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世界之最(她翻译出了华语世界最好的《

她生于名门，外祖父是有“台湾太史公”之称的连横，表弟是连战，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师从文学大家台静农。

她已年过八旬，以“五笔”风靡台湾地区她握笔写论文，是研究古典六朝与唐文学的翘楚；她持笔教书本，是台湾人尊敬的“林老师”；她举笔绘图画，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她执笔写散文，为台湾文坛注入一股清流；她提笔译著作，翻译出了华语世界最好的《源氏物语》。五笔之外，她的一把锅铲、精湛厨艺，引得台静农、董桥、林海音、三毛等文人竞相捧场。

她就是林文月。

她握笔写论文，是研究古典六朝与唐文学的翘楚；她持笔教书本，是台湾人尊敬的“林老师”；她举笔绘图画，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她执笔写散文，为台湾文坛注入一股清流；她提笔译著作，翻译出了华语世界最好的《源氏物语》。

五笔之外，她的一把锅铲、精湛厨艺，更引得台静农、董桥等大师们成为座上客，继林徽因之后的“太太客厅”承载了美好的文学风光。

她是出身名门的“林美人”，是“台大第一景”，也是集学者、作家、翻译家于一身的文坛传奇。她是林文月，因长年投入中国文学的传承和日本文化的交流，2012年获得第31届台湾最高文化奖。

身份困惑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进入日据时代。彰化县青年林伯奏凭着一路勤奋苦学，获得奖学金后，成为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的第一位台湾学生，毕业后，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任职，投资建造房地产，出色的他幸运地娶到了被誉为“台湾太史公”的连横的长女连夏甸。

林文月的母亲连夏甸

连横，字武公，号雅堂，1878年出身于台南一个商人家庭，先祖曾是著名的抗金英雄。13岁时，父亲训导“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他由此立下志向，“发誓述作，冀补旧志之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他“生根台湾，心怀大陆”，不断往返大陆多地考察，耗时20年之久整理出《台湾通史》，以昭示同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永远是堂堂的中国人”。他开办“雅堂书局”，专门销售大陆书籍，还在《台湾民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日本当局禁锢台湾人民的思想。

有父如此，连夏甸从小饱读诗书，曾在台北一所开明的教会女子中学读书，文采斐然。长女嫁到上海后，深受殖民之苦的连横不趣怪网希望唯一的儿子连震东“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日本留学完成后，被他安排到了西安。1933年，在儿女催促下，身体欠佳的连横移居上海，这一年，外孙女林文月出生，她成了孙辈里唯一与连横亲近过的孩子。三年后，连横去世，给初记事的林文月留下经常牵着她散步的模糊记忆。

出生于上海的林文月，记忆里却没有十里洋场，没有百乐门，只有虹口的日本租界。“江湾路540号”是她和兄妹们成长的地方，附近的房子，都是父亲和朋友合盖的，住的都是三菱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和家属。在草坪上的沙坑、跷跷板旁，她和日本孩子玩耍在一起，日语，成了她的第一母语。年幼的她，尚不知台湾被割让的历史，虽然父母偶尔讲台湾话，家里的阿姨讲上海话，但在正式场合，全家讲的都是日语，所以她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小孩。

察觉到身份的不同是在上小学时。8岁，林文月进入日本租界的“上海第一小学”，因为学校人数太多，第二年被分到新成立的“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除了她和妹妹，学生都是日本人。尽管和日本孩童一起长大，语言习惯都颇为日本化，但林文月还是敏感地察觉到异样的目光。在学校，她刻苦用功，品行优良，作文常常被张贴供大家阅读，父亲勉励说，如果荣任班长，就送她一双梦寐以求的溜冰鞋。有了这个目标，她更加发奋，成绩名列前茅，远超所有日本同学，溜冰鞋始终没有得到，那位日本男老师只让她偶尔做做副班长，她很困惑，“我认为老师有点不公平，想不出原因何在”。

