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30日，卫立煌乘坐一架离开沈阳的飞机到了葫芦岛。

杜聿明问他“点名让你一个人来，你怎么带了30多个人？”
卫立煌说“都是同僚，总不能扔下不管吧。”
在和杜聿明聊天时，杜聿明担心蒋介石因为战败而追责卫立煌，卫立煌说“我的主张没有错，范汉杰、廖耀湘执行的也不是我的命令。”
在葫芦岛待了两天后，卫立煌又飞往北平。

北平“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找了一个大宅子，将卫立煌及随员十多人安置下来。

卫立煌，字俊如、辉珊，安徽合肥人。1897年出生在合肥县卫杨村一个小宫吏家庭。1912年考入湖南陆学兵营，从此开始旅生涯。从1915年当士兵到出任长，他只用了11年。

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将卫立煌的职一撸到底。

在1949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尽管此时国民党还在各地与共产党摆开“决战”的战场，但身居高位的卫立煌知道国民党的衰亡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了，共产党坐天下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一切使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多年追随蒋介石的经验和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使他感到继续跟随蒋介石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而作为人民的战犯留在大陆也未必是上策，于是他打定主意悄悄去“中立”的香港。

1948年12月，卫立煌包租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由北平经上海飞广州。卫立煌此行兵贵神速，行前未通知任何人，只是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发一电报，含糊其词地称要离开南京。

到广州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豪华的爱群酒店，准备秘密前往香港。

由于卫立煌原来就不买蒋介石的账，这次从北平抵广州一路也没出现意外，加之广州距香港咫尺之遥，放松了警惕。他们在爱群酒店一下子开了10多个房间，来往进出排场很大。他们在旅客登记簿上用的是卫立煌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

一个毫无名气的卫道然竟然在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房间，而且进出房间的人都穿装，佩带。这就难免引人注目了。

广州保密局的特务很快就盯上了他们，特务在宾馆安装了窃听器，终于有了重要发现。

“卫立煌到了广州，可能要去香港”，时在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得到来自广州方面的报告后，顿感事态严重。他电令广州特务严加监视，并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得知卫立煌有南逃香港的意图，蒋介石随即密电广东省政府予以扣留。于是，宪兵、特务奉命包围了爱群酒店。

宪兵团长对卫立煌说“总统接你回南京，专机来了。”

卫立煌朝窗外一看，旅馆四周都是宪兵。

此时，小儿子卫道然和二三十个铁杆随从摆出了与来者一拼的架式，但卫立煌知道，硬拼肯定是要吃大亏的，他对卫道然说“不可轻动！开火必有伤亡，就是神枪，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也是无用。我回到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

于是，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坐专机飞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从人员转移到沙面旅馆。

被禁南京

卫立煌来到南京，径直前往上海路自己的住宅。

与卫立煌几乎到达的是一队宪兵，他们很快即在卫家周围密布岗哨。

卫立煌前脚刚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就来了，他对卫立煌宣布了总统口谕“你现在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之前，不许出门，不许接见客人，不许通信、通电话。”

卫立煌开始失去了自由，卫宅的电话线被切断，与外界完全隔绝。

此时，有一个人非常惦记卫立煌，他就是卫立煌的合肥老乡、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他认为蒋介石亲自说过不要卫立煌负责任的，怎么现在又要软禁卫呢？于是，他专门见蒋介石询问缘由。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推说不知。

吴忠信抓住这句话，旋又去追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包围卫宅呢？’张镇无言以答。

其实，吴忠信知道，没有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软禁卫立煌，蒋只是嘴里不肯承认而已。蒋介石之所以软禁卫立煌，是有一个丢失东北三省的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

东北惨败，蒋介石有一股怨气，他真想重办卫立煌以遏制国民党丧师失地的趋势。但蒋很清楚地知道，东北丢失并非卫个人的责任。况且卫立煌跟随蒋介石30多年，出生入，屡立战功，现正处于非常时期，对他处置不当将导致将领心寒，适得其反。

于是蒋介石决定暂时软禁卫立煌，让其先背上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立煌的住宅不但外面有宪兵包围，而且室内还钻进来10多个保密局特务。他们进堂入室，肆无忌惮。卫立煌的卫士虽然非常气愤，但亦奈何不了。这是一种奇怪的环境，卫宅外层是宪兵，中间层是特务，里层则是卫立煌多年的随从和卫士。

面对如此特殊的环境，卫立煌自然变得更加谨慎。

这天半夜，卫立煌悄悄起来，在箱子中拿出1包东西走进卫生间。那是保存10年之久的40多封信件和10多张照片。照片是1938年在延安时与中共领导人的合影，以及此前在山西前线和洛阳与八路总司令朱德的合影。信件则是毛大大、朱德、林伯渠等人的来信。这些是卫立煌的心爱之物，长期随其南征北战。而今夜，他不得不作出违心的决定。在仔细地看了看照片后，他终于狠心地将它们付之一炬。

日复一日。卫立煌渐渐适应了这种清静、悠闲却没有自由的生活。

虽然和以前冠盖如云、车水马龙相比，现在的卫公馆显得十分冷寂，但仍有一些不避嫌的老朋友、老部下前来看望，不过总是被宪兵挡驾。偶尔几个身份特殊、战功显赫的界要人硬往里闯，但亦徒劳而返。关麟征即为其中之一，已是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不能见到卫立煌。关回去后一怒之下，把自己镶有阶的装扔到地上说“凭这都进不了门，要它何用。”

当时能自由进出卫家不受阻碍的只有参谋总长顾祝同。而顾每次到卫家只有一个话题，即催促卫立煌早点做好去的准备。

这时淮海战役已近尾声，蒋介石的几个精锐兵团已相继被歼。蒋家王朝倾巢在即，南京高级员纷纷收拾黄金细软逃往。凡不想去者，均被视为投降共产党人员而上黑名单，自然也成为特务暗杀的对象。

卫立煌决计再不上蒋介石的船了，可也无法应付顾祝同的频繁催逼。恰恰这时夫人韩权华倒了，而且势不轻。这样就给了卫立煌一个拖延的理由。

所幸经医治后韩权华身体逐步好转。

这时，国民党特务已开始对一些不去的政要员实施暗杀。卫立煌也每天都面临威胁。，1948年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公布了中共所列的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其中就有卫立煌。这倒帮了卫立煌的大忙，国民党内指责卫立煌“通敌”的罪名显然已不成立，对卫立煌的监控措施也松懈。

不久，淮海战役结束，国共双方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49年1月宣布下野，退居奉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收拾残局。上台后的李代总统很快做出一些姿态，为国共和谈打下基础。其中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李宗仁下令撤销了包围卫立煌住宅的宪兵。

