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历史之最电影解说文案(谁是罪人?1942河南大
#如果发生战争,老百姓需要囤什么?#
1942年河南大灾的责任到底归谁,历史其实早有定论。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拒绝救灾、行动迟缓、横征暴敛,都留下了详细记录,原本没啥疑问。
冯玉祥回忆、时任河南参政员郭仲隗的自传
可不知什么时候,情况变了。
现在只要一搜网络,说时任河南省主席李培基隐瞒灾情的文章是要多少有多少,完全掩盖了真实情况
在他们的描述里,蒋公成了蒙在鼓里的白莲花,全部责任都是李培基的。
甚至百度也说1942年的河南灾情“长期不为重庆所知”;百度百科【李培基】词条更是在不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由于他的隐瞒才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和扩大
那么1942年的大灾究竟谁在撒谎?
河南自古是膏腴之地,农业条件原本很稳定,可是花园口决堤后黄河夺淮入海,局部气候受到严重影响,河南的旱灾、水灾、风灾严重起来,蝗沙堆积的黄泛区又给蝗虫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温床。
2023年是花园口决堤事件85周年
托蒋公的福,从1939年起,河南大灾小灾就没消停过,1942年只是积累效应的总爆发。正好,为了把锅全部扣到李培基身上,某些人要着重塑造他冷漠、欺上瞒下的形象,甚至说灾难在1941年就有征兆,可是“李培基1941年时置之不理,没有报灾,任凭灾难扩大”
,在真实的位面上,蒋公1942年1月4日才亲下手谕,安排李培基去河南任职,正式公文于1月9日发出,而李培基真正到达河南担任“省主席”、接掌河南省政府的大印是1942年1月21日
李培基任命
第二天,也就是1942年1月22日,蒋公还发了一封勉慰电,要李培基“面谈各节放手去做”
李培基的谢恩电报和蒋公回电
而他接任河南全省保安司令,完全掌握河南省府的实权,要等到2月10日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1942年才到任的“省主席”,不知道怎么能算是对1941年的灾难征兆“置之不理、坐视灾难扩大”?
李培基接管河南“治安力量”时间
,“隐瞒灾情”的说法从时间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证据没有,相反,能证明李培基及时报灾的证据倒有一大堆。早在1942年6月18日,他就已经向国府报告了灾情,不但用了“灾情惨重、为历年罕见”这样的措辞,不存在什么大灾报小的问题,而且表示要立即“会同省赈济会勘定灾情”、“请求减免一切负担”。尤其是电报标题还加上了感叹号,代表灾情十万火急。
考虑到河南冬小麦一般是6月上旬开始收割,省府需要汇总各地收获情况、查询存粮,判断严重程度,6月18日(六月中旬)就做出决策、向国府求援,不能算慢了。
至少蒋公本人收到这封电报后就当即“交行政院核办”,不认为有什么拖延或隐瞒的问题。7月25日,李培基又拉上第一战区司令长蒋鼎文等人,一起联名报灾
联名报灾人为李培基、蒋鼎文、刘真如(时任国党河南党部负责人),党政三方一起报告,十分正式
更重要的是,7月31日,蒋公也专门回电给河南各位长,表示收到信息,事已经在办了
蒋公自己表示已交行政院核办,偏偏有人要说“蒋公不知道”
这说明上下级沟通渠道一直通畅,所谓河南灾情“长期不为重庆所知”,又是从何说起呢?就这还能“不为所知”,难道要河南老乡们杀到重庆,向蒋公邸开炮,夺了鸟位,蒋公才能略有所知么?
不管怎么说,既然选定了李培基来当坏蛋,那么1942年的河南就不能没有一个好汉——有衬托才能显出坏蛋的坏,是不是?选来选去,他们竟然选中了需要随身携带泌科医生的蒋鼎文,言之凿凿的说什么“蒋鼎文因为汇报的灾情和省府瞒报的灾情不一致,所以受到了训斥,正义化身蒋大善人干脆扣押了粮政局长,并且在蒋公亲自主持的王曲事会议上和河南省府公开冲突,才揭破了真相,让蒋公把河南的粮征集指标从500万石降低到了200万石”。——哎哟哟,好一出“李培基隐瞒灾情保权位,蒋鼎文冲冠一怒为饥民”,拉个二胡打个锣,够唱几出的了。
当今大陆网络文人给蒋鼎文戴上的高帽子
实际情况呢?