尴尬还来自母亲，每次家长会，在身穿华丽和服的日本妈妈们当中，穿着旗袍、梳着上海中年妇女标准“包包头”的母亲总是显得格格不入，面对同学们的指点和猜测，林文月羞愧又困窘，直想冲出教室门外。接下来的几天，她都会成为大家窃窃私议的中心，母亲再来学校时，她便尽量躲开，避免说话。虽然母亲长得很美，林文月却没有感到光彩，幼小的心里，她特别害怕别人叫母亲“支那人”。

除去这少有的不快，小学生活是丰富有趣的。日本教育重视仪态、礼节、守时等方面的教养，少年读物也按不同年龄和程度设计，还有手工缝纫、针线绣法，这些既是快乐记忆，也是艺术启蒙。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也是消遣的好地方，在那儿，林文月看了不少免费书。

一次，放学路上淋了一身雨，在书店看书时，脚下积了一滩水，上面又有电风扇吹着，边看书边发抖。店里的先生怕她着凉生病，把她带到楼上交给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帮她烘干衣服，还让她躺在被窝里睡了一觉。这份温暖一直伴随着林文月，尽管她并不知道“内山书店”是鲁迅先生常去的书店，也不确定那位先生是否就是内山先生。

多年后，忆起和书本的关系时，她说“在我幼小好奇的那段日子里，如果那书店里的母子不允许我白看他们的书，甚至把我撵出店外，我可能会对书的兴趣大减，甚至不喜欢书和书店也未可知。”

人生总有很多机缘，除了家学的熏陶，“内山书店”无疑是她走上读书路的重要基石。

随着抗战胜利，不识愁滋味的日子戛止。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老师哭，同学哭，以为自己是战败国民的林文月也被悲伤笼罩。戏剧性的是，没几天，家门口的“太阳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从父母口中知道，“我们是战胜国了！”

陌生的故乡

学校停了，日本同学纷纷遣返，林文月失学了。父母不许她出门，只好整日蜷在哥哥的书房，偷偷阅读日本朋友留赠给哥哥的书籍，从日文的《岩波文库》袖珍版到《悲惨世界》等名著的日译本，阅读天地已从少年读物拓展至世界名著的丰厚领域。

租界变得混乱，地痞流氓借机抢劫，日本人走光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在上海的台湾人头上，父亲被骂是“汉奸”，是“东洋鬼子的走狗”，楼上房间被贴了封条，一家人委屈地挤在客厅里。局势混乱，父亲决定举家迁回台湾，仓皇之下，产业都来不及处置。

台湾光复后，舅舅连震东已先行回台，舅妈带着表弟连战来上海和他们会合，10岁的连战，拿起红萝卜，用毛衣一擦就放进嘴里，在13岁的林文月眼里，他是个“野蛮的小孩” ，那是表姐弟的第一次见面。1946年2月，一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登上一条专运火柴的小船，跟满船火柴一起走走停停，前往台湾。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船上的两个孩子，一个成为研究、著作、翻译的集大成者，一个成为为两岸关系“杀出一条血路”的国民党主席。

从异乡到故乡，公路上的大王椰取代了北四川路上的法国梧桐，颇有些异域风情。，新奇还未过去，困难就来了。学校很远，需要长途步行，“路程远，已令我疲倦厌烦，而陌生的环境，语言的隔阂，更使怕羞的我视上学为畏途”。听不懂老师的国语、同学的台湾话，他们的日语又带着浓浓的台湾腔，也令她似懂非懂。中国字不认识多少，一度骄傲的写作成为难题，第一次考国文，成绩是30分。

从云端跌落凡尘，林文月非常沮丧，请求母亲让她休学，在母亲劝慰下才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国文。一年后，参加北二女中新生招考时，因作文写法独特，吸引了监考老师们驻足围观，他们交换意见颔首赞赏。由日文成功跨越到中文，为日后走上翻译之路埋下了伏笔。

中学六年，除了消磨在藏书并不丰富的图书馆，林文月展现出了在绘画素描上的天赋，由父亲送的一本《马蒂斯画集》开始，她迷恋上人物画，常常送电影明星的画像给同学，那时，她以为自己将来会是一个浪迹天涯的女画家。

