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最初一(霍布斯鲍姆｜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中

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m，1917-2012）历史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

回顾、展望，或是任何方位的考察其实都暗指了一种视角——无论是时间、空间、精神状态还是其他的主观认知。当我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从窗外眺望到的圣莫尼卡是足够真实的。那些大厦、棕榈树、我楼下的停车场和远方隐在雾霾后难见真面目的群山都并非由我虚构而出。由此，那些将所有的现实都视作一种无法被彻底分析的精神建构的学者实则都有所谬误，而我在开始时便作如此定论，也是将自己的概念底色（conceptual colours）与某种桅杆（mast）绑定。如果我们书写的历史与虚构作品无法区分，那么历史学者将无立足之地，我们这类人也不过是在虚耗人生。，必须承认，无论是我从窗外看到的景色还是我对过往进行的考察，我所观察到的都不止是现实，而是经过精心选择后的特定结果。

我看到的不仅是所处环境下能被看到的事物（例如，如果我不走到这栋楼的另一侧就无法眺望到洛杉矶，且除非天气有所改善，我无法看到更清晰的群山），还有我有兴趣看到的事物。在外面客观存在、可被观察到的无数对象中，我观察到的只是自己选择的、非常有限的小部分。而且，如果我在其他时刻从这扇窗眺望那些完全一致的景物，我势必也会将注意力放在不同的方面上——换言之，我会改变我的选择对象。，如果说在景色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或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从这扇窗向外眺望却没有看到——或更精确地说，没有注意到——一些无法被忽视的景物（例如一栋十八层大厦楼顶一侧的教堂尖塔，和大厦扁平楼顶上的小方塔），这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法国大革命马赛曲的回响》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冯涵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9月

我不想再过多纠缠于观察风景和观察过去之间的类比了。无论如何，我将回到这几页想要传达的观点上。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人们从法国大革命读到的，以及他们在回顾自1789年以来的两个世纪时所得到的结论都大相径庭，且往往和各自的政治或是意识形态有关；有两个结论是被普遍接受的。就是他们所看到的大致轮廓。所有关于大革命起源的理论都同意，在1788年的时候，旧时代的君主制经历了一场危机，而这场危机导致了自1614年起再无召开的三级会议（States General）的重启——这个议会代表了国家的三个阶层教士、贵族，以及剩余被称作“第三等级”的群体。既然这些史实已成共识，那么主要的政治界标也不会发生变动三级会议（或者更应该说是“第三等级”）转变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以及一些鲜明地标志了旧制度结束的事件——7月14日巴士底狱（Bastille）被攻占；8月4日领地特权被贵族们放弃；《人权宣言》颁布；国民议会向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转变，其在1789年至1791年间对国家的各个组织和行政结构都进行了改革（并顺带将公制推广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并起草了现代法国将近二十部宪法中的最初一版，确立了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同样也没有人会否认 1791 年后革命的双重激进化倾向，这导致了1792年革命政府与彼此联手的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战争爆发。这场几乎从不停歇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815年。，这种激进化倾向也引发了1792年8月的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废除了君主制并建立了共和国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革命时代拥有一个全新的历法——尽管这份历法来得稍晚，可它依然成为了共和国革命的象征。从共和元年（year Ⅰ）开始，这份历法废除了传统的星期制度，并给了每个月份一个全新的名字——这让历史学生们在为此感到头疼的也能获得有用的助记符。（这个新时代和它的新历法都只维系了十二年。）

1792年至1794年的激进革命时期——尤其是1793—1794年的雅各宾共和国，即被认为是“恐怖统治”的时期——更是成为了一个被广泛承认的界标；同样著名的标志恐怖统治倒台的热月九日也是如此，在那天雅各宾党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被逮捕和处决——尽管实际而言，大革命中的任何阶段都不会比这一时期拥有更激烈的分歧。接下来五年的政权被移交给了温和自由派，他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基础或能力来重构恢复稳定的条件，由此，举世皆知，这个政权在1799年雾月十八日被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毫不掩饰的军事独裁政府所取代，这场政变由一个成功的青年前将领所掀起——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尽管许多现代的历史学者都将这一事件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束，但我们不难看出，在19世纪上半叶，即拿破仑统治时期，直到拿破仑在1804年称帝之前，他所推行的一切政令都能被普遍视为一个新的革命社会的制度化。就连贝多芬都一直没有撤销他通过《英雄交响曲》（the Eroica symphony）对拿破仑的致意，直到后者不再担任共和国的领导人为止。，历史事件最基本的演替、大革命的本质和分期，其实从未被质疑过。无论我们对大革命本身及其所含的具体界标抱有何种不同的争议，只要我们在整幅历史图景中观察到了一致的界标，那么我们就是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就历史学而言，这并非寻常之事）。只要提及热月九日，那么但凡对法国大革命有些许兴趣之人都会知其所指罗伯斯庇尔的倒台与被处决，以及大革命最激进阶段的终结。