秘密赴港

1月25日，卫立煌住宅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卫立煌惊讶地拿起电话。

“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这是李宗仁的声音。

卫立煌闻之动容，连忙感谢李代总统的关怀。此时，卫立煌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但监视他的特务仍在。他们自称只听命于时已逃往的特务头子毛人凤，没有他的指示，不敢擅自撤离。所以在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后，卫当即提出要见李一面，并请派车来接他。

片刻后，李代总统的车驶进卫宅。特务根本不敢阻挡，卫立煌遂被接到傅厚岗代总统邸。卫立煌已被软禁1个多月，满腹委屈及对蒋的怨恨要诉。李宗仁虽说是代总统，却处处受人掣肘，以致寸步难行，他对蒋自然也有许多不满。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鸣。而这种共鸣竟使他们畅谈了一夜。

次日晨，卫立煌回家，看到那些特务还在，只不过不似之前般傲慢和嚣张了。

自从门外宪兵撤走后，这些特务便变得形单势孤，甚至神魂不定，他们虽不敢擅离职守，但仅徒于形式。

门外没有宪兵，特务有所收敛，“绿衣使者”便可敲门而入了。这天，卫立煌收到一封信，来自于江北扬州一个寺院的方丈。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战役，击溃阀孙传芳后曾经在这个寺院小住，并与寺院方丈成为朋友。如今方丈听说卫在南京环境不好，想请他到江北寺院散散心。卫立煌读信后心里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以方丈的名义劝他渡江。这时的长江以北基本上都在解放的控制之下，渡过江就意味着得到了自由。这个写信朋友的好意卫立煌是能够感觉到的，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沿江戒严，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卫立煌只能是望江兴叹。

这天，突然有3位文人来访。他们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原来他们3位刚受到李宗仁的接见，李把释放卫立煌作为一项德政措施通报给他们。于是，他们相约一起来到卫立煌家探望。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是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姐姐，梅与卫是连襟；袁敦礼与韩家也沾一点亲戚关系。他们见到卫立煌后很关心地问他打算怎么办？卫立煌回答他们说顾祝同正在逼他去，他不想去。梅贻琦立刻插话说“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

袁敦礼说“为什么不跑呢？”

卫立煌指指下面说“楼下还有特务。”

“这些人还不好打发，都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都守不住了，他们难道不想逃跑？我看送几个旅费就可以打发走了。”顾毓秀在一旁说道。

3位校长在劝说卫立煌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卫立煌不能去，应争取出走。卫立煌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至于出走问题，表示要慎重考虑。

刚送走3位客人，又有一位满口苏北口音的人大大咧咧、昂首走进大门。他对卫的随从略事招呼，便径直上了二楼。此人是北伐前即同卫十分相熟的老朋友李明扬，抗战时期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见到卫立煌，李明扬直接地说“千万不能去，我们跟了蒋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他一定会对你下手。”

“那么依兄之见该如何行事？”

李明扬附耳说“赶快逃跑，外面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危险了。你应设法先到上海，然后乘船到香港。只要上了外轮，即大功告成。”

卫立煌认为此方案可行。送走李明扬后他即与夫人商议逃离南京计划。为吸取上次在广州的教训，他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办法均做了详细考虑，确保万无一失。

是要解决眼前的特务，这个事交由副张学成处理。张学成跟随卫立煌多年，骁勇善战，枪法娴熟，深得卫的信任。他对特务小头目说“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除总司令家的一切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走？还想在此捞什么油水？

本来宪兵走后，特务已觉势单力孤，没有底气，现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他们也是听上级命令行事，都是在外面混饭吃，没有命令不敢撤离。

张学成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人？总司令已发话，限你们1小时内撤走。老子打日本都不怕，枪林弹雨不知经历多少，难道还在乎你们几个？’

特务们赶紧回答说有事好说，随后知趣地搬到主楼外的汽车房里，卫立煌的活动余地随之增大。

转眼到了除夕，在卫家的特务们百无聊赖，无所适从，竟悄然回家过节。

卫立煌随即紧急行动起来，并进行了化装，剃掉了留了几十年的胡须。这胡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已经成了卫立煌的标志。还是在第一次北伐时，卫立煌因战功升为营长，当时粤年纪普遍偏大，卫立煌则是少见的青年营长，故一直被称为“小营长”。为扮老成以建立威信，从20多岁起他就蓄起了胡须。这一蓄竟达30载。剃掉胡须后，卫立煌穿一件蓝色棉袍，头戴瓜皮帽，足蹬老棉鞋，还戴上眼镜。如此“包装”后，卫立煌俨然一位小镇私塾先生。

当夜，南京城依然一片过年的气氛。在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卫立煌告别家人，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沙场的卫士悄然上车，驶离家院。随行的还有一位到上海为他们安排住处的朱映霞女士。车子在南京城内绕了几圈，一方面是在向南京城告别，趣怪网希望多看看这个既熟悉又充满情感矛盾的城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确认没有特务跟踪。

车子随后拐上宁沪公路，加大油门，向上海疾驶而去。

上海的混乱明显超过南京。汤恩伯的部队集中上海，声称“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这是想争取一点时间保卫上海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文物及其它物资运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立煌悄然抵达上海，自然不会引起注意。

卫立煌在上海的落脚地是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这是一个资本家很宽敞的闲置住宅，其主人已去香港。卫立煌在此暂避，并迅速派人购买去香港的船票。

第二天下午，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电话找卫立煌，韩权华赶紧代接。吴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紧赴。韩回答“我们正在准备，俊如要带老太太一起走，现已去芜湖接人了。你转告蒋先生，我们一准备好即动身。”

吴忠信知道卫立煌是孝子，接母亲去完全在情理中，故未多问。

当晚，卫立煌的车子返回南京。司机告诉夫人，卫立煌赴上海一切顺利。韩权华这才放心。次日晨，车子又一次从卫宅中开出，这次在车上的是韩权华及张副等。

卫立煌与韩权华在上海会合后即驱车前往码头，登上一艘前往香港的英国客轮。

当轮船的汽笛一声长鸣离开码头的时候，卫氏夫妇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们知道总算安全地摆脱国民党特务无处不在的罗网了，因为此时即使他们被发现，特务们也对他们无可奈何了。