由于成绩优异，林文月名正言顺一直做班长。高三时，学校为学生集体报名投考“台大”，班长负责收取全班的志愿表格。表格收上来，她恼火了，五十多个同学，除一人报哲学系外，全部填了外文系。“怎么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真俗气！”她不要从众，她要改志愿！表格不能涂抹，改动一个字是最方便的，于是，她小心地用刀片刮掉“外”字，填上了“中”字。

中文系榜上有名，她却懊恼不已，因了一念之差，却要与长期以来的志向擦肩而过，这实在让人灰心。她想像中的中文系，是“满屋子霉味的线装书，暮气沉沉的地方”，而读中文系的人，是“只知摇头晃脑吟哦四书五经及古诗文，带点儿寒酸味，而与现实隔离的一群”。反倒是舅舅连震东颇为高兴“外祖父的文学遗志有此女承继了！”连家两代都是独子，舅舅学经济，而表弟连战则学了政治。

那年，林文月以素描最高成绩考取了师大美术系，犹豫中，在师长们建议下，仍旧选择了中文系，“因为没有去念美术，所以保留了很好的想像空间”。

赌气读中文系

1952年，半带赌气地，林文月进入台大中文系，录取的学生仅11人，被戏称为“小国寡民”。心有不甘之余，她仍然徘徊在外文系、美术系、中文系的三岔路口，一年后，萌生了转回外文系的念头，因为，“我不知道中文系念出来会怎么样”。

惴惴不安地，她第一次走进系主任台静农的办公室，嗫嚅着说明原委，请求他同意转系。坐在一张老旧的书桌前，台静农翻出她的成绩单，只简略地说“你读得很好嘛，不要转系了！”始料未及的情况令林文月一时语塞，只好红着脸退出来。那时，她还没有上过台静农的课，并不知道台静农在大陆时就已是鼎鼎有名的小说家。

系没转成，只好死心塌地学中文，大二时，开始上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超越时空的感情和思想让她逐渐喜欢上丰富的古典学术课程。

在老师和学生人数差不多的中文系，师生关系亲密而随便，林文月常常是个不速之客，不打招呼就按响台静农家的门铃，等待胖胖的老师走下高高的台阶来开门。那时，同学间流传要做台静农的入门弟子，得先学会喝酒抽烟。果然。每次拜访，台静农总会给她倒上一杯威士忌或白兰地，说“来，你也来喝一点吧。”

中文系像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家庭都了如指掌，在年轻的学生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时，及时给予适当的指引。大三时，林文月写了一篇农村背景的小说给台静农看，两天后，她满怀趣怪网希望去听取意见，台静农直截了当告诉她“内容构想都不错，只是里面的村夫村妇都像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她猛然醒悟，自己生活顺遂，对生活没有深刻的感悟，而这，正是写小说的致命伤。

台静农建议她多写散文，要求她改掉文笔华丽的毛病，往平实的方向努力。知道她有日文功底，又鼓励她从事外国文学翻译，“要珍惜既有的能力，不断上进”。适逢东方出版社计划出版成套的世界名著及名人传记供少年阅读，因部分来源为日本读物，林文月受邀参加翻译，经她译出的，有《圣女贞德》《南丁格尔》等，这些小说都是她少年时读过的，译起来驾轻就熟，“那些经验，实在是我日后译注日本古典文学的重要奠基训练”。

在《诗经》《楚辞》的浸润下，四年本科愉快地读完了，林文月并未想要去做学术，只想着“留校做个助教就挺好”。台静农知道后却急了，他特意请来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催着林文月去报考研究生班。“很多人已经在准备了，我什么都没做，真的来不及了。”当时的林文月正在恋爱，她不得不对男友下命令“这两个星期你别来找我，我必须拼命准备考试。”

“我向来无大志，多半是命运决定了我，而且是在我未选择之前，命运就选择了我。”在两位师长“逼迫”下，林文月不负厚望，研究生顺利考取。选择研究题目时，指导教授郑骞看她那天穿的是黑衫，外罩一件织锦缎的褂子，有谢灵运诗的华丽，“你就做谢诗研究吧。”一句戏言，让她成为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的异代知己，从此走上研究六朝文学的学术之路，并开始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古典文学论文。

