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早期电影是一种全球电影，民族电影是后来才出现的。电影在成为民族的之前，是国际的。”

考诸历史，不难发现，电影机器的发明，源于国际化的技术积累。电影艺术的诞生、电影产业的形成、电影文化的传，或由国家政策推动，或受国家力量制约，大都具有民族性。

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观察中国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始终是国内各界公认的正统视角之一。

我国的主流电影史论，从1927年集纂的《中华影业年鉴》、新中国编撰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到正在建设的“中国电影学派”，一致采用中国人为了挽回权利而艰辛建立民族电影事业，中国电影历史的战斗经验。

一、电影与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一直被当作确定的、有效的电影分类标签，比如1896年的卢米埃尔电影销售目录根据影片的源产地进行分类。

1897年的《游戏报》根据国别记述影片的内容。

1908年的《纽约戏剧镜报》根据不同国家生产的影片的“显著特征”或“可靠标志”对“世界电影”进行汇编。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选择不同国家的经典电影制作影响深远的节目。

这些例子以民族/国家作为电影分类的标签，关注“源产地”和“显著特征”，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做法，尚未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文化传统、思想秉性等深层内涵。

中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电影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关系。

赞美一国悠久的历史，表扬一国优美的文化，代表一国伟大的民性，宣传一国高尚的风格，发展一国雄厚的实业，介绍一国精良的工艺。

爱国爱民，文以载道，也是中国电影人的集体无意识。

二、民族性、新民说与教育会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肇始于深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是建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先行者。

从1902年2月到1907年11月，他陆续在《新民丛报》发表20篇文章，倡“新民议”，成“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发现欧洲所以发达。

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而“吾国民之性质，其与彼召衰、召弱者异同若何？与此致兴、致强者异同若何？其大体之缺陷在何处？其细故之薄弱在何处？”

梁启超对这些问题全面探讨国民性改造问题，形成系统的新民学说，建构理想的新民图景。

1905年至1919年间的报章杂志，不同程度地卷入有关民族性/国民性的大讨论，虽然对国民性的定义有差别，对国民性的优劣判断有分歧，但一致认为国民性必经改造，才能适应时代需要。

新文化运动期间，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国民性话语开始向“本质论”过渡。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将国民性问题与传统文化相提并论。

“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性’理论把国民性视为中国传统的能指，让前者负担后者的一切罪名。”

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还有一个等价的概念教育。“教育者，国家将来生命之所攸系也。此命一断，不可复续。凡百政务，未有能先之者也。”

中国经甲午之难，教育之论始萌蘖。庚子再创，教育之声遍布朝野。

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总论“学校”，“私议”教育政策，认为一国之教育，与一人之教育，其理相同。

有志于教育者，须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须熟考国民之特性，然后以全力鼓铸之。可见梁任公的“教育论”与“新民说”如出一辙，目标一致，旨在改良国民性。

三、中国电影民族性的萌芽

电影是由西方人发明和输入中国的。

在中国，从发行放映到制作，尤其是技术和资本，西方人都占尽优势。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电影事业才从被西方包围的劣势中逐渐建立起来。

沿着中国人为挽回权利而艰辛建立民族电影事业的视角，进一步发掘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的民族性民族主义对电影的规定性。

（一）新民公司之开拓

1912年，美国人伊什尔和萨弗接办布拉斯基在上海的亚细亚影戏公司。

据《新剧杂志》记载，“美人某在上海摄各处风景。欲携回本国作影片之用”。

杜俊初“因影片仅有西人演摄，欲集中国人创办，于是“商之于经营三张石川二君”并“言之美人”，“组织新民公司，专摄影戏”，“张君赴宁镇各处，遍请新剧中人，教之演戏。更请郑君正秋为之编戏。郑君夙于新剧，有经验者也，于是事成”。

综合《新剧杂志》《中华影业史》的记载，新民公司的成立过程和人事关系基本清晰。

伊什尔和萨弗接办亚细亚，欲拍“中国戏片”，经翻译杜俊初牵线找到张石川，张石川咨询其舅父经营三并请来郑正秋，组织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的业务。

亚细亚投入资金和设备拍摄电影，作为“出品”方，拥有影片的产权/版权和营销权。

新民公司出人出力，负责生产，作为“劳务”方，按劳取酬。

以今日之观点看，中外公司之间通过承包、雇佣或代工的方式进行合作，对于工业生产来说本无可厚非，对于文化产业则另当别论。

电影是文化产品，内容比资本更重要。

拍摄一部电影，就像孵化一只会生蛋的金鸡。

新民公司的悲哀在于像一只母鸡，依附于资本，用生命下蛋，只换得米糠几粒。

亚细亚的资本霸权和新民公司的买办处境，造成吊诡的结果亚细亚不事生产却“出品”了很多影片，新民公司生产了很多影片却没有“出品”权。

要替新民公司正名，必须解决一个悖论由新民公司摄制、由亚细亚出品的短片，到底是中国电影还是外国电影？亚细亚影戏公司投资并拥有电影基础设施和发行放映权利，就产权而言，这些短片属于美商。

