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毛主席看《大众电影》

前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香港电影龙争虎斗的年代。

远在美国的李小龙也看到了香港电影的发展前景，并一度表示只要剧本、价钱合适，他愿意回香港拍电影。

嘉禾影业抓住这个机会，力邀李小龙回国拍电影，1971年李小龙与嘉禾合作的《唐山大兄》在美国上映，奠定了李小龙“功夫巨星的传奇”。

七十年代，正是李小龙大火的年代，而当时的祖国大陆对李小龙的名字，尚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

不过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毛主席也曾迷李小龙。

毛主席晚年喜欢看电影

晚年的毛主席依旧忙碌于国家事务，即便是再怎么不愿意承认，终究还是抵不过岁月的侵蚀。

早在1973年，毛主席便已经罹患老年性白内障，这对于平常就喜欢看书写字的毛主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如何稳妥治疗毛主席眼疾外，鉴于实际情况，医生和秘书都建议毛主席少看一些文件、报纸以及书籍。

图|毛主席

对少看一些文件，毛主席还能勉强接受，对于少看报纸和书，却始终不能接受，尤其是人到晚年，毛主席的脾气也很大，只要不让他读书看报，他就要生气、骂人。

那怎么办呢？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主席看电影。

毛主席晚年喜欢看电影，也是人所共知的一件事，工作人员投其所好，就建议毛主席平常多看一些电影，这个建议为毛主席所接受。

自此开始，毛主席开始广泛的观看国内外电影。

毛主席喜欢看的电影，大致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二是传记类影片，《林肯传》、《拿破仑传》他特别喜欢；三是喜欢看园林风光影片，英国片最喜欢。

晚年毛主席热衷于看电影，只要一听说有好的电影，就会立刻放下文件，兴致勃勃的观看影片。

不过毛主席看了很多国内外的影片，却唯独没有涉猎到香港影片。

当时香港和内地还没有文化上的交流，想要看到香港影片，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华国锋考虑到毛主席已经看过很多的外国影片，想着要不要从香港借影片来看，于是他找来了时任文化部专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刘庆棠，并要求他想办法弄一些香港影片，看看毛主席喜不喜欢。

图|年轻时刘庆棠扮演《红色娘子》中洪常青剧照

刘庆棠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也感到十分棘手，于是带着华国锋批示的条子赶往广州，找到了时任广州区司令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想办法。

“刘庆棠分管电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电影，趣怪网希望韦国清同志帮忙解决。”

华国锋条子上写得相当隐晦，韦国清看了半天，抬头看了一眼刘庆棠“是不是你看？”

韦国清觉得，如果只是刘庆棠自己要看，何必要华国锋专门批一个条子来。

“你看，还要华国锋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

刘庆棠也不辩解，直接回答道“你说是谁看就谁看吧。”

韦国清看刘庆棠这样，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可这个难题落到他身上，他也没办法解决，要搞到香港电影，在当时来说确实不太容易。

想来想去，韦国清把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从香港叫到了广州，并和他商量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图|韦国清

梁威林想到，自己有一个朋友是香港的大律师，这个大律师和邵氏电影公司的老板邵逸夫是好朋友，可以从他这里想办法，看能不能弄到香港电影。

回去以后，梁威林就找到这位朋友，说出了自己的请求，这位大律师朋友也是热心肠，立刻就着手办这件事。

邵逸夫的顾虑

当时李小龙在国际上已经是有名的功夫巨星，所以刘庆棠在交代的时候，特意提到了要多借一些李小龙的电影，借片的钱由文化部出。

这位大律师虽然是个热心肠，却也感到十分好奇，尤其是对新华社香港分社要借这么多电影感到好奇

“为什么要看这么多片？”

梁威林没有隐瞒“是文化部的人要看。”

图|梁威林晚年（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邵逸夫后，邵逸夫却本能的感到有些顾虑。

在电影行业驰骋近40年的邵逸夫，一生中历经了许多的波澜。

邵氏家族原本就是个商业世家，邵逸夫兄弟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有名的景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生意十分红火，家财万贯。

不过即便如此，邵逸夫兄弟几人却都没有继承家族产业，邵家落败后，家族产业尽皆凋零，除了家里的一栋大房子外，就剩下一座当年用来抵债的剧院“笑舞台”。

邵氏长兄邵醉翁接管剧院后，为了东山再起，于是卖掉家里的房子，全家搬进剧院，家里所有的兄弟都投身了电影行业，所有兄弟都放弃了本来的名字，都是由大哥邵醉翁重新取的。

在邵氏兄弟几人中，每个人专长均有不同，邵醉翁自己是制片人兼导演，妻子陈玉梅领衔主演，老二邵邨人做编剧，老三邵山客主管发行，刚刚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在片场中觅一个“伙计”之职。

