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部电影之最(悲剧还是狂欢？从这些电影，

英雄故事是人类故事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一类。

自古以来，无论哪个民族都流传各种各样的英雄传说。

人们热爱英雄故事，乐于倾听和传英雄故事，因为英雄中包含着具有原型意义的观念、价值、思想，能够满足人类多方面的精神需求。

，英雄故事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生存境遇的形式化的表现。

特定英雄叙事就其思想内涵、形象体系、叙述艺术等方面来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历史、文化甚至创作者个人风格的印记。

具体到中国西部电影中的英雄叙事来讲，就更是如此了。

美国神话理论家约瑟夫·坎贝尔对英雄故事的原型进行了，他认为，神话中英雄历险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成长仪式准则的放大，即启程—启蒙—归来。这可以被命名为单一神话的核心单元。”

具体说来，就是个体脱离集体进入冒险之地，经历考验、苦难之后获得新生，这种新生保障他重新被集体所接纳，并最终成长为集体的一员。

坎贝尔把英雄故事的深层内涵解释为生命的流动，英雄的旅程是通过借助自然的力量而获得文化生长的过程，人类通过接受英雄故事获得了一种超越的喜悦。

应该说，当坎贝尔用神话学的理念来解释英雄故事时，使得作为人类集体意识之产物的英雄故事，带上了强烈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化本身是在现代知识文明发展的环境中，人们的一种文化怀乡的表现。

我的思路与坎贝尔有所不同。

我将把坎贝尔的英雄故事原型作为人类集体意识的表现来看待，从而把具体的英雄叙事文本解读为这种集体意识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现。

其美学内涵在于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使用传统故事程式来象征性地解决当前重大社会文化议题，并对与时代精神具有极大关联的愿望和幻想进行表达。

从坎贝尔的理论中可以看到，英雄故事原型中实际上包含三个层面的诉求

一是肉身生命在矛盾斗争中经历磨砺和激荡，从而使人由个体主体向类主体升华；

二是英雄冒险致力于解决对于人类集体利益命运有关的重要问题；

三是集体经验通过英雄的冒险而获得考验、反思和更新。

这三个方面可以看作是英雄叙事美学特质的三个维度，它们分别对应于生命意识、现实关怀和文化反思。

下面，我依次从三个维度就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进行具体阐释。

中国西部电影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表现人类坚韧、粗犷的生命活力，激发观众积极进取的生命活力，这是西部电影能够在现代文化生产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城市文明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人造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技术的层面上被“合理化”地组织起来，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远离人的本真生命，整个文化向柔弱化、精细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产生了对于原始自然、原始生命、原始人性的渴望，中国西部电影应运而生，用自己的刚性和男子气概征服了现代人。

中国西部电影中的英雄叙事更是注重对“生命意识”的挖掘，从而在两个方面把生命意识的艺术展现发挥到了极致一面是悲剧，一面是狂欢。

经历考验、苦难、亡而后获得新生是英雄成长的必经之路，，悲剧性乃是英雄叙事的固有之义。

，中国西部电影的英雄叙事在悲剧性展示中又包含着狂欢的一面。

从表面上看，悲剧与狂欢是生命意识铺张扬厉的两条不同的路线，而实际上，它们有着深层的统一性。

哲学家尼采认为，悲剧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对立交锋的产物。

酒神精神生发于人的生命冲动，它要求生命力的无限扩张和永不停止的实现，“酒神状态是一种个体解放的苦难中体验到与世界本体的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在醉的愉悦中，个体暂时遗忘苦难，领略生命的欣悦。”

而日神精神则生发于人的理性冲动，它要求为生活画出边界，赋形于生活，从而静观自身。

两者又相互依赖，共生共存，正是在他们“连续不断的斗争和只是间发性的和解”中，真正的悲剧艺术才得以实现。

，在两种精神之中，尼采显然把酒神精神视为更为本源的力量，因为，无论悲剧还是喜剧，它们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这种仪式本身具有狂欢的性质，它是酒神精神最初的艺术形式。

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同样把生命冲动界定为一种普遍的交往。

在狂欢节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着肆无忌惮的“肉体”接触，恰如饕餮宴会上人与自然的肆意接触一样。

在这里，个体性被消解于集体性之中，“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

更进一步说，人与自然的差异也消除了，它们共同消解于宇宙之肉体的生长之中。，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具有生两面

一面是生的狂欢，它表现为个体的肉体生命之间的普遍交往和生生不息；一面是的狂欢，它表现为群体性的肉体生命与物质自然的交往和生生不息。

比较尼采和巴赫金的理论，可以发现，悲剧与狂欢作为生命意识的两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悲剧是走向狂欢的一个阶段，恰如英雄的牺牲是走向拯救的一个阶段一样。个体肉身在与苦难的抗争中消亡了，与此，他的热转化为火的种子，成为人类整体蓬勃生长的动力和无尽趣怪网希望的源泉。

中国西部电影中的英雄故事反复上演苦难、抗争、亡、暴力、疯狂等主题，这可以看作是悲剧与狂欢二重奏的具体体现。

在《黄土地》中，三个农人在地平线上蚂蚁似耕耘的场景震撼人心，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写照。

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养育着人，也压迫着人，它强迫性地把自身的印迹刻在人们肉身和精神上。

，人们并没有消极，在打腰鼓和求雨的场面上，创作者用大块写意的方式展现了人的本能的生命力，他们虽然愚昧、盲目，但他们虔诚和坚韧的生命渴望是闪光的。

影片中，求雨仪式被有意识地狂欢化了在仪式的前半部分，五百个农民光着膀子，下身黑裤子，头戴柳条圈整整齐齐排列成行地跪在地上，虔诚地唱求雨歌，祈天降雨。

而在后半部分，画面发生了逆转人们拼命地乱跑，有意将前边规范化的东西打得七零八落，造成了一种人海如潮的视觉冲击，表现了一种盲目的力量。这个过程很类似于巴赫金所讲的狂欢节上的“加冕—脱冕”过程。