轮船破浪前进，次日驶过海峡，前方就是他们要到达的目的地香港了！

香港滞留

卫立煌与妻子刚刚到达香港后，仍然惊魂未定，他们知道香港这个地方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密如丝网，担心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再遭不测。他们不仅不能用自己的真名登记住宿，而且连旅馆的门也不能随便出。身上所带的钱是有限的，后来他们便找到了夫人韩权华一个当医生的亲戚，租用他楼下一楼出租的房子安顿下来。，他们仍然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平时进出不敢走正门，每逢有人来访，要在后门上的蟹望镜中看一看，确认是熟悉的人才开门。这种日子比幽禁强不了多少，卫立煌觉得不能总这样下去，他也在寻找一种能够使自己寄托余生的归宿。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解放。此后人民解放向长江以南乘胜追击，到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的胜利局势已经不可动摇，除四川、云南、西藏和台澎等一些沿海岛屿外，中国大陆的广大地区已获解放，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呼之欲出。

此时卫立煌虽然隐居在香港的一隅，对国内的时局变化非常关注，他一连给正在贵州他过去的老部下陈铁写了3封信，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向人民投诚。而实际上这时陈铁已在贵州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头，就要率部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很热，卫家来了两位客人造访，正好卫立煌夫妇不在，两人也未留姓名就告辞了。卫立煌夫妇回来后，根据家人的描述判定这两个人一个是杨杰，另一个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

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他曾帮助卫立煌制订远征收复滇西松山的战役计划，平日无所不谈。他刚刚从大陆尚未解放的地区来港，一定带有不少那些地方的消息。卫立煌根据客人留下的地址找到了铜锣湾杨杰的住所，杨杰不在，只好留下一张纸条，约他再到宅内叙谈。

杨杰回来后见了卫立煌的条子正准备出门，突然家佣告诉他门外来了两个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人，说是给他捎东西来了，要求亲见杨杰。杨杰看见信封上笔迹像是他的熟人所写，告诉家佣让人进来。来人进屋后一言不发，见到杨杰后拔枪便射，杨杰胸部多处中弹，两人又对其头部补了一枪，杨杰被打在藤椅上。卫立煌闻讯后十分震惊，他为杨杰的感到痛惜，杨杰毕竟是他多年的知己与好友，也为自己早一步离开杨家而未遭劫难感到庆幸。他知道这一切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杨杰的使卫立煌感到香港并非是个避风港，如果不加注意不知哪一天自己就成为杨杰第二。他比以往更加深居简出，少与外界来往了。他既不想去海外，更不想去，当时他对自己的今后一片茫然。他让家人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整日闭门读书看报，表面上看他似以这种方式打发剩余的时光，而实际上此时在他的心里，还有一种激情在涌动，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从未告人的期盼……

1949年10月1日，毛大大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声音通过电波传了全球的每个角落。

卫立煌一遍又一遍收听了广，有关报纸看了又看，他感到新的政治纲领都符合人民的要求，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顺乎民心，只有这样的政党才是有趣怪网希望的政党。他不由得想起了11年前到延安时与毛大大主席见面的情景，想起多次与朱德总司令彻夜长谈，他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内心深处的一种深藏不露的激情涌上心头，他感到自己的未来有趣怪网希望了。

延安合影卫立煌 毛大大

10月3日，卫立煌特意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曾经对人民犯下罪过的“战争罪犯”，借着酒劲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这是一封专门发给毛大大主席的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江

电报表达了卫立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憧憬与向往。

实际上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民主党派“民革”的人了解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且卫立煌以往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有过与八路合作的经历，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

但当时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说现在去还不是时候。因为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借此机会把本应当由蒋承担的责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这样反而给蒋介石提供了整他的口实。卫立煌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的确，像他这样具有特殊背景的人的回归需要时机。

在此后的数年中，寓居在香港的卫立煌仍然是处处小心谨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呆在家里，看看书报杂志，除会见几个熟悉的老朋友外，很少与外界交往。有时在家里实在厌烦了，就携带夫人和子女一同出外散散步，如果偶然听到旁人说“瞧，这不是卫立煌吗？”他便赶快拉着家人走开了，他不招惹事非。他没有忘记那句话“眼睛，眼睛，到处都是眼睛”。

在向大溃退中，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们大多去了，而他们当中唯有卫立煌能去而不去，这使得蒋介石心中非常不快，他很难理解这个他一手栽培多年的学生怎么会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与他离心离德。他曾派遣吴忠信数次到香港找卫立煌，趣怪网希望他到“共同创业”，一来防止卫立煌投共，二来还指望他在将来的“反攻复国”中一展身手。尽管卫立煌对吴忠信一向很尊敬，每次吴先生到访必是好酒相待，他并不领蒋介石的情，因为蒋介石令他伤透了心。每每酒过三巡，面红耳热之时，卫立煌也借着酒劲半醉半醒地历数30年来，蒋介石对他的无情无义，他说

“抗日战争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八路处在华北最前线。我主张分配给八路的作战任务弹补给，和各一样。问问全中国人，这有什么不对呢?蒋先生不但不叫这么做，反而说我偏袒八路，撤去我的职务。在成都两年，还派人监视，东北之战，陈诚完全没有办法了，蒋先生硬叫我去背黑锅，他向我保证，东北的得失不由我负责，保证这保证那，说了多少好话，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三次亲自到沈阳指挥作战，每个师的使用他都要管到，对于东北将领们的话一句不听，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他硬要做，东北失败的责

任完全在他自己，还能够怪别人吗?他把我无辜软禁在南京，我连自由都没有，家中被宪兵特务围上两层，你老都实在看不过去，亲自去问他，他还当面对你说他不知道，虚伪到这种程度的人，你一生见过第二个吗？……”

卫立煌的苦衷吴忠信也能理解，所以他也不指望卫立煌能真的动身去，每次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的确卫立煌生活在一个国民党特务猖獗的香港，其处境是可想而知。后来据卫立煌在香港的副柴生春回忆

卫立煌在香港，是在长期心情焦虑与忐忑不安的环境中生活。他一是担心蒋介石派人来下手；二是向往祖国，却又怕那里的人们对他不谅解.他常常对柴生春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指犬陆）看看。一来怕腿痛发作，二来怕1948年去东北的真心没有事实表现，怕得不到谅解。”

解放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使卫立煌十分振奋，他对国内各地建设的消息也非常关注。对他来说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广东到东北，他都留过许多足迹，他对于许多地方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非常熟悉。这些故地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常常拿着报纸，或是开着收音机，神魂飞越，如同回到了这些地方一样。有时他情不自禁地朗诵苏东坡的名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最有意思的是报上刊登鞍山三大工程完工的照片，使他惊奇。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仅仅还是在两三年前的1948年春天，他到东北视察沈阳外围各据点时曾经到过鞍山。那时候这个中国工业基地一片荒凉，烟囱不冒烟，厂房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有点像《桃花扇》一出中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归废垒，瘦马饿空壕，城郭萧条。”今天竟然变成这样一幅生机盎然的壮丽景象，涌现出许许多多劳动模范，这简直是奇迹。他进一步坚定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趣怪网希望的信念，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富强，真是事实胜于雄辩。