没两年的功夫，邵醉翁成立的“天一影业公司”，就成为了数一数二的电影制作公司。

1926年，刚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就在三哥邵仁枚的邀请下，南下新加坡协助开拓南洋的电影市场。

草创之初，邵氏兄弟就带着一台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游走于南洋的乡村街头，不仅放映电影，还开办了游乐园，没几年的功夫，邵氏兄弟就在南洋打出了一片天地。

南洋其他的电影公司，不得不联合起来，一起抵制邵氏兄弟的电影公司，甚至胁迫上海和南洋一些影院不得放天一影片。

可即便如此，仍挡不住邵氏兄弟的发展。

图|20岁时的邵逸夫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在困难中摸索前进，邵氏兄弟的电影公司却越做越大。

1932年，邵氏投资拍摄的一部影片《白金龙》轰动一时，因为该拍片是中国影史上首部有声电影。

该片在泰国放映时，台下就有观众硬是要砸开留声机，看看里面究竟是不是藏了人，以至于邵逸夫每次不得不派专人保护留声机。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邵氏兄弟的影业公司业务大受影响，战争结束后，为恢复邵氏影业，邵逸夫在考察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后，选择香港作为事业重新腾飞的起点。

五十年代时期，邵逸夫虽然已经年过五旬，但精力却不亚于年轻时候，毅然决然的选择香港作为事业的起点不说，更是大刀阔斧的投入资本。邵氏影业鼎盛时期，拥有员工多达1300多人，每年出产影片40余部，邵氏影业也被外媒誉为是“东方好莱坞”。

邵氏的旗下也拥有许多著名的导演和演员，还开办了《电影周刊》，邵氏的影片被买到了全世界，并且广受好评。

邵逸夫在电影行业虽然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面对内地借电影的情况，却仍不可避免的感到 忧虑。

图|邵逸夫晚年

尤其是听说电影是给文化部的人看，邵逸夫害怕受到批判。还是他的律师朋友劝他

“怕什么啊，现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够以电影为纽带，和北京搞好关系呢？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一边和联系，一边和北京联系吗？”

邵逸夫听了这句话，心里松了口气，同意借电影给内地。

毛主席盛赞李小龙功夫好，打得好

说起来有不少流传的说法是，内地李小龙的电影是和邵逸夫借的，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

李小龙和邵氏没有合作过，所以也就没有借电影的说法。

1970年，李小龙流露出想要回港拍电影的想法，并且还表示，只要剧本合适、价钱合适，他就会回香港拍电影。

图|李小龙《唐山大兄》的海报

邵氏当时家大业大，邵逸夫本人对自己也是相当的自信，毕竟邵氏是当时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李小龙别无选择，开出的条件特别低。

碰巧的是，由于1969年邵氏转战电视圈，削减了对电影的投入，导致原邵氏电影制片经理邹文怀辞职，邹文怀辞职后创立了嘉禾公司，与邵氏争夺电影市场。

就在嘉禾手忙脚乱的时候，邹文怀抓住了机会，对李小龙表示了极大的诚意，李小龙而回港，与嘉禾合作拍了《唐山大兄》，一举奠定了在电影圈的地位。

虽然在72年底，李小龙为邵氏拍摄了不少的古装定妆照，也多次探班邵氏电影拍摄现场，奈何无缘合作。

邵逸夫虽然借了不少电影给内地，可毛主席还是喜欢李小龙的电影。

几经周折，文化部借到了李小龙的三部电影《唐山大兄》、《猛龙过江》、《精武门》等影片。

图|刘庆棠晚年

这些影片带回来以后，刘庆棠先看，看完以后再由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取走，张玉凤、毛远新以及卫士都曾到文化部为毛主席取过电影。

不过对于毛主席喜不喜欢这些影片，刘庆棠有一次问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张玉凤

“毛主席喜不喜欢看这些香港电影。”

张玉凤则回答道

“喜欢，凡是来了好电影，他往往文件都不看了，马上看电影。特别看了李小龙主演的影片，看到中国的李小龙打外国人打得起劲，一个人一边看，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

图|1962年春，毛主席在江西向塘机场（右一为张玉凤）

不仅如此，刘庆棠后来回忆称

“一般借香港的电影，毛大大要看十几天，断断续续地看，每次看几分钟。而李小龙的电影，毛大大要留下一个月，反复看。正是因为毛大大喜欢看李小龙主演的电影，中国在当年(1974年)就引进了李小龙的大片《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

据毛主席的卫士周福明回忆，毛主席晚年就多次要求吴连登给他放电影，他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喝口水、抽口烟，旁边的人再跟他说一说，这样他能够转移一下视线、注意力，用于减缓症的困扰。