，这是一种悲剧性的无意识的狂欢，无论是加冕还是脱冕，无论是虔诚还是疯狂，人们的精神始终处于群体性的愚昧、麻木的状态中，那种不可遏制的、坚忍不拔的生命冲动，足以让每一个观者肃然动容。

《可可西西》同样是一部充满了悲剧色彩而震撼人心的佳作。

在影片中，孤独的英雄行走在蛮荒之野，他们用自身的强大意志支持着脆弱的肉身在充满危机的自然环境中跋涉，恰如海水之激荡岩石，那短暂绽放而迅疾灭的绚烂波浪正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

刘栋慢慢淹没在流沙中的镜头被有意识地放慢了，创作者为观众留下充足的时间去直面亡。

，亡作为终极苦难，也是对苦难的否定，是苦难的狂欢化。亡作为一个个体性的绝对终结，考验着人性的本质矛盾，即个体与群体的矛盾。

悲剧演绎的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群体中的个体之，这种的仪式性和寓言性在于，它以生命的灭否定性地将个体与人类全体联系起来，这是亡的狂欢化。

电影以天葬开场，以天葬结束，整个影片的叙事围绕亡轮回而展开，而故事所演绎的正是人的“各其”消融于“共有一”的普遍无差异之中。

如果说《黄土地》和《可可西里》演绎的是悲剧的狂欢，那么，《高兴》则演绎了狂欢的悲剧。

《高兴》看上去像是一场庶民的狂欢，影片用带有明显的山寨歌舞片的怪诞形式，演绎底层农民在城市中的陌生化体验。

影片中，各种音乐、技巧、语言、风格元素拼贴杂糅，构成了一部颇具后现代意味的大杂烩。，在这种狂欢的背后却不难看出无尽的悲哀。

主人公农民刘高兴的想要做一个城市人的梦想，实际上一直停留在梦想的阶段上，就如同一个破烂王要制造出飞机上天一样。

影片在结局时采用了解构的手法，把镜头移到了五富踩着三轮车在空中飞奔的特技拍摄的画面里，这就是明白地告诉观众，刘高兴的城市梦只是一场梦而已，所有的欢喜不过是一场空欢喜。

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刘高兴的人生时，他的那份对生活的憧憬，其实是每一个普通人应该获得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却是那么难得。

，刘高兴越是高兴，他的悲苦命运的真实也越是展露无遗。从某种程度上讲，主人公刘高兴堪称是一个带有阿Q特征的堂吉诃德，他是带着喜剧面具的悲剧英雄形象。

我并不同意一些论者的观点，认为《高兴》是一部丑化农民、配合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影片。

实际上，《高兴》形式上的狂欢并没有遮蔽“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忧思忧虑以及对时代的批判”，恰恰相反，它用了一种寓悲剧于狂欢的手法，展示了底层生存者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命运进行抗争的勇气和信念。

《让子弹飞》是一部类型杂糅的影片，从效果来说，具有超现实主义的荒诞喜剧效果。

创作者使用了大量后现代艺术的手法，把怪诞、反讽运用于电影叙事中，具有明显的黑色幽默的特点。

整部影片充斥着语言的狂欢和艺术的狂欢。

，就故事情节来说，影片中以张麻子和黄四郎为代表的善恶力量的较量实际上只是展示另一对矛盾的契机，即作为启蒙者的张麻子和鹅城的百姓——沉默而无名的大多数——之间的矛盾。

，在表面上看，张麻子战胜黄四郎使得矛盾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它无疑不能让叙事走向封闭，因为，另一对矛盾仍然悬而未决。

张麻子取得了胜利，却失去了一切，他甚至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

鹅城的百姓们是愚昧麻木的庸众的代表，他们尽管知道张麻子是在为他们的利益战斗，却依然采取了围观看客的态度，这就造成了英雄的悲哀。

影片采取了解构主义的姿态来重写启蒙与革命的历史，使得叙事的问题性弱化了，英雄没落与价值崩溃依然构成了影片喜剧效果的沉重底色。

，《让子弹飞》中悲剧是一种真正的悲剧。

诚如加缪的理解，区别悲剧与正剧或情节剧的不同在于，在悲剧中，相互对立的力量，都同样合情合理；反之，在情节剧和正剧中，只有一种力量是合法的。

换言之，悲剧模棱两可，正剧简单化。

在前者中，每种力量都既善又恶，在后者中，一种力量代表善，另一种代表恶。

情节剧的套路可以概括为，‘只有一个是合理的，并且情有可原’；而悲剧的格式则是，‘人人都情有可原，谁也不正确’。

《让子弹飞》的不确定性标志着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的悲剧性的一种更加先锋的状态。

，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的生命意识体现为悲剧性和狂欢性的二重奏

一方面，英雄之旅伴随着个体的苦难和牺牲，另一方面则彰显的生命活力的蓬勃发展。

中国西部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物质匮乏、文化闭塞、环境严酷，这一切给西部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而人民对生存苦难的不屈与抗争所迸发出的精神火花，在艺术中表现为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狂欢美和悲剧美。

“西部电影以一种近乎原生态的方式，表现出的热烈悲壮的审美体验、雄浑沉郁的美学风格，事实是西部民族内心创伤在文化上的表达。”

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的生命意识也是中华民族苦难命运升华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