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文学传记 梅申友在毁誉之间评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

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梅申友的深度解读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梅申友为我们带来了一本不同寻常的奇书——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的解读。作为浪漫主义大诗人，柯勒律治不仅诗歌才华横溢，更是散文领域的巨匠。他的作品总集中，散文占据了二十八卷，涵盖了戏剧、艺术、政治、宗教、哲学、神学、早期心理学，甚至科学等广泛领域。

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创作背景颇具传奇色彩。与好友华兹华斯的合作破裂，生活状态迥异的背景下，柯勒律治深陷瘾的困扰，生活困顿，而华兹华斯的诗歌出版却引起广泛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传记》应运而生。

英国现代诗人兼评论家阿瑟·西蒙斯对《文学传记》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最伟大的英文评论著作。这本书也有着令人困扰的一面，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让人难以捉摸。直到近年来，较为完整的中译本才出现，让我们得以领略其伟大之处。

《文学传记》不仅内容独特，其成书过程也极富传奇色彩。柯勒律治在创作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波折，包括与华兹华斯的争论、生活困境、健康状况恶化等。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逐渐走出困境，完成了这部著作。

在这部传记中，柯勒律治深入探讨了文学的各种主题和问题。他不仅评价了其他作家的作品，还分享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思想。这本书对于了解柯勒律治的文学思想和西方文学理论有着重要的价值。

喜欢西方文学理论的中文读者，对这本著作应该不陌生。通过阅读梅申友的解读，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文学传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领略其伟大之处。也能感受到柯勒律治在创作过程中的困境和挣扎。这本书不仅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奇书，也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品。序章：命运多舛的诗人宿命与传世之作的自信

在文学的长河中，伟大的诗人总是饱受命运的磨砺。从莎士比亚到弥尔顿，再到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他们的命运都如同波澜壮阔的史诗般曲折。本文将以这三篇诗论为引子，展开一场关于命运与创作的深刻探讨。柯勒律治在面对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时，深感共鸣的同时也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分歧。此时的柯勒律治正经历人生的低谷，但在摩根夫妇的悉心照料下，他的身体和心灵逐渐恢复，开始筹划自己的诗集出版计划。

第一篇：序言补论中的诗人命运与自我价值坚守

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生前冷落与身后的名声显赫，成为了柯勒律治思考自身命运的参照。他在序言补论中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作品价值的信念：“我努力写出的作品必将长存。”这是对自我才华的肯定，也是对命运的挑战。柯勒律治深感华兹华斯的观点与自己有所分歧，但他并未退缩，而是决定予以回应。

第二篇：《抒情歌谣集》序言引发的文学辩论与创作激情

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在诗歌理论上的分歧，成为了文学界的一场辩论。柯勒律治称《抒情歌谣集》序言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其中某些观点的不满。他主张用乡野人的真实语言描述普通人事，认为诗歌与散文在实质上没有太大差别。这场辩论激发了柯勒律治的创作激情，他决定为自己的诗作写一部序言予以回应。

第三篇：柯勒律治自传初稿的诞生与挑战

柯勒律治的自传初稿诞生过程充满了波折。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他决定与出版商古奇合作时，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古奇要求他对作品进行大量增删，但柯勒律治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这场冲突让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但最终柯勒律治的作品得以出版，向世人展示了他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对自我价值的坚守。

结语：命运的磨砺与创作的辉煌

伟大的诗人总是在命运的磨砺中创造出辉煌的篇章。柯勒律治的创作之路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但他始终坚持自我信念，最终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对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的体现。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境时坚定信念，勇往直前。诗人巧妙地采取了策略，以旧作充数的方式最终同意了出版要求。在《文学传记》与诗选集《西比尔的叶子》于1817年7月面世之前，他已经默默耕耘了近两年的时间。这部作品原拟名为《文学自传》，但最终以《文学传记》之名呈现在读者面前。尽管副标题明示了书中涉及作者自身的文学生活和见解，但书名更改似乎带有某种遮掩之意，可能是出于对自传可能给人自爱、自大、自负印象的担忧。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便已问世，它主要描述了作者的宗教体验。而反映世俗生活的作家传记相对较晚才出现，其中，卢梭的《忏悔录》被视为开创先河之作。柯勒律治在创作自己的传记时，显然受到了卢梭的启发。他深知将自己的故事作为主角是一项非凡之举，因此在开篇便表明，他要进行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工作。