对于毛主席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张玉凤曾回忆道

“”有一部李小龙主演的《猛龙过江》。其中，看到初到美国的李小龙不懂英语，进餐厅点菜只好硬着头皮随便点，结果上来一桌子都是汤时，主席笑得格外开怀。“”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李小龙的这三部电影《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

图|1964年毛主席与张玉凤在专列旁合影

70年代香港武侠电影，表现的都是个人情仇，而李小龙的这三部影片，却把家国情怀融入其中，虽然他的剧情在我们今天看来很一般，甚至错漏百出，但如《精武门》之中力克众多日本高手，牺牲于日本人的枪下，《猛龙过江》中与西洋拳师较量，李小龙超越时代的意义就显得尤为特殊。

就连毛主席看了李小龙的电影后，都对其作出很高的评价

“李小龙武艺高强，富有爱国主义精神，他的电影正气凌然，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令人感动！

划时代的意义

毛主席爱看李小龙的电影，内地引进了李小龙以及香港电影，也成功促成了香港人回大陆的契机。

因为70年代，大陆引进了香港电影，促使邵逸夫萌生了想要回大陆的想法。

“李小龙的电影，成为邵逸夫了解大陆和进入大陆的第一个脚步。”

邵逸夫回到大陆以后，在大寨、大庆、上海等地参观，文化部刘庆棠当时向中央打报告，邀请邵逸夫回来，也因为毛主席曾看过邵氏的电影，于是报告很快就获得了批复。

图|李小龙《猛龙过江》剧照

邵逸夫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在香港以及大陆捐赠，从1985年开始，邵逸夫每年都要向大陆捐款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社会公益事业。

不过，据说邵逸夫早年在香港曾有“吝啬鬼”之称，倒不是要刻意贬低，早年的邵逸夫对慈善事业，关注确实是很少。

曾有香港一家杂志刊载过一个笑话，用来嘲弄这位电影大亨的悭吝

1970年的一天，63岁的邵逸夫开着劳斯莱斯豪车从香港一家敬老院门前路过，惊动了院内一个同龄的老人，这位贫苦的老人出于义愤，给邵逸夫写了一封信，趣怪网希望邵逸夫能关照一下。没过几天功夫老人收到回信，信中只有区区500港币。

从1972年开始，邵逸夫开始热衷于公益事业，尤其是三哥邵山客去世以后，由于三哥在新加坡开公司，一贯以悭吝著称，口碑并不是很好，所以邵逸夫慢慢的改变了对钱财的热捧。

尤其是建立起与大陆的联系以后，邵逸夫更是将这股风气转向了内地。

“随着自我觉醒程度的递增，捐赠行为日益成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觉行为，纳入邵逸夫的生命和液中，勃发出无限的生机，彰显着人性的高尚与无私。”

1985年，邵逸夫出资1000万元，协助保护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90年代初，江浙一带遭遇台风的罕见的洪涝灾图|邵逸夫医院害，邵逸夫得知情况以后，立即委派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林博士前往浙江实地探查，并积极参与到灾后重建工作中，不仅如此，邵逸夫还创下了一次性捐赠150多所学校的记录。

不仅如此，随着邵逸夫的步伐，基本上只要是他去过的地方，都会得到捐赠。

1991年邵逸夫到内蒙古，考察了海拉尔师专与大部分的中小学校，并先后16次向内蒙古地区捐款，总金额高达1.37亿港币，内蒙古拥有“逸夫楼”的学校就有104所。

1991年5月21日，邵逸夫受国家教委的邀请，专程到内地考察，据同行的人回忆，邵逸夫本人并不爱多说话，全程基本上都是由夫人方逸华代劳，但一旦涉及到教育方面的事情，邵逸夫就显得十分关心。

后来邵逸夫还参观了四川大学，随后一座座逸夫楼在各大学校中拔地而起，光四川大学接受邵逸夫捐款建造的逸夫楼，就有5栋。四川全省共获得捐赠2.34亿港币，约有300多所学校修建了教学、实验、科技等“逸夫楼”，遍布全四川各个县市和乡村。

值得注意的是，邵逸夫对故乡宁波也颇具乡土情结，从1987年开始便对宁波进行捐助，还对浙江省其他一些县市也都进行了捐赠，光是为杭州逸夫医院就捐款近一个亿。

图|毛主席旧照

从1985年开始，香港逸夫基金会本着“雪中送炭”为宗旨，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国内捐赠巨款建设教学设施，总计金额高达47.5亿港币，建成的各类项目设施多达6000余个。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称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缺的就是硬件设施，邵逸夫的捐助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邵逸夫一系列的善举，除了他本人热衷于公益事业外，也和当年毛主席借看香港电影，尤其是借看邵氏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