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最徐光启(西学东渐第一人——徐光启)

通常意义上讲，真正的“西学东渐”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身处明朝末年的徐光启，也确实是“西学东渐”的第一人。

纵观中国的科技史，作为中西科学交流的先驱者的徐光启不容忽视，这个早在17世纪初便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人，比洋务运动的那帮人要早至少230年。

在那个尚文的年代，徐光启所研究的先进科技，不过是同僚眼中不入流的“术数”而已，这或许是人们非议他宰相身份的缘由。他还是在致力于引进先进的科技。他编译《欧几里得原本》所发明的“几何”等新名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崇祯历法》也奠定了从那之后近三百年的历法基础。在“西学东渐”的路上徐光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在两百多年间都被清政府很“巧妙”地忽略了，这不仅是徐光启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在老城厢乔家路，有一排外形很相似的楼房，门牌号是乔家路234—244号，九间楼的外形呈“沙帽式”，中间高，两边低，楠木梁柱，斗拱、替木等不少仍是旧物，放在日益繁华的上海老城厢，这里着实不起眼，不过若是放在明代末年，九间楼却是一处不得了的地方。

九间楼是明朝崇祯年间内阁次辅徐光启的故居。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权归六部，为了方便皇帝统御天下，设内阁，至明中后期，内阁大学士已是实质上的宰辅。在中外交流史上，徐光启地位更为突出，可以说是明代西学东渐第一人，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宰辅天下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徐光启是老城厢在明代官位最高者。

明末社会矛盾突出，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席卷辽东，徐光启在萨尔浒大战明军惨败后，积极主持编练新军。与徐光启同为上海人，又是师生关系的孙元化积极推广，明军开始大规模配备使用红衣大炮。天启六年（1626）宁远大捷中，正是在红衣大炮的火力之下，后金八旗军大败。据传闻，努尔哈赤也为红衣大炮重伤。

徐光启为人正直，在阉党魏忠贤掌控朝政之时，他以不就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之职来反抗，为阉党迫害削职，直到崇祯年间方回任原职。崇祯二年（1629），后金皇太极率兵数万直逼京师，徐光启面呈战守之策，遂为重用，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崇祯六年（1633）病逝，皇帝赠谥号“文定”。

徐光启为官清廉，明末官吏贪腐成性，少有简洁自持者，而徐光启却是官场上的另类，“通籍四十年，室庐不改”，出身于商贾之家，却家境败落，只剩下九间堂，后来虽然官至宰辅，也没有添置产业。

徐光启位极人臣宰辅天下，可惜的是明末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官吏贪腐成风，徐光启虽志在匡扶社稷，却无力回天。在徐光启死后短短10年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明亡，而后建立的南明政权也相继覆灭。

西学东渐

在为官之外，徐光启更大的成就在于学贯中西。明代万历年间，大批的西洋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虽然以传教为目的，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等著作。明代士大夫颇为开明，他们积极吸取西洋文化，并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客观上为明代中后期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这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学东渐”。而“西学东渐”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徐光启，被誉为“西学东渐第一人”。

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仅31岁的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此后又相继结交了利玛窦、熊三拔等人。通过西方传教士，徐光启接受了大量的西方科技与文化，并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各类著作，《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灵言蠡勺》《泰西水法》等，还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撰写《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等。

徐光启不仅翻译西方著作，还把所习得的西方科技文化运用在实践之中，最典型得就是《崇祯历法》的编订。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地球经纬度的概念。为中国天文界引进星等的概念。根据弟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

，徐光启同样重视农业，关于农学当面的著作很多，《农政全书》《农遗杂疏》《农书草稿》等。他对农书的著作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作相比，数量上虽不多，但也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

严格意义上说，徐光启才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士大夫之一，比号称“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整整早了250年。

与传教士

明代隆庆开关后，大量的传教士渴望来到东方最为古老和伟大的国家传播基督教。

徐光启与传教士结缘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在广东任教结识了郭居静和利玛窦，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通过郭居静他了解到大量西方的知识，博学多才的徐光启立刻为之所吸引，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万历三十一年（1603）更是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受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

徐光启与传教士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对于博学多才的利玛窦非常推崇。利玛窦于万历初年抵达中国，起初传教兵不顺利，后来他吸取教训，积极学习儒学，出入则着儒生衣冠，加之博文强识，学识渊博，逐渐为士大夫们接纳和推崇。徐光启正是在利玛窦的指引下，开始学习西方语言，接触西方文化。明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决定翻译一部分西洋科技的书籍，他本人倾向于翻译历书，而徐光启则主张先翻译基础科学，如数学，“此书未译，其他书俱不可得论”，利玛窦接受了徐光启的意见，于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

而于徐光启关系更为密切的则是郭居静，郭是徐光启第一个结识的西洋传教士，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友关系，也正是在郭的引导下，他与利玛窦等人相识。明万历三十四年，郭居静被诬陷谋逆，后虽得脱，不过在广东传教始终不顺利。万历三十六年，归家为父守孝的徐光启邀请郭居静到上海传教，这也是上海基督教传入的开端。郭居静到上海后，长居徐家，两人关系更为密切，时常讨论教义和各种学术知识因为徐光启位高权重，郭在上海传教非常顺利，为方便女教众传教，徐光启还帮助郭建了一个小的天主堂，取名圣母堂，徐去世后，他的家族后人依然帮助传教士传播天主教。

徐光启与传教士们关系密切利玛窦和郭居静只是其中的典型，他与毕方济合作翻译的《论灵魂》，又与传教士龙华民、邓雨涵、汤若望、罗雅谷合作编订《崇祯历法》，可以说他们的交往是东西方交流的典范。

徐光启在明代历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一方面因为他为官清廉正直，面临明末危局，兢兢业业辅佐朝政，堪称能臣典范，更重要的是，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明代西学东渐的第一人，他与西方传教士的深厚友谊光耀千古，也为中国基督教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及时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老城厢的徐光启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