研二时，命运选择了她。著名的语言学者董同龢开了一门新鲜的课，同学们都很好奇，但风闻董先生以严厉著称，人人裹足不前，台静农眼看那么好的课无人选，便指定林文月去登记。战战兢兢去上课，这才发现，董先生并没有想像的严厉，当年轻气盛的林文月写了一篇读书心得，不客气地批评他让精读的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中国文学》时，他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欣赏，并替她投稿到《清华学报》刊出。

多年后，林文月访问哈佛大学时见到已经退休的海陶玮教授，教授淡淡地说“我读过你批评我的那篇文章，那是我年轻时写的书。”林文月赶忙谦逊地回答“那时，我也很年轻。”

台大中文系的七年，学识之外，老师们的胸襟和远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林文月，后来，当被问到“你还懊恼读中文系吗？”她坚定地回答“绝没有后悔！”

讲台上与厨房里

研究生毕业后，林文月留校任教，那时，男友郭豫伦已升级为丈夫。郭豫伦是林文月大嫂的弟弟，他才华横溢，是台湾“五月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林文月上高中时，他们便相识了，有一年中秋节，她说要跟家人一起过节，送她回家的路上，他幽幽地说“我都没有家人。”林文月在心里下了决心“明年中秋节，我要给他一个家。”

岂料这段感情遭到父母的阻挠，后来，还是舅舅见到郭豫伦后，劝林文月的母亲“阿姊，我看这个年轻人，除了穷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他们既然相爱，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天底下的美人很多，但如林老师一般，无人不以为其美的，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作为台大著名的校花，林文月高雅秀丽才情出众，而其用情之专只能令仰慕者们知难而退。她是众多人心中的女神，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傅伟勋教授重会林文月时，七十多岁的老人仍然会紧张得双手发抖。

婚后，无拘无束的小家庭成为文艺圈的朋友们乐于造访的地方，“我们的客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家可以高谈阔论、抬杠子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却又无碍友谊的场所。”这便是有名的“礼拜五会”，后来，那些参加清谈聚会的朋友大多成为台湾文化界的鼎鼎大名者。

“作为一个女人，料理家人三餐，应是分内之事”，25岁之前，连厨房都未进过的林文月开始学习厨艺，第一次下厨，炉火都未生着，第一次请老师吃饭，鱼皮掉了，排骨太硬，但这并未影响她对烹调的热爱，每做出一道佳肴，赢得家人和友人赞赏，就非常有成就感。好客的她开始在家里经常举办沙龙式的聚会，以好厨艺款待朋友，台静农、林海音、齐邦媛等文人们竞相捧场，她的家宴成为一道人文风景，成就了后来的《饮膳札记》。

是主妇，也是教员。在讲台上，她继承师长们“开放的胸襟、自由的探究”之治学精神，逼迫自己和学生们共同进步。那时，班上有一位学生，是个大她二十岁的退役军人，每次上课，她都很紧张，生怕有什么问题无法应对，只好更多地跑图书馆，花更长时间备课，渐至从容。

除了学识，她也努力教给学生做人之道。比如守时。她从不迟到，从不无故缺席，有一次，台风兼大雨呼啸而至，犹豫间，她想到，“只要有一个学生出席，我就不能迟到。”令她感动的是，当她准时进入教室时，班上的学生来了一大半，而那时，台大校风比较自由，老师几乎不点名，学生们只是笃定，林老师一定会来。

随着儿女出生，生活变得忙碌，主妇与教员常常会起冲突，有时全心全意改卷子，厨房里飘过来的肉味由香到焦，也分辨不出来；有时一边做家务，一边改卷子，也难免会出错。无法分心照顾孩子们时，“台公公台奶奶”的家就成了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台静农家的猫就是他们的玩伴。

延续了老师们的传统，林文月也经常请学生们来家里吃饭聊天，教学和育儿打断了她的创作之路，长达十年之久。

硬着头皮译《源氏物语》

196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林文月接到系主任屈万里的电话，说中文系争取到国科会给予同仁至日本访问研究一年的机会，访问者需具备两个条件通晓日语，年龄小于四十岁，请她考虑。那年林文月三十六岁，任中文系副教授，正合条件，可是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年级，一个还在幼稚园，怎么走得开？