卢梭的《忏悔录》在他去世后四年才出版，这部带有鲜明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引发了自传写作的潮流。与卢梭相似，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也是在作者离世后才得以出版，因为他担心落得自命不凡的恶名。为了掩饰这种顾虑，他在标题中选择了使用“传记”而非“自传”。

在《文学传记》的开篇，柯勒律治便坦言，他的作品中最少涉及个人生活。他选择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主要是为了保持著作的连贯性。他强调自己的叙述是客观真实的，无意美化自己。

与《忏悔录》和《序曲》不同，《文学传记》的焦点并非柯勒律治从出生到成年的所有经历。而是围绕其文学生活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文学见解展开。书中勾勒出了他的心智发展轨迹，记录了一些特殊事件引发的零星思考。更多时候，他是在介绍自己的政治、宗教和哲学观点，以及将这些哲学原则应用到诗歌和批评中的规则。

谈及柯勒律治的早年经历，尽管他可以详述自己的成长故事——比如他是家中十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父亲结过两次婚并育有多个子女，但他选择将焦点放在自己的文学生活和文学见解上。柯勒律治的成长之路与其背后的故事

老约翰，这位既是牧师、文法学校校长，又精通希伯来语的天文学爱好者，对独子柯勒律治宠爱有加。老约翰的丰富学识与多元身份对柯勒律治日后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诗人和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天有不测风云，老约翰在柯勒律治八岁时不幸离世，使家庭的经济状况顿时陷入困境。

为了生活，柯勒律治不得不进入基督公学，这所古老的寄宿学校在当时仅是一所慈善机构，专为经济拮据的牧师子弟提供教育。天生的社交能力使他在校园中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柯勒律治是个通古晓今、博闻强记的奇才。他酷爱读书，无论是何种书籍，都能迅速掌握其精髓，并与人分享。在剑桥大学深造期间，他游刃有余地应对课业压力，同时拥有丰富的时间进行诗歌创作、追求女孩、探讨政治与宗教。他对校园生活的乏味感到厌倦，曾尝试加入军队，但并未如愿。

哥哥在得知柯勒律治的军队经历后，迅速采取行动，以精神问题为由将其救出。回到学校后，柯勒律治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最终肄业。他与比自己小的剑桥校友骚塞共同策划了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计划——Pantisocracy，但最终计划破产。尽管如此，柯勒律治在婚姻上找到了归宿，尽管这并不完全基于真爱。

《文学传记》并未记录这些生活细节，而是聚焦于柯勒律治的诗歌创作与其所受的影响。在基督公学的日子里，他受到了两位重要人物的影响。一是博伊尔校长，他强调了诗歌的内在逻辑与自然语言的结合；另一是学长威廉·鲍尔斯，他分享了自己的写诗经验。这些灵感与经验为柯勒律治后来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信条。

在同龄诗人中，柯勒律治特别提到了骚塞和华兹华斯。他赞扬骚塞的高尚品德和诗歌成就，批评当时期刊的偏见诽谤与柯勒律治所倡导的公正批评相悖。而对于华兹华斯的非议，则是基于其有待商榷的观点和少量诗歌中的缺陷。但这些内容在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中只是简略提及，更深入的讨论留待后续章节。

从第五章开始，柯勒律治将文学的脉络暂时放下，开始追忆自己早年哲学观的形成过程。他如何在生活的波折与学识的积累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与哲学观点，这成为了《文学传记》中引人入胜的部分。柯勒律治：哲学与诗歌的交响舞者

柯勒律治，这位不仅是诗人，更是深度浸润哲学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履历如同跨越哲学流派的探险旅程，引领我们走进他那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柯勒律治曾沉醉于形而上学的海洋，这是一个极富魅力的领域，同时他也热爱探索心理的真实。在1797至1798年间，他更是远赴德国，全心投入哲学的海洋。即使得知次子的夭折，也未能使他回国。