终于找到了晚年的归宿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对实行了事援助的地缘政策；而为了得到美国的保卫甘愿做一个美国事羽翅保护下的“小伙计”，双方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于1954年12月2日订立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

站起来了的中国从来不信邪。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三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由国民党占踞的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这一事行动不仅沉重打击了固守外岛的战略，也使美国吃惊不小。1955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美国政府午涉中国人民解放的声明》，声明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是中国的领土，解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广大海外华侨的赞同，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帮报纸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唱出不和谐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诬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道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发表的谈话也加以攻击，谩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云云。

身在香港的卫立煌看了这种报道后，大不以为然，立即对友人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张治中给卫立煌写了封长信，劝他到北京来。张治中和卫立煌都是安徽人，还是儿女亲家（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嫁给了卫立煌的二儿子卫道熙），两人公私之间的关系都很不错。张治中的信，让卫立煌触动很大，坚定了不去的打算。
龙云等44名在香港的原国民党政人员，联合发表了一个脱离国民党的宣言。奇怪的是，卫立煌当时从未参与，也没有表态，在44人的名单后面，特别划了个括弧，里面注明了“卫立煌除外”五个小字。此事卫立煌一直很疑惑，不清楚到底是谁做了手脚。
蒋介石在看到44人的联名宣言后，暴跳如雷。由于卫立煌并不在这44人之内，还有括弧一事，加之卫立煌人品、能力在国民党将领中都是拔尖的，所以十几个国民党元老级将领联名给蒋介石写信，让撤销对卫立煌的处分，将其召到来继续任用。

卫立煌一直趣怪网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发表一个声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此事后，立即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并说如果卫立煌愿把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对于促进和平解放将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也提醒他，在香港如果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能会成为国民党特务的攻击目标。于是与他商量，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卫立煌本人有必要采取防范措施。在只有弹丸之地的香港找一个人的踪迹是并不困难的。双方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发表文章后返回大陆是最为安全的，于是卫立煌返回大陆的问题被提出来了。

当时卫夫人韩权华对回大陆还心存顾虑。

此事很快传到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的返回大陆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对于韩权华的疑虑，周恩来和邓颖超找到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这时邓颖超的秘书生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就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过去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见到此信，非常高兴，立即明白了是周恩来叫他回来。1937年忻口战役以前和以后，卫立煌在太原和周恩来有几次接谈，情形历历在目。他在周恩来的鼓励和教导之下，对于抗日建立不少功勋。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他记得非常清楚；周恩来是他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之一，现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请他回去，那还有什么犹豫的，于是定下了回大陆的决心。不过此时韩权华的顾虑还没有完全消除。

来港联系的大陆人员询问韩权华“有顾虑吗？”

韩权华非常坦率地说“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无所作为的人了，不如流落香港，了此残生。”

韩权华接着说“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对于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

不过卫立煌对此倒十分乐观，他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改变的。”

韩权华又说“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在大陆上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我怕到了那里劳动不了。”

来洽谈的同志详细介绍了大陆上人民生活的情形，告诉他大陆上的人都把劳动当作光荣的事情，各尽其力，共同来建造新社会，也要看各人不同的情形分配不同的工作。像她这样的情况，可以酌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疾国家是会照顾的，不像在香港看要花很多钱。这样就打消了韩权华的顾虑。

说一不二，既定的主意决不反悔，这是戎马一生的卫立煌的一向个性。他没有一些人的那种瞻前顾后，也没有一些人的畏首畏尾，几十年的戎马生涯造就了他一种大丈夫敢做敢当的英雄气魄。于是他对大陆来人说“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

就这样卫立煌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也意味着他的命运将发生一次重大的转折！

卫立煌返回大陆问题商量决定之后，联络人员就与之商定如何越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旅途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由于许多国民党特务都认识卫立煌，由香港坐火车经过广九铁路回来目标太大，是很危险；于是决定采取坐船到澳门，再由澳门乘坐汽车到广州的办法。决定经由澳门这一条路线。

来洽谈的同志又告诉韩权华，东西尽量少带，以免引人注意，什么用品国内都有。随行者只带柴生春，汽车司机在香港有眷属，只好不带他同行。此事对任何人都严守秘密。

1947年，立煌与妻子韩权华在欧洲期间合影

回归

卫立煌在港隐居5年，行吟泽畔，眷怀祖国，不胜寂寞，今日由香港乘船到澳门，踏上归国的航程，重见南海上的波涛，珠江外的风云，都觉得另有一番神采。回想他自己早年第一次乘海轮由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整整40个年头。这40年中，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任人欺侮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旧阀新阀都一扫而光，而他自己在这40年也历尽曲折，倍尝甘苦，这一回重回广州真是百感交集。他们在澳门登陆之后，即有人接送到一家商业公司里休息进餐。

用过便餐后，他们又从这家商业公司门前乘上汽车，风驰电掣，驶往广州。这一天是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夫妇终于重归大陆回到新中国的怀抱。此后卫立煌把3月15日这一天看作是自己获得新生的日子。

卫立煌夫妇平安抵达广州，他们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热情欢迎。他们刚刚在旅馆住下来，人出身的卫立煌征尘未洗就给毛大大、周恩来和朱德发去了致礼的电报，向他们报告自己已经平安地回到了大陆，毛主席十分重视此事，很快发来了回电

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大大

3月17日

毛主席复电卫立煌

此时的毛大大把这位当年国共战场角逐的对手、建国后被宣布为战犯的卫立煌看成是自己的朋友，他的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共产党人的豁达与宽容在这里得到了很鲜明的体现。人民的领袖们知道理解与宽容是达成国共再度合作的先决条件，因为海峡两岸和世界上的炎黄子孙都趣怪网希望和平，这也是像卫立煌这样的追求真理与正义的正直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共同愿望，为此卫立煌也带来了自己的“正义宣言”《告袍泽朋友书》，他在刚刚抵达广州后，就将自己起草的《告袍泽朋友书》通过有关部门转交给了新华社。很快《告袍泽朋友书》通过电波传向了海内外……

袍泽们、朋友们

祖国近5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在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从无到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路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灼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云、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我自辛亥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趣怪网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

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

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于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掬诚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

1955年3月15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卫立煌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余生的拳拳赤子之心。

开始新生活

卫立煌夫妇抵穗后，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安排他们先在祖国各地观光旅游。从广州一路北上由杭州，到上海，再到无锡，卫氏夫妇尽情饱览了祖国的大好风光，一路上受到热情接待。