第二个直到今日都一直被广泛接受的、有关大革命的概念，从某种角度来说更为重要大革命对整个现代世界的历史而言都有着无比深刻、无可比拟的影响——无论人们各自认为这种影响具体是什么。如同霍兰德·罗斯所言，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可怕、最重要的一系列事件……（是）19世纪历史真正的起点；因为这场巨变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政治甚至社会生活”。1848年，德意志自由主义历史学者卡尔·冯·洛特克（Karl von Rotteck）认为，“世界历史上没有比法国大革命更伟大的事件了，甚至没有什么事件可与之相提并论”。其他的历史学者则没有如此极端，他们只是认为这是自5世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些更偏向基督教的，或是德意志人中更爱国的学者则认为十字军东征以及（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性可与其并肩。对于洛特克而言，这些事件被他视为与伊斯兰教的建立、中世纪天主教会改革以及十字军类似，并而不予考虑。在他看来，像大革命那样改变世界的只有基督教本身以及文字与印刷术的发明——而它们也不过是最终改变了世界；法国大革命“凭借着它势不可挡的力量，极其迅猛地震撼了它所在的大陆，并在其他大陆也掷下了它的雷鸣。从出现开始，大革命便在事实上成为了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唯一值得被考量的对象”。

，就让我们理所地认为19世纪的人们——或至少当时受过教育的群体——都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最为重要的、拥有史无前例的规模、范围和影响的事件吧。这样的结果不该只归功于那些巨大且显而易见的历史后果；其尤为令人瞩目且壮观的本质，和这种本质自1789年后在法国本土，以及从本土向欧洲甚至更远处的传播也对这种影响有着无法忽视的作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9世纪30年代撰写了充满激情和感情色彩的、以法国大革命为对象的早期历史著作，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在某种层面而言不仅是一场欧洲革命——他将其视为宪章运动的前身——更是19世纪的一首伟大赞诗这场革命是同古希腊神话与史诗类似的传奇，可它并不是索福克罗斯（Sophocles）或是荷马（Homer）这类诗人的作品，而是由真实的生活所写就。这是有关恐怖的历史——确实，1793年至1794年的雅各宾共和国政府至今仍被广泛视为恐怖统治，尽管以我们目前对大屠杀的标准而言，它杀害的人并不多可能只有几万人。举例来说，在英国，这场革命在大众认知中留下的最为普遍的印象，是断头台刀锋的起落，以及无套裤汉（sansculotte）女人们冷漠地看着一个个反革命者人头落地，却不曾停下手上的编织活。这一印象可以归功于卡莱尔和狄更斯（他也受到了卡莱尔作品的启发）的《双城记》（A Tale of To Cities），以及一些紧跟潮流进行模仿的流行文学作品例如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 Orczy）所著的《腥红色的繁笺花》（The Scarlet Pimpernel）。而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这位侨居国外的英国历史学家面向英语读者市场所著的《市民》（Citizens）一书，在1989年成为了最佳畅销书，这成绩也证实了上述这一普遍印象依旧鲜活如初。这也是一段有关英雄主义和伟大事迹的历史，那些衣衫褴褛的年轻战士们在将领的领导下征服了整个欧洲，并将整片大陆与海洋拉进一场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上从未停歇过的战争。它促成了那些传奇英雄或反派的诞生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Saint-Just）、丹东（Danton）、拿破仑。对知识分子来说，它提供了一篇篇拥有惊人且直截了当的力量与洞察的散文。总而言之，撇开其余有关大革命的论断不提，它毋庸置疑是场超级奇观。

