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电影之最(从三个维度看，中国西部电影

从原型理论的角度来讲，英雄在冒险中借以对抗考验的旧的集体经验，当他胜利归来时，他将为集体带来新的经验，这种新的经验为集体经验的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在中国西部电影的英雄叙事中，这种经验更新更多地表现为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搜寻和重建。

这既是与整个中国西部电影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关的，也是由中国西部电影的精英意识决定的。

所谓文化寻根，就是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为当代人提供精神支柱的东西，从民族性的历史表现中去寻找带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精神力量。

中国西部电影本身又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这是由中国当代电影体制所决定的。

这就意味着，中国西部电影主动地承担了民族性建构的任务。

在中国西部电影的英雄叙事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

对民族文化特性的追寻，是当代中国人文化焦虑的重要表现。

这种忧患意识是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价值体系未能确立而造成的精神真空中产生的。

在中国西部电影的英雄叙事中，可以看到对新旧文化冲撞，中外文化冲突的大量表现，而作为一种原型叙事，英雄叙事具有调和这种矛盾的天然优势。

于是，在中国西部电影的英雄叙事中。

不仅能够看到最新科技效果与最传统的文化符号在艺术上较为完美的结合，也能够看到最西方的、最现代的叙事手法与中国传统的艺术意象、艺术手法之间较为成功的结合。

也能看到，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之间、传统道德文化与从属文化（比如释道文化、侠文化）以及现代、后现代文化元素之间的广泛杂糅，这些都是调和的表现。

而调和本身恰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逻辑的重要维度，体现着民族文化深层结构在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中的强大作用。

下面，就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的文化反思内涵做两方面的进一步申述。

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色以及精神风貌会在特定民族的艺术形象中打上自己鲜明的烙印，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一旦“民族性”本身作为一种艺术目标进入到创作的“谋划”时，它就不再是自然的了。

自觉能动的主观性参与到语境决定论的必然性之中，这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性”本身既是决定艺术家的力量，又是艺术家想要呈现的对象；它既是客观存在的力量，又是主观反思的对象；

“民族性”最终决定着自己在作品中的呈现，这种呈现本身只是它的力量的体现而不是它自身。

，如果在作品中看到这种民族性的内容，比如在人物形象、意象意境、思想观念中发现了民族性要素。

它们作为内容也只是被主观反思的“民族性”，而真正的民族性恰恰存在于决定着这种主观反思的方式和程度的东西中，那是活的、作为客观力量存在的民族性。

这是在讨论西部电影的民族性品格时，必须理清的一个问题。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是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它表现在艺术形象上，就是《老井》中的孙旺泉、《野山》中的禾禾、《黄河谣》里的当归等等。

，另一方面，作为反思对象的这种民族性品格，是一种相对被动的生存道德维度上被考量的。

在这种考量中，造成苦难的力量被自然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东西，，是被作为“命运”来接受的。

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在表现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时，对于苦难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反思让位于道德评判。

这恰恰是真正的民族性所在，它决定了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的悲剧审美的内在结构。

，观众能够看到，与英雄人物相对立的自然大多是野蛮的、原始的、未被人改造过、原则上也无法被人所改造的纯粹的自然。

在这种自然中，生命的冲动与非人性的残忍是并存的，它们既是滋养人的母亲，又是严厉地规训人的父亲。

，在这里，被重塑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奋斗的精神，而恰恰是对自然的道德律令的无法释怀。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西部电影中，英雄人物在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品质之外必然地有他懦弱、保守的一面。

《老井》中的孙旺泉在面对严酷缺水的自然，他打井不止，永不言败。

而在面对不合理的婚嫁道德，他却接受了爷爷的规训，放弃自己真爱的巧英，接受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喜凤；

《野山》中的禾禾在爱情上也是胆小、懦弱、保守；

《黄河谣》里，当归内心充满了对红花强烈的爱欲和激情，，受传统和习俗的约束，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

可见，道德上的保守主义作为中华文化民族性特质是一种活的力量，它决定了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在用形象呈现传统美德时的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也为中国西部电影艺术形象的塑造，带来了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像符咒一样紧紧束缚着女性形象，使她们在走向英雄的道路变得更加曲折和艰难。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影像化的展示，也是对它的影像化的反思。

这种反思不一定出于创作者的主观有意识，但它却在无意识的叙事深层络脉中展露无遗。

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国西部电影对“民族性”特征的追求也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产生的。

这就带来了一些备受争议的话题，比如有人认为，这种“民族性”乃是后殖民文化心理的体现。

经济全球化的确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文化认同的问题，但这只是文化建构的外部环境。

“中西文化”矛盾在当代文化建构中是一个重要的，但归根结底是从属性的问题。

它从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这个主导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由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提出的，它要求中华民族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一种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警惕地对待后殖民文化心理恰恰是亟需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认同的产物，这种需求在当代是不可回避的。

中国不能通过消极地闭眼不看西方来解决目前的问题，恰恰相反，只有积极地从中华文化中发掘在当代具有普适性的文化观念，才能真正避免后殖民文化的心理弊。

在这一点上，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对民族性身份的认同和建构是正确的，它对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做出了贡献。

从生命意识、现实关怀和文化反思三个维度，对中国西部电影英雄叙事的美学追求作了阐述。

从这些美学特质的社会历史渊源来讲，必须看到，“西部”作为母体、范式和尺度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进程中，西部人改造环境、对抗灾害，才使得这片土地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

无论是与自然抗争的神话英雄女娲、夸父，还是历史长河中推动变革的秦皇、汉武，又或是战争时期抗日救国的董存瑞、刘胡兰；

无论是改革开放中摆脱命运束缚的时代英雄，还是当今社会的平民英雄，他们都代表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趋势和民族意识。

西部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封闭紧张的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必须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这种经历锻造了他们坚韧的性格。

在与人交往时他们含蓄内敛，在处理当下人生问题时他们勇于担当，在面对未来时他们有着凝重的忧患意识。

西部文化心理渗透在英雄叙事之中，英雄叙事反过来不断重塑着西部文化心理，正是在这种不断地建构中，西部才成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