。毛大大的电报来到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和卫立煌商量了一个旅行计划，先到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江南，散散心，解解香港憋了数年之久的郁闷，并慰卫立煌怀念旧游之地的渴望。

他们在广州停留了两日，受到了广东省党政当局的欢迎，驱车游览五羊城。看到广州市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和许多革命历史古迹被保护起来进行修整，卫氏夫妇不禁联想到1948年他们从这里被蒋介石派飞机送回南京的经历，卫立煌与韩权华不禁相对一视，之后又爽朗的哈哈大笑起来，这其中包含了对过去境遇的鄙视和对今日回归的庆幸。

卫立煌夫妇乘火车北出韶关，过大庾岭，一路向北。看着铁路沿线的秀丽风光，卫立煌不由自主地给韩权华讲起了当年北伐的故事。车过湖南和江西，车窗外的远山近水，雄关故垒，引起卫立煌更多的回忆，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南北征战的脚印，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并不陌生，随便就能讲一个当年打仗的故事。南国春早，看到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耕作，卫立煌最深的感受是太平年代的农民是幸福的，这与留在他印象中的兵祸连年、民不聊生相对比，完全是两个天地。

卫氏夫妇第一站到达浙江的杭州，在这里稍事停留。西子湖畔绿波如绞，温风似酒，六桥三竺之间，湖光山色，令人心旷神怡。卫立煌感叹祖国的确是天堂。

有过流落海外的经历，就更加觉得天堂可爱。能够在自己的祖国的怀抱中度过自己的晚年，尽心尽力再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事情，这实在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了。也就是在这种时候，卫立煌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些曾经与自己共事多年的、被裹胁到的许多老同事老朋友，由于不了解大陆的情况，心存疑惧而不敢回来，实在是自己误了自己，不说别的，光是西湖菜和松江鲈鱼，足以让人用后终生难忘，回味无穷的了。

在西子湖畔只停留了数日，到达上海，略作参观游览，又到无锡，准备在太湖旁边多休息几天。他们下榻在解放前一个姓荣的民族资本家留下的一所别墅里，这里依山傍水，地位绝佳。绕屋生长的高大的桂树，枝叶繁茂。在北方长大的韩权华被这种美景深深迷住了。虽然此时并不是开花的季节，但她同样感到心情畅适。在接待人员的安排下卫立煌一行又乘船畅游太湖，这不禁使他们联想起“准解乘寻范，五湖烟水独忘机”之类的诗句，他们的情绪十分悠然、愉快。

4月4日这天，他们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说周恩来总理因有外事安排近日即将出国，总理本人趣怪网希望在临行前会见卫立煌及夫人。卫立煌夫妇尽管意犹未尽，但还是马上请人买了车票，于当天晚上离开无锡继续北上。

想到即将见到周恩来总理，卫氏夫妇的内心既激动又不平静，卫立煌与周恩来的相识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彼此又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朋友，周总理虽然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日理万机，还把他们的事放在心上，的确使卫立煌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而此时韩权华的心情也是同样的激动，因为邓颖超是她青年时的同学，数十年来彼此在所选择的不同的道路上天各一方，能够见面是她以前不敢预料的事情。虽然火车在疾驶，他们还是觉得火车跑得太慢。

列车终于到达北京了，4月6日上午当卫立煌夫妇走下火车时受到了一些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的迎接。日程安排得很紧凑，当天下午5时，即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还特设家宴款待他们。周恩来亲切地对他们问长问短，也很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详细了解了他们回大陆来的经过，席间，周总理还同卫立煌重叙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一旁作陪的邓颖超则同样热情地与韩权华谈着往事，使得卫立煌夫妇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周恩来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解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他们听说周总理第二天就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专门挤出时间来款待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而且是那样亲切与从容，从心底里产生出由衷的钦佩，但他们并不知道此前不足一个星期，周恩来刚刚作了一次。

在周恩来出国期间，邓大姐亲自过问有关部门对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等各方面的安排。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归来后，又与陈毅副总理宴请卫立煌，在席间谈到有关解放的问题和一些党的政策问题。陈毅副总理还特别针对韩权华离开香港前的顾虑作了解释，告诉她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虽然把卫立煌列入其中，而现在他的回归已经说明他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了，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祖国与人民同样欢迎他们。

卫立煌曾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是陆二级上将，在回归祖国的国民党政人员中，他是级别最高的几人之一。卫立煌的归来，在当时引发不小的轰动，蒋介石一度下令封锁消息，以免引发连锁反应。

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他们安排在北京东单麻线胡同的新居，“那是一所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画栋雕梁，髹漆鲜明。客厅前面，是一个花园，假山清池，有树有亭，……当大地春深、绿满枝头的时候，红亭一角，实具庭园幽趣。”这是后来香港《文汇报》记者杨木对卫立煌居所的描写。

1956年9月人民画报，卫立煌在家中和夫人、儿子与儿媳一起消遣

卫氏夫妇安顿下来后，周恩来还亲自到他的家来看望他们，恭贺乔迁之喜，询问他们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就这样，当年蒋介石的爱将，如今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公民，卫立煌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1956年1月，毛大大主席还专门把卫立煌先生和原国民党“监察院委员”谢无量请到中南海作客，他还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同年6月，毛主席在宴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时，特意让卫立煌出席作陪，并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卫立煌，着重强调说“我们还要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切使卫立煌充分感受到党和人民对他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也使他认定了自己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卫立煌先生因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脏和并发性肺炎，住进医院，住医院后，大夫不让他看书，他就每天坚持听别人读报上的重大消息，对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的新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每当精神较好的时候，他就翻阅国庆10周年的纪念画册，爱不释手。

卫立煌的情十分严重，虽然国家派了最好的专家、用了最好的设备及物仍然不能制止其情的迅速恶化。周恩来和朱德都一再到医院里去探望他，在卫立煌生命垂危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来看望他的周恩来就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同疾作斗争。此时卫立煌虽不能用语言表达，但他的神志还是清楚的，他感动得流下了两行热泪。

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再度危的卫立煌因救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1月20日上午，举行公祭大会。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一天前周恩来还在上海视察，为了主持这个公祭大会，他特地连夜乘车从上海赶回北京亲自主持公祭大会，代表党和国家致悼词。

悼词给了卫立煌先生一生以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对他晚年弃暗投明、回归祖国的不凡历程，以及回归后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积极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卫立煌逝后，其夫人韩权华担任了国务院参事，在1975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以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时，她都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1974年10月1日，是建国25周年大庆，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当时，韩权华正卧在床，未能参加。

第三天，邓颖超就来到韩权华家看她，并说“总理知道名单上有你，但报纸上没有报道你的名字，我打电话查问才知道你了……”

此时的周恩来身体已非常不好，仍然操心着繁重的国家大事，还对韩权华如此关怀，使她感动不已。这时候，卫立煌已经因去世14年了。

邓颖超一直与韩权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拜访,有时带着鲜花,有时提着瓜果,每次来家探望事先都不打招呼,不愿兴师动众。

十年动乱期间,邓颖超不顾政治形势的险恶,仍然几次上门看望韩权华。据卫家人回忆,11月初的某一天,邓颖超来了,进屋脱下外衣后觉得有股凉气袭来,禁不住说:“这屋太冷了,怎么受得了!”