接下来的九章，柯勒律治为我们回顾了他研读西方哲学的历程。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从经验主义出发，跨越到理性主义，再升华至超验主义和神秘主义。这不仅是知识的探索，更是心灵深处的叩问。

哈特莱的经验哲学，引领柯勒律治走入哲学的大门。哈特莱深受牛顿和洛克的影响，认为感觉是外界刺激与人体神经的交互作用产生的。但柯勒律治逐渐意识到，人的心智并非总是被动地被刺激，也有主动、创造性的时刻。于是，他转向了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贝克莱的学说给柯勒律治带来了新的启示，但他对贝克莱彻底否定客观世界的观点持有异议。

在探索的路上，柯勒律治邂逅了康德。他认为康德的理论完美融合了物质与精神，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康德的理论中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仍然模糊，这让他转向了同时代的谢林。谢林认为外部世界和个体心灵是相互平等、同时存在的，这为柯勒律治带来了新的灵感。

这是关于柯勒律治哲学履历的扼要总结。他书中的讨论更为深入、晦涩，尤其是第十二章，这是全书最难懂、争议最大的章节。在这一章中，他深入探讨了心智的属性，借用了谢林的思想，部分段落直接摘自谢林的原著。这一“剽窃”事件在柯勒律治逝世后引起轩然大波。

为什么诗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许是因为他急于完成稿子，毕竟他和摩根口授的第十三章及之前的部分是在短短四天内完成的。但柯勒律治并不愿意称之为剽窃。早在第九章他就提醒读者：思想的相似或措辞的雷同并不能证明他从谢林那里借用了观点或概念。他与谢林之间的共鸣更像是一种心有灵犀的巧合。

在这片欢聚之地，genial的赞誉如春风拂面，不仅是对谢林的赞美，也似乎隐含着自我褒奖的意味。谢林欣然接受这如梦如幻的赞誉，面对关于剽窃的传闻，他淡然处之，甚至对柯勒律治心存感激，因为后者让他的名声远扬海外。

柯勒律治在著作中大力阐述诗歌与哲学的交融，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何要在诗歌的殿堂中，如此浓墨重彩地描绘哲学的轮廓？柯勒律治认为，伟大的诗人背后，必然有一个哲人的身影（265页）。

诗人的想象，与形而上学的沉思结合，便能孕育出哲学想象力。这种神奇的想象力，能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深藏的意义。如空中精灵的双翼在毛毛虫的皮肤内悄然形成，只有诗人能获取这种哲学想象力，这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直觉能力，让他们能诠释、理解象征物背后的深意。

柯勒律治的文字鲜明生动，如溪流上的小昆虫，在阳光下留下五彩斑斓的倒影。他用鲜活的例子阐释了心智的主动与被动属性，比如溪流中的小昆虫，时而逆流而上，时而顺流而下，为了积攒力量寻找短暂的支点。这一生动的意象被叶芝捕捉，写进了《长脚蝇》一诗中。

柯勒律治既惊叹于心智无限的潜力，也认识到了其局限性。在人类与外部的宇宙中，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在神圣的上帝面前，人类的能力显得微不足道。人类的创造力源于神恩，信仰应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基石。

作者的哲学与神学思想相互融合，虽书中逻辑严密，但他最终信服的是那些融合了理性、想象、直觉与信仰的神秘主义者。他们的作品让柯勒律治的心智免于教条的禁锢，给予他一种模糊的预感：单靠思考能力是不够的，必须从源头——诗人的内心寻找养分营养，这样才能在保持头脑清醒的滋润内心——让心在脑中保鲜。在诗歌创造的奇妙旅程中，想象是最关键的导航者，引领我们走向浪漫主义文学的神圣殿堂。柯勒律治，这位文学巨匠，为我们揭示了想象的核心属性——惊人的融合能力。他特别创造了一个词汇“esemplastic power”来描绘这种神奇的力量，第十三章专门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柯勒律治将想象分为两类。基础想象根植于每个人心中，它是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活动的基本动力和能量，在有限的自我心智中，它模仿着无限的自我永恒的创造行为。而第二想象，在我看来，是基础想象的回声，与有意识的意志共存。这两种想象如同旋律与和声，共同构成了诗歌的华丽乐章。