公平的说,蒋鼎文确实尽到了汇报的责任。1942年7月22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曾万钟就致电蒋公,报告河南旱灾极其严重,需要邻省支援和大量赈济
7月26日,蒋鼎文向国府单独报灾,使用了“全省麦收不及三成”、“秋禾悉已干枯、收成绝望”以及“秋收绝望、赤地千里”等措辞,建议豁免原定要在河南征集的500万担粮。这和他7月25日跟李培基等人联名报灾时的措辞基本没有区别,说明当时一战区和省府对灾情没什么不同意见
而蒋公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拟办意见,也认为河南政高层对于报灾、救灾、减免征粮等问题意见一致,既然如此,蒋鼎文又怎么会遭到什么训斥呢?
陈布雷特地说了据河南党政主续报……情形似颇严重
至于所谓“在王曲事会议上,第一战区和河南地方灾情报告不一致”,就更是莫名其妙。蒋公的起居注里,对1942年9月这次会议的记录非常详尽。他的开幕致辞、听各长汇报、痛骂兵站负责人等都有记载,就是没提河南一句。训话时蒋公十分啰嗦,特别批评了一番粮征集,但直到会议结束,仍然没有一句提到河南,更别说什么冲突。9月10日,蒋公还发电报要手下“整饬粮役政”,特别把湖北拉出来当反面教材,可也没提有河南什么事;
另一个旁证是,日记狂魔胡宗南也详细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每日议程和各种段子,连给蒋夫人开门时找了十多分钟钥匙、会餐时蒋公嫌西餐太慢、命令改中餐,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详细记录,可就是没写关于河南任何八卦。所以,蒋鼎文为饥民大闹会场的证据,看来还需要某些人继续无中生有、多多编造。
更关键的是,陈布雷还贴心的进行了一次详细梳理,说清楚了河南粮征集指标减低的决策过程。在他笔下,恰好是由于李培基一再叫苦,国府才把征集额从500万担降低为380万担。
之后,李培基继续递折子、发新闻,张治中又帮着上书,憋着蒋公开恩,把指标核减到200万担
谁知道国后勤部坚决反对,说再减就要饿兵了,蒋公又不好反悔,陈布雷只能建议干脆耍个无赖,在公布时把减免为200万担改成减免为200万大包,当时“石”小于“包”,10担为7大包,这样就能有280万担,既全了蒋公面子,又能喂饱部队,,搓汤圆的最终结果是河南需要征集200万大包粮,其中160万大包归第一战区。
而对于这次减免的决策过程,各路网文一会说是蒋鼎文为民请命,一会说国府粮食部擅自篡改征集单位,实在是过于辱蒋了,毕竟是国大事,哪怕是国府也不可能搞成一场儿戏嘛。
至于让某些学者感佩不已的蒋鼎文“节食助民”的把戏,综合1943年李培基、蒋鼎文、汤恩伯等人的电报,在赈灾中,一战区从后方仓库粮中借给河南省府小麦4.7万包,士兵节食赈济1.5万包
——有借就有还,何况还属于短期拆借?据李培基的报告,1943年新麦上市,借的4.7万包就开始还了
至于士兵每天少吃的二两,给了河南1.5万包,相比于征收的200万大包粮,连零头都算不上。了,大家都饿肚子,别说给1.5万包,哪怕是1.5包咱也不嫌少,只不过,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统揭破了真相,催命一样从灾区收来的粮可没全部进士兵的肚子,反而进了各位长的腰包,以至于“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由队售出”。(资料见往期)
仅汤恩伯集团的30个师长、旅长,每个月可以克扣到200万斤粮食,个个大发横财,从灾区饥民手上收走200万包救命粮,再从士兵嘴里抠出1.5万包搞赈济,自己悄悄倒腾个几十万包的小生意,还要人家感谢自己。
编故事嘛,既然正、反面典型都树立好了,下一步就是要破坏旁证。对于冯玉祥将、郭仲隗先生的回忆,某些人一边斩钉截铁的说是捏造杜撰,一边捧出了张继、张历生的事迹来搞对冲。1942年10月,这两位确实被国府派去勘察河南灾情,各路网文还给他们编了一大段“对话”
那感脚就像他们人在现场,不但直了张历生为民请命、怒斥昏庸的场面,还进一步把李培基刻画得近乎无赖。
可是,二张向蒋公汇报工作情况的电报却完全相反,只说了两件事第一,灾情是真的;第二,虽然灾情是真的,但也要继续征粮,而且一定要按国府要求征足、征够,因为“上半年收成尚好”
国府救灾大员的真实意见继续征粮、必使征购足额
咱们可以老百姓的存粮,至于百姓的活?咱们可管不了。这种货色在今天的网络上成了大好人,真正要求减免负担的地方反而成了坏蛋加无赖,真不知让人说啥好。
那么蒋公在这场灾难中又有什么精彩表演呢?