韩权华回答:"这是座老房子,一入秋就阴凉阴凉的,白天还容易过,可以到室外晒晒太阳,但早晚和阴天难熬。不过再冷也得熬到11月15号才给暖气呀!"

邓颖超点头“老人最怕冷了。你脚冷吗？”

韩权华脱口而出:“冷啊，每年进入10月中旬,脚就开始冷起来,平时,脚总是凉的。”

邓颖超感同身受:"人老了,耐寒力差。我年轻时不知什么叫冷,长征时冰天雪地里都睡过,现在不行了,一入冬也从脚冷起来。”

她热心地传授经验:"晚上入睡前，我用打点滴用过的瓶子灌上热水焐脚。玻璃瓶，传热快，还节省开支。”

韩权华欣然地说:“噢,明天我也试试。”

邓颖超回到中南海后，立刻给有关部门打招呼“对韩权华一家供暖时间,提早烧,拖晚几天撤暖，看具体天气嘛!"

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与韩权华一起解决了取暖问题的,还有好几位爱国民主人士。

1985年1月30日，权华因去世,终年82岁。

卫道然回忆录《我的父亲卫立煌》

卫道然，卫立煌第三子，1931年7月出生，年幼就跟随父亲南征北战。1952年华西协合大学三年级肄业。1958年毕业于香港远东航空学院。在香港期间曾获国际职业飞行员执照、国际航空通讯员执照。1960年父亲逝后，听从周总理建议，他偕夫人周仪方回国。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市汽修公司工作。

【戎马生涯】父亲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城东郊卫杨村，字俊如。祖父卫正球是清制下合肥县石塘桥镇“册书”，也就是由他承包本镇每年向清政府上交的田赋，所以还算小康之家。但不久，一场瘟疫夺去了祖父及二伯夫妇生命，加以天灾歉收，家中一贫如洗。大伯卫立炯弃学在合肥县城谋一小差事养家糊口。父亲上不起学堂，只好在邻村的私塾里随老先生读书。

1912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父亲只身来到武汉，想投奔孙中山。父亲在街上偶然发现湖北省办的一所学兵营招生，便进了学兵营。他在这里接受严格训练，为他一生当职业人打下了基础。毕业后，他南下广州找孙中山先生。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父亲由粤被推荐到孙中山大本营任警卫。有一次护卫孙中山先生外出回府时，父亲骑的马突然狂奔将他掀下马来，孙中山先生劝父亲回乡养。父亲未痊愈便急忙又赶赴广州，孙中山将他派到许崇智部队，以便他有更佳发展。

父亲很早就显示出他的事才能。1918年，在闽西一次夜战中，他率百人乘乱直捣敌方指挥部，扭转了所在部队败局，晋升为连长。不久，年仅22岁的他又被提升为营长。因为担心年龄小被别人轻慢，父亲特地蓄起一撮胡须以示“老成”，为此留下了“卫胡子”的绰号。这撮胡子伴他30多年，直到1949年为躲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从南京逃到香港时才剃掉。

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叛乱平定后，孙中山与宋庆龄重登永丰舰，接见护卫他的有功人员并合影，父亲就在其中。此前，孙中山先生还赠送给父亲一张他的个人照片，父亲始终珍藏着这张照片。

1926年7月，升任东路第14师副师长的父亲率参加北伐，与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松口激战了6昼夜，大获全胜，战后升任第14师师长。第二年3月东路光复南京时，父亲率部队又与孙传芳战于南京之郊龙潭，使南京转危为安，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但战功赫赫的父亲只被何应钦委任为第九副长。父亲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何应钦到访，他也拒不出见，从此与何应钦结怨。当时黄埔校刚建立，黄埔人羽翼未丰，能当师长的，如刘峙、顾祝同等，都毕业于保定校。在国民党众多将领中，父亲始终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他其实是吃了“资历”的亏。

【飞黄腾达】1928年，父亲到北平参加陆大学校“特别将班”第一期进修。父母先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租了一处房子安家，房东叫庄惕生，是北平城里颇有名气的中医，他的儿子便是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庄则栋。1955年父亲回国后，庄惕生还带着夫人及庄则栋到东单麻线胡同拜访父亲。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25个师又7个旅约30万兵力“围剿”鄂豫皖苏区，国民党自前几次战役失利后，皆害怕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这一次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鄂豫皖苏维埃的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父亲是第六纵队的指挥，他带了两个师，在黄安县附近的冯秀驿遭遇红主力，僵持数日后，红转移。父亲率部随即进入金寨镇，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为“立煌县”。

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与红交手。有趣的是，我们后来在香港还遇到了张国焘。他和父亲坐在一起谈论当年往事，说自己再坚持5分钟结果就不一样。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来电让父亲去西安参加重要事会议。父亲和一群高级将领住在西京饭店。12月11日晚，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来西安的这些高级将领。父亲他们谁也没料到，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的士兵包围了西京饭店，让所有将领到大厅集中，企图越窗外逃的邵元冲被士兵开枪击中，两天后去世。父亲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大厅里。

当时，这些将领的卫队住在另一个大院子里。随父亲去西安的一个卫队成员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们听到枪声，不知出了何事，只知城里已戒严。第二天，杨虎城的部队来缴械，大家坚决不从，双方都拔出枪，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张学良东北的一卫队长赶过来从中调和，他说我们都是人，要打就一起打日本，不能自己先打起来。他拿了个木箱，让大家把武器都放在木箱里说“你们的安全我们负责，但你们不能出去。”

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向张学良提交一份名单，要求释放4位将领，其中包括父亲，张学良看后立即同意，可能是他也知道父亲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加之平时与父亲私交也不错。父亲与蒋介石很早就相识于广东，他们都是孙中山身边的人。蒋介石当年从日本回国时，还特地指定在父亲部队所在的南京浦口下船，说明那时他俩关系还比较密切。蒋介石一生用人有三大原则先黄埔门生，后浙江同乡，才是亲信嫡系。父亲一不是黄埔出身，二不是浙江人，他是凭着战绩出来的。