具体说来，基础想象源于上帝的神性赐予，近乎无意识，是对上帝的模仿。而第二想象则更多地融合了个体的意志和有意识的创造，其功能是溶解、扩散、消散，为了再创造。即使过程艰难无法继续，它也会竭尽全力形成一个统一的理念（第240页）。写诗，依赖的正是第二层次的想象。

这两种想象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与之相对的是幻想（Fancy），它源于人的记忆，遵循的是哈特莱的联想主义。幻想只能简单地连接累积，而不能融合创造，与真正的想象有着本质的不同。想象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能力。

柯勒律治赞扬真正的大诗人，如华兹华斯，都是运用想象的行家。华兹华斯有时将想象与幻想混淆一谈，这引起了柯勒律治的不安。他从第十四章开始，通过考察华兹华斯的诗学和诗歌实践，为想象正名，揭示华兹华斯在认识上的误区。

华兹华斯深受哈特莱的影响，认为想象就是联想律作用的结果。柯勒律治认为幻想和想象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联想律无法解释心智的创造性，也无法揭示宇宙中那种生生不息的运行机制。

除了对想象的认识，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在诗歌语言与格律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华兹华斯倡导使用乡野语言，而柯勒律治则认为底层人的语言同样需要诗人提纯改造。他认为人类最好的语言源自心灵的反思，与乡野之语无关。他认为散文和诗歌在措辞、组织和语序方面存在根本区别，诗歌中的格律充当着酵母和媒染剂的角色，旨在平衡情感和意志。

在诗歌创造的道路上，华兹华斯的实践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在诗歌的海洋中航行，运用他的想象力创造出无数令人惊叹的诗篇。柯勒律治在大学期间便对华兹华斯的诗作折服，这份赞叹之情从未改变。他对华兹华斯的诗歌艺术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柯勒律治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具有六大优点。他的语言严谨纯洁，每一字每一句都经过精心雕琢。他的思想和感情协调一致，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情感流露。第三，华兹华斯的措辞新颖，散发着适当的博学气息。第四，他如实描写自然，让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真实。第五，华兹华斯具有深广的同情心，他的诗歌充满了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他拥有一流的想象力，这是他在诗歌创作中最宝贵的财富。尽管华兹华斯在理论上混淆了幻象与想象的概念，但在实际创作中，他的想象力远超常人，为当代作家之冠。

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存在一些缺陷。他的诗歌中，语言风格有时不够统一，同一首诗里会出现不一致的风格。他的描写有时过于求实，缺乏一定的诗意和想象力。华兹华斯偏好塑造戏剧化的人物，但人物特色往往不够鲜明，情感与人物身份不相符。他的诗歌主题和意象有时过于浮夸，缺乏深度和内涵。

柯勒律治的批评是实用批评，他引用大量的诗歌原句来阐释这些观点，有理有据。尽管有人可能会认为柯勒律治对华兹华斯的缺点直言不讳，似乎在贬低华兹华斯的诗名，但柯勒律治强调，他的批评是客观公允的，远胜于一味的谬赞，目的是为了帮助提升华兹华斯的名声。

在柯勒律治眼中，华兹华斯的缺点与优点相比微不足道，而且并非源于诗人天分不足。他认为华兹华斯作品中的有问题的诗句仅有一小部分。就作品与创作者的关系而言，柯勒律治认为华兹华斯的风格接近弥尔顿，擅长写哲理诗或抒情意味浓厚的作品。他试图学习莎士比亚创作戏剧化的人物，但并未完全成功。尽管华兹华斯的诗才超群，但在柯勒律治心目中，他仍只能算是接近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大诗人，而非与之并驾齐驱。

