后离开了男人，穿上修女的衣服，应该是又回到了修道院。

电影的情节很单薄，背景音乐很少，连对话都只有寥寥几句。但这部电影却在如此单薄的框架里植入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关于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传承。为了表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电影巧妙地安排了几个情节。

截然相反的伊达与旺达

，在伊达第一次去拜访姨妈旺达时，旺达就告诉她，你母亲罗莎的头发是红色的，你裹在修女头巾里的头发也是红色的吧？伊达点点头。然后当她们在路上时，旺达跟伊达讲起她的过往，她说自己曾经是国家的检察，参与过很多大案要案，还判处过别人刑。因为她这种强硬干练的作风，人称她为“红发旺达”。于是，红色头发就把去的罗莎、活着的旺达以及第一次见到旺达也是第一次听说自己是犹太人的伊达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家传的红色头发可以被认为是内在情感的外化和象征。

，还是在公路旅程中，旺达告诉了伊达那个伊达以为是自己弟弟的男孩儿是谁。她年轻时因为工作繁忙就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姐妹罗莎照顾，没成想孩子竟然就那样被杀了。而这段经历包括前面讲到的“红发旺达”的故事也向观众们证明，过去的旺达和现在那个抽烟喝酒约男人的旺达也许有着天壤之别。究竟是什么改变的她其实很容易猜到——毕竟她一直知道如何去寻找伊达父母和自己儿子的葬身之处但却从未付出过行动，直到伊达出现在她面前。所以可见，旺达的变化其实是广义上的大屠杀给她带来的创伤。之所以是广义的，是因为毕竟罗莎夫妻和旺达的儿子都没有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而是被波兰人杀的。而波兰人之所以杀犹太人也是和希特勒的政策分不开的，故而是广义的。

第三，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与旺达截然相反的伊达在旺达去世之后，“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旺达，而这里的“莫名其妙”就把大屠杀的创伤记忆与波兰犹太人中流传的恶灵传说联系在了一起。在电影中，显而易见，单纯虔诚的伊达和干练但又故意堕落的旺达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可就在旺达带领伊达找到并埋葬了伊达父母和自己儿子的骨殖之后，伊达选择暂时不宣誓，在旺达去世之后，住进了旺达的公寓，穿上了她的衣裳，叼起了她的烟，喝起了她的酒——成为了旺达。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显然，伊达选择不宣誓是和与姨妈的这场公路旅行有关，当她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和表弟就那样无辜被人杀，还如何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呢？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就在伊达和旺达准备埋葬她们的亲人之前，伊达说，我们是不是得请一个牧师？旺达说，拉比，你说的是拉比。可就在埋葬时，只有她俩出现在镜头里，拉比是缺席的——结合上文中提到拉比在驱魔仪式中的重要作用，拉比的缺席就意味着恶灵并没有被驱逐，反而从去的旺达身上跳到了活着的伊达身上，让伊达不再相信上帝的，也被恶灵——大屠杀的创伤记忆——附了体。

变成旺达的伊达

伊达的突然转变象征了她作为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下一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此次历史事件的影响，创伤不会随着亡而消失，只会像附体的恶灵一般在人间游荡。所以，当被大屠杀创伤影响了的伊达和那名爱慕她的男子睡觉了之后，男子描述了之后两个人的幸福生活，伊达能够回应的只有沉默。因为在看到了如此惨烈的人间地狱之后，被恶灵附了体的她也许再也过不了普通人的生活了。

虽然这部电影的犹太元素不多，但其总体框架还是在东欧犹太民间传统与后大屠杀世界的碰撞之中形成的。用恶灵来象征大屠杀的创伤记忆这种艺术手法在西方文学电影中并不罕见。最有名的应该是罗曼·加里（Roman Gary）——对，就是电影《黎明的承诺》（Promise at Dan）的男主角——写的《金杰斯·科恩的舞蹈》（The Dance of Genghis Cohn）。在这部小说里，在二战中处过犹太人的德国在战争结束之后觉得自己被自己处过的一个犹太人的恶灵附体了，以至于后来混淆了自己与犹太人的身份。这里，和《修女伊达》一样，本不存在的恶灵其实象征了一种无法摆脱的、犹如阴魂不散一般徘徊不去的创伤与记忆。

《黎明的承诺》海报，左下角那个男人就是作家罗曼·加里

在电影的最末尾，伊达选择穿上修女的衣服，走在一条路上。可以想见，她这是要回修道院了。这个结局看似闭合，实则开放——已经不相信上帝的伊达回到修道院去就能继续相信下去吗？如果不能，她将如何度过这被不可能驱逐的恶灵附体的一生？电影没有告诉观众，历史其实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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