父亲与蒋介石关系较好的一层原因也应归于我母亲。父亲当年驻镇江时，结识了我母亲朱韵珩。母亲当时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因为父亲部队干扰了学校秩序，前来找父亲交涉，没想到彼此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底，父亲与母亲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恰逢蒋介石与宋美龄也在上海成婚。母亲与宋美龄同为留美人士，都信基督教，共同语言很多，结下良好关系。母亲每次去见宋美龄，可以不必通报就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书信来往都用英文，见面对话也中英文互用。我们小时候也跟着母亲去庐山避暑，和宋美龄住的别墅很近，宋美龄让保姆带我和姐姐去她那儿。宋美龄的别墅前有宪兵站岗，我们把母亲写的便条递进去，不多会儿，就有人出来接我们。见了面，宋美龄还拿糖给我和姐姐吃。

抗战开始后，父亲任第14集团总司令，驻石家庄一带。他奉命率部向北平等地进，在下岭、千君台、丰台一带与日先头部队第45联队遭遇，日主力近在丰台附近，1937年8月9日到9月10日间，父亲指挥他所率各部，与日展开激烈交战，大挫日锐气。他的名字而在日阵营中传开，日华北最高司令香日清司视父亲为“虎将”。

1937年10月，日指挥板垣征四郎指挥日第5师团，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坦克作掩护，倾全力向山西忻口发起猛攻。阎锡山急电蒋介石，要求父亲率部驰援。中国守浴奋战，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为争夺204高地，日组织多次冲锋，而中国队顽强抵抗，短短1天里，阵地竟13次易手，中国守7得6失。其中第9长郝梦龄壮烈牺牲，是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长。

忻口战役历时1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我还记得在餐桌上听父亲和他的参谋长以及周围士兵们讲述，英勇的年轻士兵将捆好的手榴弹或炸包送到日坦克的履带上，手和腿却被炸断、炸飞。

1938年2月，父亲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阻击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八路被整编为第18集团，他们的活动区正好与父亲同属一个战区，因而互有来往，关系非常好。父亲指挥的我主力在中条山布防，而处于敌后的第18集团（八路）则不断破坏日后方的交通线，堵截日用补给。正因为国共两密切配合，日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守就是4年。

父亲对共产党的良好印象应归因于朱德。父亲与朱德初次见面是1938年1月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二战区高级会议途中。两人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对。见朱德衣着朴素，面目慈祥，父亲对朱德颇有好感。

1938年春节，父亲率属下几名高级将领到洪洞县牧马村八路总司令部拜年，朱德总司令率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丁玲主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了一些文艺节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4月，父亲还亲自到延安参观，中共方面举行了一个盛大晚会，毛大大亲自陪他走进会场。父亲没想到共产党会用这么重的礼节。父亲发表了即席讲话后，乘车去二十里堡，慰问受伤养的115师师长林彪。当时看望受伤将领的习惯是送钱，父亲知道八路穷，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当慰问金送了出去。回西安的第二天，父亲又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名义，批给18集团一批和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

1938年8月，朱德一行从山西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顺路拜访了父亲。父亲与朱德单独谈了两整天，离别时朱德送给父亲两匹俘获的日枣红色大洋马，父亲很喜欢。而父亲则赠送给朱德一支珍品新式和一支刻有“立煌敬赠”字样的美国钢笔。父亲后来还邀朱德到洛阳小住。那时我也在洛阳，朱老总来的时候我在旁边。看到康克清这么瘦弱身上竟然斜挎盒子枪，我觉得特别新鲜。见朱德与随行人员都穿土布装，父亲还让裁缝给每人缝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灰色装，连警卫连也每人发了一套新装。

1938年底，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重要事会议，对抗日部队重新部署，父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不久，又兼任河南省主席，41岁的父亲身兼政要职。林伯渠当时在西安工作，他写信给父亲说先生保卫黄河，黄河保卫华北。

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父亲与蒋介石之间已渐渐有了裂痕。因为父亲与八路合作得比较好，向蒋介石告父亲“通共、容共”的密报也从未中断过。蒋介石一直认为，一战区中共势力发展太快，对父亲不满；国民党嫡系部队朱怀冰一个被彭德怀消灭在父亲防区里，蒋认为父亲应该负责。蒋介石还曾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第一战区调查父亲“通共、容共”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更加重了父亲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1942年除夕，蒋介石邀请诸将领到黄山邸吃饭；当晚正好宋庆龄探望宋蔼龄，孔祥熙也邀请父亲到孔府参加宴会。父亲致电侍从室，推说有感冒，当晚去了孔府。但侍从室秘书长贺耀祖忘了告诉蒋，饭桌上，蒋见父亲不出现，便问“俊如怎么不来？”后来知道父亲实际上是去了宋庆龄处，更是大为恼火。蒋介石迷信13是不祥之数，父亲不来正好是13人，拉来一位秘书，充上14人。

后来蒋介石找了个借口，不让父亲兼任河南省主席，随后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更攻击父亲袒护八路，蒋介石将父亲的司令长职务与西安办公室主任蒋鼎文对调。我们还在洛阳，第二天就知道了蒋介石不高兴的事。我虽然很小，但也知道父亲被明升暗降之事。一个月后，父亲乘车离开洛阳长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父亲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70年前一位前清道台离任时才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

【远征滇缅】1942年，中国远征赴缅甸遭受重大挫折。其中第5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以身殉国，一个万人甲种师，撤退回国不足3000人；第6、第66被彻底打垮，各师撤退回国时，损失八成。孙立人曾建议杜聿明率部撤退至印度，而杜聿明则听从蒋介石命令，准备突围回国，中途遭日猛烈攻击，部队被拦腰切断，闯入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转了3个月，最终还是退到印度的孙立人派部队把奄奄一息的杜聿明救了出来。2万人剩余不足2000人。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父亲又被再度起用。1943年1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司令长，赴云南接替生的陈诚，全权指挥由第11集团、第20集团两支野战部队及相关支持部队共2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

此前，中国远征的指挥杜聿明、陈诚都与美国盟总指挥史迪威将关系不好。父亲则很注意处理与史迪威的关系。他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教，按照实战需要指导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战前训练，父亲还恳请美为中国队培训了500多名医，为每一个作战师都配备了野战医院，并请了大批美国医随服务。，父亲还命令部队反复进行战前的渡江演练，以至远征在后来强渡水流湍急的怒江过程中，只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身亡。史迪威在其回忆录里称父亲是国民党队中最能干的将领。

父亲认真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严密的反攻作战方案。他下令从1944年5月11日起，部队使用橡皮艇、竹筏、汽油桶等渡江工具，分几路强渡怒江，向滇西日发动进攻，由此揭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