在形式和结构上，《文学传记》一书有无特别之处？柯勒律治自评这本书为没条理的杂烩。但实际上，柯勒律治特别看重作品的有机性，认为一个成功的作品应该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其中各部分必须与其他部分统一起来。他强调理想的写作状态是投入整个灵魂的活动，让各种能力按照相对的价值和尊贵程度彼此服从。

他以一种独特的语气和精神将各部分融合在一起，借助我所称的‘想象’的神奇力量，让文章的各个部分交织融合，几乎达到无缝衔接的境界。

深入他的创作背后，我们不禁好奇：他在创作过程中，是否始终言行一致？前文已经提到，他在撰写这本书时并未始终处于理想状态，特别是在某些章节的结尾部分，文字似乎为了填充而显得略显生硬。那么，这些部分能否与前文完美融合呢？让我们聚焦第二十二章的结尾，他在此处特意做了说明，为了向读者展示其早年文字的风格，他选择了1798至1799年旅德期间写给妻友的三封信件。这三封信件无疑是最有趣且与此书的主题紧密相关的（第422页）。

这些信件源于他在国外的真实经历，与文学诗歌紧密相连，带有浓厚的文学传记色彩。尽管话题多样，但并未脱离主题，语气轻松随意，充满俏皮话和讥讽语。

他曾用Satyrane自称，这个词源于Satyr（好徒），源自斯宾塞的长诗《仙后》中的角色。他曾是一个狂放的森林之神，后来转变为尊重淑女的骑士。

年轻时的柯勒律治思想激进，行为不羁，因此得了一个别号——偶像破坏者塞特雷恩。他的第一封信描述了他赴德渡船上的经历，以漫画式的笔法刻画了几个古怪的旅客。第二封信则记录了他在德国的街市见闻，并评论了法国当代戏剧的衰落。在第三封信中，他与华兹华斯拜访了一位德国老诗人，聆听了各种见解，其中不乏夸张而细致的描写、诙谐机智的讽刺，以及妙趣横生的对话，令人捧腹大笑。

曾经，自己倾注心血经营的报纸竟被仆人用作引火的燃料——这一现实，带着令人心酸的调侃，是笑中带泪的自嘲。这是一个故事，旨在告诫那些怀揣写作梦想的年轻人，不要依赖写作谋生，以免重蹈覆辙。

他还忆起与华兹华兹漫步乡间的日子，途中闲聊时因常提及斯宾诺莎的名字，他们曾被不明真相的间谍误认为是间谍，跟踪数日，最终却一无所获。这样的趣闻，看似与主题无关，但实则基于诗人的真实经历，话题又与文学紧密相连，它并不算是题外话。

更为引人入胜的题外话，出现在讨论想象力的第十三章。在这章中，作者正在引经据典，提及了包括弥尔顿、笛卡尔、阿基米德、康德、维吉尔等大师的名字。就在作者突然接到一封朋友的来信，信中的内容被全文转录。信中，朋友认为尽管作者对想象的见解新颖，但这个问题太过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建议作者删除已写的部分。

这一建议如醍醐灌顶，柯勒律治果断采纳。原本冗长的讨论被简洁的关于基础想象、二级想象和幻想的定义所取代，更详细的论述则留待日后的鸿篇巨著。我们得感谢这位朋友适时的提醒，否则这一章或许真的会变得冗长无比。

这位朋友是谁？他其实是柯勒律治自己。信中的内容是他一手策划的。这让我想起《忽必烈汗》序言中的珀洛客——他打断了诗人的梦中长诗，而真相很可能是因为诗人创作遇到了瓶颈。在临死前的一个月，柯勒律治承认，《文学传记》上册结尾的论辩部分考虑不周，包含真理的碎片，但整体并未全面考虑。如今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

从文体角度看，《文学传记》一书可谓大杂烩，融合了个人回忆录、哲学论文、诗歌批评等多种文体。尽管第二十三章对哥特戏剧的评论与全书主题关系不大，但总体上，各文体间彼此关联，语气上既严肃又活泼，调侃中不乏深刻。这种风格创新使得一些评论家认为，柯勒律治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对传记文学的颠覆，他似乎在戏仿“书”这个概念本身，挑战其既定的形式与内涵。