对于19世纪以及20世纪回顾法国大革命的人们而言，其主要的影响并非是文学方面，而是政治——或者更笼统地说，是意识形态——方面。在本书中，我会考察这种回顾分析的三个面向。，我会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考量；随后，我会将其视为之后革命——尤其是那些社会革命以及它们的发起者——的一种模型。，我会考察法国大革命在两次百年纪念之间所体现的政治态度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那些写下并将继续书写大革命历史的学者之影响。如今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已经过时，且很多历史学家都会认为这一对大革命的诠释过于泛滥并有失偏颇。，尽管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向大家展示最早研究大革命历史的严肃学者们（这些人很巧合地都从1789年活到了 1815年）确实就是如此判断，但我还是应该就目前针对大革命的历史修正主义状况作些许提前说明。这种风向是由已故的伦敦大学的阿尔弗雷德·科本（Alfred Cobban）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初提出的。在1970年，弗朗索瓦·弗雷与丹尼斯·里歇批评了已有的由索邦讲座（Sorbonne chair）所教授的大革命研究视角（这讲席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为此目的而设立的）。由此，上文提及的修正主义成为了规模庞大的冲击。在一章，我会回到那些为革命和共和国申辩的教授所持的正统延续研究上。在此只需指出，那些修正主义学者所攻击的主要是那些被视为是——或者说本身即是——对大革命采取马克思主义诠释的观点；这些诠释在二战前后的二十多年里逐渐形成。这是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已经无关紧要，尤其是因为针对马克思与恩格斯观点的完整学术研究已经显示，他们从未系统阐述过对于这一事件的观点，且有时会自相矛盾、难以协调。值得一提的是，据同一批学者所言，资产阶级革命（bürgerliche revolution）这一概念在两位作者三十八卷的大作中，只出现不过十几次。

真正饱受争议的是将法国的18世纪历史视为一场在新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早已确立统治的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视角，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有了阶级认同，并为取代已有的社会统治力量而抗争。这种视角将大革命视为这一阶级的胜利，并相应地，认为大革命是一种结束封建贵族社会、开创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机制；这意味着，若非如此，则无法打破马克思在提及他认为注定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所提到的“旧社会的外壳”。简而言之，修正主义一直以来都在批评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本质上必然的社会革命，并且是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无法避免的一步的观念——以及，，他们也无法赞同将其视为阶级之间的一次权力交接。

无可非议的是，持这样观点的人群非常普遍，而非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必须指出，那些遵循这一传统观念的伟大史学专家可从未被这一简单的模型所限。不仅如此，我需要强调这一模型也并非完全契合马克思主义，尽管在1900年到二战之间，革命史学的正统观念确实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一模型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适配原因也清晰可见，如同它所提供的这样，资产阶级们的成功成为了无产阶级即将获得的胜利的前身。工人也是一个新生的阶级，将要拥有势不可挡的力量，并且存在于一个他们注定要接管的旧社会之中。他们的胜利同样也势必会由革命来达成；而且，就像资产阶级社会推翻了其之前的封建社会那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成为后继的、发展得更高的人类社会。在共产主义时代，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匹配度更高，因为它所提倡的正是除了革命外，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让社会获得迅速且根本的转变。

已经有足够多的论述来证明这一观点无法准确描述法国18世纪晚期所发生的一切了，我在此根本不需赘述。就让我们接受在1789年，不存在这样一个自我认同为资产阶级的群体来代表当时新的经济实力现实，或是准备将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况且就算在18世纪80年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可鉴的阶层，他们的目标也不是掀起一场社会革命，而是更倾向于改革王国的体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个群体都不曾设想要系统地建立一个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当我们意识到1789年时争夺最高权力的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既无区别也无对抗后，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依旧不能凭空消失。此处，请允许我引用柯林·卢卡斯（Colin Lucas）的原话——他所著的《贵族、资产阶级和法国大革命起源》（“Nobles，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文曾被法国修正主义学者广泛引用。他表示，如果在1789年时不存在互相对抗、截然不同的阶层，

那么，我们就必须确定为什么在1788年至1789年那些可以被认定是非贵族的群体会同被认为是贵族的群体互相争斗，并由此奠定了19世纪资产阶级政治体系的基础；我们也必须确定为什么1789年的他们会攻击并摧毁特权制度，也摧毁了18世纪法国社会的原有结构，并为19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预备了相应的结构。

换言之，我们必须去探究，为何在无人刻意为之的情况下，法国大革命还是成为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End—

本文选编自《法国大革命马赛曲的回响》，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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