1942年8月4日,在两次报灾后,河南省府接到国府通知,要求各级员加紧征收,还要一律出巡宣导,以“提高粮户纳粮情绪”,而一直期待的赈灾、减免却遥遥无期。9月5日,李培基实在坐不住了,跑去面见蒋公,汇报了灾情。这次会面在蒋公的起居注里也清楚的记载了9月5日,接见李培基,谈赈灾问题。
老蒋李培基没来?我见了个假人是吧?
在这次会面中,李培基当面交给蒋公三份报灾折子,第一份说得很直白光靠河南本省的力量无法自救,不但要申请大额救灾款、还要发行巨额救灾公债,并且请国府立即派人去河南,核定灾情
第二份折子请求免除或进一步减少河南的粮负担,如果不能减免,那起码要把征收时间推迟到第二年,让老百姓喘口气;
第三份是要求给河南保安司令部授权,允许他们就地处决盗匪——虽然和救灾无关,但也可以看出当地局势陷入了混乱,灾难已经开始扩散。
再三报灾、面见蒋公、交了书面材料,作为一介文,李培基能做的大概是都做了,从他1942年9月7日给蒋公的亲笔信看,他自以为和蒋公还谈的不错,认为至少是已经锁定了豁免田赋、给救灾款这两件大事
李培基的感谢信
消息在洛阳登报后,全省欢腾,对蒋公感恩戴德,李培基也在信中一再感谢,并继续申请让邻省提供驻粮,给河南老百姓再减轻一点负担,可以想象,如果事情按他的想法发展,灾民们或许有机会渡过一个艰难、但能勉强活下去的1942。
没想到的是,9月12日蒋公接到李培基的亲笔信后,大发雷霆,来了个否认三连,不但立刻发电报斥责这是“胁迫自己”,而且还在日记里愤愤不平,他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到“河南旱灾,该省主席李培基对余请求赈灾与减征粮,余以其厚实之人,善意慰抚,代其设法解困。而彼反致函称,余已面允其完全免粮相胁制,强余默认其谎妄之辞,此诚愚蠢之不可及者也,又使余多得一教训,不禁愤慨系之。”
9月23日,蒋公通知国府粮食部,自己“并无允许豫省全数豁免征实、征购之语”,要求立刻登报更正,还给李培基发电报,斥责他道德沦丧、对上不应有此作态。
在这样沉重的压力下,9月24日,李培基给蒋公回电“排除万难,努力以赴,以报知遇之恩”。
最终,1942年河南粮食征集数量甚至超出了国府减免后的数额,国府一面对此通令嘉奖,一面不顾大灾之后老百姓非即逃,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马上以超出的数额作为河南省1943年的粮食征集指标,从而成功的为1944年国在河南的众叛亲离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没有掌握可靠资料的情况下,完全否定冯玉祥将、郭仲隗先生等人的回忆,对张继、张历生无条件相信,坚持要把灾难的责任推给李培基,反过来树立蒋鼎文的高大形象呢?
其实,只要看一看这些当事人在1949年后的去向,立刻就能真相大白
冯玉祥将遇难;
李培基、郭仲隗选择留在了大陆,肯定要当坏蛋;
电影《1942》李培基的艺术形象扮演者李雪健
而张继原本就是老西山会议派,1947年就去世;
蒋鼎文和张历生却一直当着蒋家的,在台北,自然会被打扮成好人。
所以你看,这哪是什么历史问题啊,完全就是个屁股问题嘛!
白骨如山忘姓氏,都是同胞与骨肉。早已确定的历史事件,用十几万条垃圾信息就可以简单粗暴的篡改。1942年那场灾难的制造者,早已被人民队消灭了、赶走了,可是要让灾难永远不再重演,恐怕就要靠我们一起来明辨是非、保卫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了。
我想,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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