混搭拼贴、嘲讽戏仿的写作手法在现代、后现代主义作品中颇为流行，但在《文学传记》中已初见端倪。要理解这样一部内容庞杂、风格多元的作品，读者除了需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外，还需有耐心和同情心。可惜的是，这样的读者在当时并不多见。

柯勒律治自身的境遇也颇具争议。他的写作风格和个人经历使得他背负了懒惰和自我放纵的骂名。因染上瘾，他被视为虚掷诗歌才华的典型负面人物。政治立场的转变也使他成为背叛理想的代表人物。尽管如此，仍有人对他抱有坚定的支持和赞赏。

大散文家海兹利特曾是柯勒律治的坚定追随者，他高度评价柯勒律治的才华，认为后者是“我所认识的唯一配得上称作天才的人物”。《文学传记》的出版引发了他们的观点分歧。海兹利特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此书只有部分章节值得一读，否定其哲学和诗歌部分，对柯勒律治的写作风格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抨击。

柯勒律治表示他写作此书的主要动机是尽可能保持对华兹华斯的现实明智的仰慕。华兹华斯对此并不买账，认为柯勒律治的赞美过于夸张，批评过于不体贴。这使得华兹华斯只匆匆翻阅了部分章节。关于华兹华斯的反应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和解读。

《文学传记》是一部颇具争议的作品，无论是其独特的写作手法还是柯勒律治的境遇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这部作品无疑为文学史留下了丰富的议题和深刻的思考。华兹华斯肯定对书中涉及他的章节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柯勒律治批评的作品，如《山楂树》和《童年颂》，他都做出了相应的修改。他对这本书的认真态度，彰显了他对自我完善的追求。

年轻的一代诗人对这本书的态度更为微妙。拜伦承认喜欢其中的喜剧元素，但对哲学部分感到难以消化。在《唐璜》中，拜伦对湖畔诗人一一嘲讽，并特别针对柯勒律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尽管如此，拜伦的批评背后，或许也透露出他对柯勒律治理论的某种期待与关注。

雪莱对柯勒律治的批评也颇有微词，认为他的理论似乎过于庞杂而缺乏焦点。雪莱在《诗辩》中对想象力的推崇与柯勒律治的观点相呼应，展现了两者在诗歌理念上的某种共鸣。

济慈在信件中提出的“天然接受力”概念，似乎与柯勒律治的理论存在某种误读。但实际上，济慈的“天然接受力”与柯勒律治的“主动悬置不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济慈可能并未深入阅读《文学传记》，但他的诗歌理念与柯勒律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济慈曾向柯勒律治请教诗艺，这表明济慈受到了柯勒律治的启发。

《文学传记》虽然长期饱受诟病，但它像一条隐秘的地下河，悄然影响着有缘的诗人。它的智慧和洞见需要时间被人发现、消化和接受。尽管等待的时间漫长，但书中深藏的理论最终在维多利亚时代依然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即使被冷落了一个时代，它的价值和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这本书可能是个挑战，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消化，但正是这种挑战激发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思考与探索，成为了他们创作路上的灯塔。推崇柯勒律治的诗歌的拉斐尔前派和唯美派作家，如罗塞蒂与佩特，也曾认为他的文学作品晦涩难懂。但英国的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柯勒律治持有独到见解。他将柯勒律治与英国的两位伟大思想家边沁和柯勒律治并称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并坚信柯勒律治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成就需要时间证明。他认识到柯勒律治在诗歌领域的地位已经稳固，且在传播健康品味和经典智慧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应有的赞誉。

密尔具有远见卓识，在他的引领下，人们对柯勒律治的文学成就开始重新评估。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传记》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柯勒律治推崇想象并运用实践批评的方法，对后来的文学批评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瑞恰慈在他的著作中称柯勒律治是现代语义学的先驱，并开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新批评学派。这一学派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

尽管艾略特对浪漫派诗歌，包括柯勒律治的诗歌并无太多好感，但在诗歌批评方面，他无法否认柯勒律治的影响。艾略特的诗学观点与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认为情感与理念需要有机结合，写诗是对个性的逃离。艾略特将诗人的心智比作催化剂，与柯勒律治将格律诗比作酵母媒染剂的观点也颇为相似。艾略特最为推崇的玄学派诗人如邓恩和赫伯特，也得到了柯勒律治的赞赏。