松山之战，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松山是滇缅公路出入滇西地区的咽喉要塞，日在这里修筑了一个纵深达数十公里的强大防御体系，扼要坚守。日的战后资料说，松山工事是日由日本国内调工程师专门设计的，中国要用10万人才可攻克。中国远征自6月1日起从正面仰攻松山，但经一个多月的强攻无法攻陷，攻山任务最终落到了由父亲直接指挥的第8身上。因日工事过于坚固，在多次使用飞机重炮集中轰击和组织敢队冲锋爆破均不奏效的情况下，父亲让部队改用坑道作业，从日碉堡下方150米处开凿两条直达山顶的爆破隧道，填塞3吨TNT炸，摧毁了日建造在松山主峰上的坚固工事，于9月7日成功收复松山，而中方为此却牺牲8000余人。

攻克松山后，左右两集团连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父亲立刻命令两集团乘胜西进，集中10个师的强大兵力向龙陵城区发起总攻，经过5天激烈战斗，全歼日，于11月3日夺回龙陵。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和中国驻印在猛育胜利会师。为庆祝会师，宋子文、何应钦和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都从重庆赶来庆贺。中国驻印总司令魏德迈将称父亲为“101胜将”，意思是“百战百胜”都不足以表彰父亲的战功。会师后，中印公路通车；两个月后，中印输油管通油。日本用6年形成的封锁我国的包围圈被打破。1945年4月，功勋卓著的父亲升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副总司令。美国《时代》周刊用较大篇幅推出对他的专访，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策马扬鞭的照片，赞誉父亲为“常胜将卫立煌”。我记得和姐姐在家里还很自豪地看了这期杂志。

【回归】1948年11月，父亲乘专机到了葫芦岛，杜聿明在机场接他。住了两天后，蒋介石来电报，让他回北平待命。父亲当时还未意识到会有什么麻烦。他认为，整个辽沈战役都是蒋介石在亲自指挥，他未发出过一道作战命令，这是将领们都知道的。

当日父亲即乘专机回北平，我去机场接他。父亲和随员几十口人，借住在孙连仲的一所房子里。不久，蒋介石在报上发表对父亲撤职查办的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但也没有什么具体行动。

父亲一下子职务全无。在北平住了些日子，见毫无动静，他决定到广州去暂避一下。1948年12月中旬，父亲包了一架专机，由北平经上海飞到广州。入住酒店时是以我的名义登记的，父亲带着随从40多人包了爱琼大酒店的两层。身边的老随员觉得广州是边界，留在广州不是长远之计，但又不敢直说，于是让我跟父亲谈。父亲说我要是走得急了，他（指蒋介石）说我逃跑；我非要在这儿待上5天，他不管我，我就自己走。

其实蒋介石也早就知道父亲的行踪。5天后，广州保安司令来访，称总统有事要见，让父亲速回南京。父亲决定让我留在广州，他和韩夫人带着少量随员飞南京。在那里，一个班的特务们住在里面，外面有一个排的宪兵，父亲不能随便出去会客，实际上是软禁状态。

1948年12月25日，中共电台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父亲位列第13位。这也使国民党一些人怀疑父亲“通共”的说法不攻自破。不久，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对外宣称要释放政治犯。大哥立即去找程思远，我以前和程思远的女儿恋爱过，程思远和父亲算是准亲家。程思远马上带大哥去找李宗仁，李宗仁一句未问，写了个字条，让宪兵先撤走。大哥问那些特务怎么办？李宗仁说他管不了特务，但可以找管他们的警备司令通报一下，后来这些人都撤走了。李宗仁回国后还热衷于谈及此事。

1949年春节，父亲和韩夫人从南京坐汽车到上海，在那里登上英国轮船到达香港，我们一家人在香港会合。那时大哥在国内，二哥在美国留学。我和二姐，陪着父亲与韩夫人，还有一些随员，我们很低调地生活在香港。

父亲初到香港，先是用假姓名住在旅馆，后来租住在韩夫人一亲戚的楼房里。1949年9月，父亲的老朋友杨杰到香港来看望他，却在旅馆里被特务刺杀。父亲也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更深居简出。

不久，香港出版了《金陵春梦》，书中写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真真假假的事，署名“唐人”，有人猜测是父亲写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卫立煌口述”，因为有一个时期父亲曾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父亲其实与此事毫无关系。但他嘱咐我们多加小心，别辩白，越辩越坏。有时他偶尔与家人外出，被人认出来“那不是卫立煌吗？”他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只当没听见，千万别回头。

在此期间，国共两条线都在争取父亲。蒋介石几次派父亲的旧部从来看他，趣怪网希望他到定居。据那边传来信息，蒋一口咬定不知道软禁父亲之事。有朋友对父亲说，他到香港是蒋介石点头同意的，父亲不太同意这一点。

中共方面，也一直通过张治中在争取父亲，不趣怪网希望父亲到去。张治中与父亲是同乡，两家人在一起，说话口音完全一样；二哥卫道煦与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结婚，所以关系很融洽。

当时在香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一共44人，包括龙云等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并不在这份名单上，找不到他可能是原因之一。父亲到达香港后，一直以假姓名住在旅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很奇怪的是，名单后来还有一个小括号，特别注明“卫立煌除外”。父亲问了很多人，但没人知道是谁操作的。我后来听说，国民党12位元老级人物联名写信劝蒋不能让卫立煌再流落在外，否则一定让共产党统战了。蒋介石批示同意，让陈诚去办。但陈诚对此事好像并不积极。他只是派些老部下来游说父亲，但父亲不买他的账，态度冷淡。

我想，在父亲回归这件事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毛大大，没有他发话，谁也无法办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关系就比较好。具体操作此事的是周恩来，后来有回忆录记载，他坐在办公室亲自指挥此事。

1955年3月，父亲与母亲韩权华自香港经澳门悄然抵达广州，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等前往迎接。据说父亲在回大陆的前国民党员中，是兵权最大、职位最高的人。他的归来当年引起很大轰动。不久，毛大大亲自接见父亲并留晚餐。他对父亲说“先生返国，甚表欢迎。”6月，父亲和韩夫人由北京饭店迁入东单麻线胡同新居。周恩来还亲自来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当年“十一”，父亲还参加了国庆大典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毛大大、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接见了他。那一段，也是父亲心情和精神状态最好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59年冬天，父亲旧未除，又患了肺炎。就在去世前几天，他的老朋友朱德还一再去探望，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那时，父亲已经神志不清了……1960年1月17日凌晨，父亲溘然长逝，结束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我想，“爱国将领”，也是对父亲一生的最高评价。

参考资料

《卫立煌回归的前前后后》苗生 《文史春秋》2000-12-15

《卫立煌秘密出走香港经过》刘小清《文史春秋》2013-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