放下电话，她摇醒还在睡觉的郭豫伦，郭豫伦说“快去答应，这么好的机会，不去可惜，家里有我。”在先生支持下，林文月只身赴日。走之前，林海音邀请她为自己办的《纯文学》杂志写稿“写点儿比较轻松有趣的文章嘛，别总是老气横秋的论文！”

没有孩子、家务、教学之累，专业研修之外，林文月遍访京都古刹名寺、书店、料理店，体悟千年古都的文化遗存、风俗人情，她重拾起散文创作，陆续写成游记，一篇篇寄回台湾，发表后深受欢迎，后结集出版为第一部散文集——《京都一年》。那时，能出国的台湾人还很少，她的文章一度成为去日本的出行指南。在台大侧重文化传承、不鼓励创作的风气下，这本书，成为林文月散文创作的不俗起步。

撰写自序时，她说“庆幸自己选择了京都这个罗曼蒂克的古城，她四季有那样多的风貌，终年有那样丰盛的节目。我不会摄影，只能将眼睛所看见的，心中所感受的，收入笔底。我走出房间去捕捉京都的美好，却发现她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接触越多，越体会到她的可爱，使人深深迷恋！”

令林文月深深迷恋的，还有紫式部。研究需要，她开始涉猎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化书籍，闲暇时，便躺在榻榻米上入迷地读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留日接近尾声时，她特意去参观了位于京都东北郊的石山寺，据说，紫式部曾在这里捕捉灵感。在那个执笔的紫衣女像前，她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呼吸相应般的奇妙心契”，冥冥中注定了她与紫式部的因缘。

回台后，林文月开始撰写论文《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的影响》，特意用了较大篇幅介绍白居易的《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1973年4月，《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刊登于《中外文学》，那时，《源氏物语》还没有中文版，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她在论文后面附译了首帖《桐壶》，一并刊出。

论文和译文发表后，引起读者极大兴趣，纷纷打电话到编辑部，总编辑胡耀恒找林文月商量，说读者趣怪网希望看到《源氏物语》的全貌。“老天爷，他不知道后面还有54章，我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这本书仅仅翻成现代日语就需要十年！”

“你就试试看吧，想停就停。”

就这样，林文月开始“硬着头皮”翻译《源氏物语》。困难重重，《源氏物语》里面有很多没法翻译的东西，譬如说一件衣服的织法、染法，还有植物花草与香料的古日文等等，分得特别细，林文月不得不经常跑去问台大植物系的教授。翻译“和歌”也是难题，她用了一种类似楚辞而又不是楚辞的方式，每首和歌用三行，以便看起来有日本文的味道。

译文在《中外文学》连载，带着儿女，还要教书，所有的翻译都是在时间的罅隙进行的，女儿形容她“像一部上了发条的机器”。对她的拼命，台静农看不过去了，劝她“你用不着每期都那么准时，偶尔也可以拖一拖稿子。”但自小接受守时教育的林文月说“我不允许自己有‘来不及’这种问题。”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渗入了紫式部的世界，夜深人静，独对孤灯，紫式部的相伴让她并不寂寞。

“就像跑了一场五年半的马拉松一样。”1978年12月，这部巨著终于译完，66期连载，100多万字，一次也没有拖稿。书出版时，丈夫郭豫伦精心设计了封面，林文月书中的很多插图也是夫妻俩共同完成，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那时，两岸信息不通，林文月并不知道，丰子恺已先她一步译完《源氏物语》。“如果我当年知道丰子恺这样的大家已经完成了中文翻译，我大概会不敢提笔。”幸好她不知道，后来，这部曾被质疑“小学五年级的日语水平”翻译出的《源氏物语》获得第十九届国家文艺奖翻译成就奖，日本举行《源氏物语》1000年纪念大会时，她是其中四位外籍人士之一。

1993年，林文月从台大退休定居美国，担任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客座教授。她依旧笔耕不缀，散文著作与翻译作品不断推出，实现了她在台大读书时的心愿“安安静静过一种与书香为伍的单纯生活。”无形中也正契合了她最敬爱的外祖父连横在诗中的梦想“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来源各界杂志、各界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