不过，这些短片由中国人在中国生产，肯定具有中国属性。

从文本的角度看，这些短片选择中国题材，讲述中国故事，具有民族风格，体现民族性格，是中国电影。

以批评为导向，这些短片诉诸普通观众的愿望和幻想，虽然算不上高质量的艺术电影，但不可否认它们是民族电影。，我们可以说是新民公司创造了中国第一批民族电影。

（二）商务印书馆之进取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创办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业。在我国电影事业萌芽时期，商务印书馆“也起了些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是中国第一家中资电影机构。1900年，收购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修文印刷局。

1901年，增资扩股，吸收张元济和印有模投资，商务印书馆更名为“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摆脱家族色彩，成为现代企业。

1902年，张元济进馆，设编译所，与夏瑞芳精诚合作，“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逐步使商务印书馆从印刷厂变为文化出版企业。

1903年，吸收日资，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开中外合资企业先河。

1914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不惜代价收回日本股份，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企业。

1918年，设活动影戏部，系由国人主办、演摄、行销的电影企业之始，其出品为中国题材，为国民服务，标志着完全意义上之“中国电影”诞生。

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企业为何经营电影？是因为“有利可图”，并且“利在多方”。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曾经就读于清心书院，接受新式教育，具有世界眼光。商务印书馆的“大脑”张元济出身翰林，学贯中西，参与维新，拥护进步事业。

夏瑞芳与张元济的合作，是商人与士人的合作，是“经营”与“抱负”的结合，所以商务印书馆不仅在商言商，而且言文化，言教育，言世界大势与国运复兴。

印刷出版是扶助教育之利器，活动影像有扶助教育之潜力。摄制和利用活动影戏，既是商人的本能，也是教育者的敏感。

据考证，早在1914年4月15日，上海《时报》头版就有“商务印书馆特制通俗教育之补助品幻灯影片”的广告，证明“商务印书馆在自制活动影片获得成功之前，至少已有五年的幻灯影片制造历史”。

从幻灯影片发展到活动影片，是全世界的共同轨迹，商务印书馆自不例外。

（三）教育部门之审查

1920年，上海发生阎瑞生图财害命勒毙王连英案，新舞台据此改编成具有“警世”意味的时事新剧，演出半年，卖座不衰。

1921年4月，由中国影戏研究社“挑头”，聘请商务印书馆影片部拍成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

7月1日在夏令配克开映，一连七天场场爆满，其后各地巡映也广受欢迎，造成“中国影戏，足可获利”之印象。

1922年，明星公司追随中国影戏研究社，将张欣生谋财父案拍成《张欣生》影片。开映之日，片到人满，轰动沪宁。

1921年4月6日，《申报》放出“阎瑞生活动影片行将出现”的消息后，很快就遭到社会贤达的质疑。

电影映演之后，作家严芙孙认为，“这类戏半写妓家猥亵的琐屑，半写强盗杀人的写真，惟有诲诲盗四个大字足以当之”。

1923年6月15日，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成立电影审阅委员会，确定电影审阅标准确合教育原理能于社会发生良好影响者，该影片得加入曾经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认可字样以寓表扬之意。

通常影片但为营业关系可无流弊者本会不加可否。如确系有害风化曾经本会劝告未能改良者本会当请厅干涉。

由于江苏省教育会是一个以绅、商、学三界为主导的、与方联系密切的民间教育团体，所以其电影审阅委员会的审阅标准比较宽宏。

，由于沪宁一体且电影生产几乎囿于上海一城，所以在审阅实践中似有“本地保护主义”之嫌。

北京教育部的电影审查工作，由通俗教育研究会研究实施。

1923年10月，通俗教育研究会注意到各埠电影“影响社会较戏剧为尤深，其中所映影片有裨世道人心者固多，而诲诲盗亦所难免”，于是专函京师警察厅转饬各电影场，要求其“仿戏园之例，将所演戏目先期呈送”审阅。

1924年4月23日，通俗教育研究会呈请教育部申禁《阎瑞生》《张欣生》二片并获内务部通令执行。

1926年2月，通俗教育研究会呈文教育总长，称“影剧一事，于社会教育关系綦重。

其良者固足转移风俗，裨益社会，而稍涉偏激，亦易滋流弊，不可不详加审核，分别奖禁。

拟定《审查影剧章程》，明确对编演影剧的奖励条款、须要禁止的内容以及要求缓演或酌改的情形。

1927年12月27日至1928年3月28日期间，审阅113部影片，成功践行《审查影剧章程》。

与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相比，北京教育部电影审阅会更加“方”，其标准更加系统，其审查更加严厉。中国电影从此被纳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

新民说和教育论，先凭士人吁请，再经方号令，养成风气，深入人心。

中国电影在“新民”和“教育”的风气中萌芽、成长，积久成习，积习成性。

20世纪30年代针锋相对的“四国主义”和左翼电影，新中国一脉相承的人民电影、主旋律电影、主流电影和新主流电影，皆可作如是观。

我国的民族主义话语，相当于汤因比所谓的“国家精神”，是“使人们在感觉、行事和思考中，把任何既定社会的一部分都视为该社会总体的一种精神”，具体而言，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国家富强尊荣的渴望，把国民心理和国家意志统一起来。

中国电影在萌芽时期就把这种精神融入了自己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