正因为这些深厚的文学贡献和影响，早在1920年，艾略特就断言柯勒律治可能是英国最伟大的评论家之一。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批评家的认可。英国评论家圣茨伯瑞甚至将他列为西方文学史最伟大的三位批评家之首。美国评论家海曼则称柯勒律治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最重要的批评家，《文学传记》是现代批评的《圣经》。虽然海曼的言辞可能有些夸张，但无可否认，《文学传记》在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地位已经稳固且经典。

这部重要的著作如今有了中译本，对于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这部中译本将西方的文学思想与理论带给中国的读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世界文学的精髓。翻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对于如《文学传记》这样博大精深、引经据典的巨著。面对英语之外的古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等多元语言的交织，译者需跨越语言的鸿沟，承担起沟通的桥梁。

幸运的是，译者找到了由亚当·罗伯兹教授编纂的可靠版本。罗伯兹教授的注释细致入微，将非英语句子译成英文，为每一条引文标注出处，并为文中涉及的背景和历史人物提供了详尽的介绍。尽管罗伯兹教授全面的注释若能完全译为中文将是读者的福气，但由于版权等问题，王莹女士只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进行翻译，这无疑让一些有价值的注释未能与读者见面。

关于译本的质量，整体而言，它相当不错，特别是在叙事和描写方面，流畅且极具可读性。仍有几个待改进之处。

首要的是误译的问题。翻译工作基于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石之上。柯勒律治的文本中常含有结构复杂的长句，这增加了理解和翻译的难度。虽然未能逐句与原文对比，但针对文中涉及的引文，我发现有些地方可能存在误译。例如，第一章第一段中，诗人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是为了“giving a continuity to the work”，在这里，“work”译为“著作”可能更贴合文意，而非“工作”。又如，在评价华兹华斯的诗歌特色时（410页），“Fancy”和“Imagination”这两个词被误译为“想象”，其中“Fancy”应译为“幻想”。

其次是漏译的问题。柯勒律治为正文提供的随文脚注也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原文。遗憾的是，译者略去了这些宝贵的注释。例如，在第三章中，柯勒律治详细描述了“湖畔诗人”（Lake poets）这一称号的由来。这一注释不仅揭示了文学史上的一段趣事，也展示了柯勒律治对文学评论的独到见解。

是译本在遵循原著体式上的问题。柯勒律治非常看重作品的结构和形式，原著中有一些独特的安排。例如，原著中的信件标题是独立的一章标志，但在译文中，这些信件被直接放在评价华兹华斯诗歌的章节之后，打破了原著的体例。

尽管译本在传达原文内容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但在细节和遵循原著形式方面仍有待加强。希望未来的译本能够更精确地呈现原著的魅力和深度。柯勒律治先给的是歌德的德语原文，然后把自己的心声翻译成英文呈现给读者。他似乎并不急于教训他人，但渴望向那些与他心灵相通、遍布世界各地的人倾诉。他希望在人生的暮年，在继续与老朋友保持联系的结交新的朋友，建立起新的联系。他希望引导年轻人少走弯路，因为他自己曾在这条路上迷失过。

虽然柯勒律治宣称《文学传记》是为了华兹华斯而写，但从这段引文来看，他的读者群体更为广泛，不分地域，无论时间先后。他的愿景与众多有抱负的作家的梦想相呼应，希望能通过他的作品影响和启迪更多的人。这种夫子自况的情感和期望在译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如今，这本书跨越了两百年的时光，终于走进了中文的世界。相信这个译本——虽然还有待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将会在中文世界里为柯勒律治赢得新的朋友。就像一位诗人在期待他的诗歌能被更多人理解和欣赏一样，我们也期待这个译本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柯勒律治的文学魅力。

责任编辑：丁雄飞，校对：张艳。他们的辛勤工作确保了这本书的顺利出版，为读者呈现了一部高质量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