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臂撑吉尼斯记录(文明的回响：阿富汗古代珍宝

文明的回响

阿富汗古代珍宝遗存

在欧亚大陆中部，有一个与中国边界线最短的邻邦——阿富汗。这是一个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先民与阿富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已跋涉千山万水，进行着早期的商贸交易。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内收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它们或流光溢彩，或巧夺天工，或琳琅满目，或意蕴深厚，既让人叹羡着华丽精致的匠心工艺，还让人领略到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更勾画出古代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

一、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馈赠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在欧亚大陆的中部，位于西亚、南亚和中亚的交汇之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其北临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东北突出的狭长地带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与中国接壤，东部和南部与巴基斯坦毗邻，西与伊朗交界。

阿富汗境内以山地为主，高大浩茫的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在中部自东北斜贯西南。山脉东与帕米尔(Pamirs)高原相接，南与苏莱曼(Sulaiman) 山脉相连，其东南、西南、西北和北部是山间谷地或冲击平原。山脉东北部海拔最高，雪线在4500~5000米之间，发育着巨大的山地冰川。越往西南，山脉逐渐降低，乃至1000 米以下。山脉之巅常年积雪，犹如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哺育着境内的河流与民族，故有人称阿富汗是“兴都库什山脉的馈赠”(图1)。

图1 阿富汗地形图

阿姆(Amu)河旧称奥克苏斯(Oxus)河，全长2540千米，是世界第三长内流河，发源于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注入咸海。阿姆河在阿富汗境内长1126千米，构成其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边境的界河。阿姆河上游地区北、东、南三面高山环绕;中部为干流及其支流巴尔赫(Balkh)河、昆都士(Kunduz)河等冲积而成的平原，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向西则是其中下游地区和卡拉库姆(Karakum)沙漠。

喀布尔(Kabul)河是印度(Indus)河上游右岸的最大支流，全长700千米，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从西北流向东南。其中约560 千米的中上游在阿富汗境内，其间多为山地河谷，下游流经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eshaar)盆地后与印度(Indus)河相汇，最终注入阿拉伯海。

哈里河(Harirud)全长1100千米，穆尔加布(Murgab)河全长850千米，均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的西部余脉，从东南流向西北。两河在阿富汗西北部的长度约占其全长的一半有余，后进入土库曼斯坦境内，最终在卡拉库姆沙漠中消失。

锡斯坦(Sistan)盆地主要在阿富汗南部，兼及伊朗、巴基斯坦的少量国土，盆地最低处是位于西部的雨季湖(Hamun Lake，阿、伊两国界湖)。阿富汗的南部从东至西主要有洛拉(Lora)河、阿尔甘达卜(Arghandab)河、赫尔曼德(Helmand)河、哈什(Khash)河、法拉(Farah)河、哈鲁特(Harut)河，均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的西南麓，从东北向西南流，汇入雨季湖。其中赫尔曼德河全长1300千米，是阿富汗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

阿富汗拥有悠久的史前文明。锡斯坦东北部的坎大哈(Kandahar)附近，有多处大型聚落遗址被考古发现，其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Harrapa civilization，约公元前2350~前1750年)具有密切联系。哈拉帕文明的创造者是达罗毗荼(Dravida)人，今阿富汗南部的布拉灰(Brahui)人，据说是他们南迁印度半岛后留在苏莱曼山脉地区的孑遗(图2)。

图2 阿富汗民族分布图

约公元前2200年至前1500年，阿姆河上游出现了定居的史前城市。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奥克苏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该文明的经济以农耕为主，辅以渔猎，其城市布局已有三重城垣，宝石和金银器加工业比较发达。法罗尔丘地(Fullol Tepe)出土的金器(图3)即是这一重要史前文明的典型代表。金器外壁的纹饰，具有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伊朗高原地区的风格。

图3 法罗尔丘地出土几何纹金杯

根据婆罗门教《吠陀》(Veda)和祆教《阿维斯陀》(Avesta)经典的追溯所载，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雅利安人(Aryan)由北南下。一支向东南侵入南亚，一支向西南占据西亚，其后裔分别是印度人和伊朗人，使用印度语支诸语言(Indic languages)和伊朗语支诸语言(Iranic languages)。

伊朗语支主要分布在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其中以波斯语(Persian)人口最多，影响最大。波斯语在塔吉克斯坦亦名塔吉克语(Tajik)，在阿富汗则被称为达里语(Dari)。，普什图语(Pashto)、俾路支语(Balochi)在伊朗语支中也比较重要。已经消亡的帕提亚语(Parthian)、吐火罗语(Tocharian)、粟特语(Soghdian)、花剌子模语(Kharezmian)也属伊朗语支。可见，阿富汗境内现在的伊朗语支民族的祖先可追溯至三四千年前的雅利安人，但形成普什图、塔吉克、俾路支等后代民族却要到中世纪才见诸文献记载。

阿富汗在纪元前，曾一度被希腊人统治，现在喀布尔河谷东北山地的努里斯坦人(Nuristanis)应即其后裔。在后来的一千多年中，此地又不断遭到塞种、月氏、嚈哒、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侵占。现在阿富汗北部平原的土库曼人(Turkoman)、乌兹别克人(Uzbeks)就是突厥人的后裔。兴都库什山脉中部山地的哈扎拉人(Hazara)则在成吉思汗率蒙古西征时而来。在其西部的艾马克人(Aymaq)具有明显的突厥和蒙古特征，但又深受波斯的影响。

二、阿伊-哈努姆:亚历山大东征的遗产

阿富汗进入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波斯帝国开始的。波斯帝国是以今伊朗西南部的波斯人为中心，建立的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由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统治。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建立者居鲁士二世(Cyrus II)挥东进，逐步占据兴都库什山脉南北。至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 前486年在位)时期，今阿富汗全境分属于波斯帝国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阿拉科西亚(Arachosia)等五郡。

公元前334年，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率东征，数年之间攻占波斯全境，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图4)。他袭用波斯的制度礼仪，娶巴克特里亚贵族之女罗克珊娜(Roxana)为妻，鼓励将士与东方女子结婚(图5)。在征伐过程中，他又在战略要地修建一批以希腊人为主的要塞和城市，阿伊-哈努姆(Ai-Khanum)便是其中之一(图6)。亚历山大卒后不久，帝国一分为三。前305年，其部将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称王，建立塞琉古(Seleucid)王朝，统治着包括今阿富汗在内原马其顿帝国的亚洲部分。他奉行亚历山大的政策，修筑希腊式城市，推行希腊的语言和文化。

图4 亚历山大东征路线及马其顿帝国的分裂

图5 阿伊-哈努姆出土神像图案鎏金银饰板。头戴花冠的自然女神西布莉(Cybele)与长有双翼的胜利女神妮可(Nike)，立于一辆由两头狮子所拉的战车上。两名祭司头戴圆尖帽，身穿长衣，腰系宽带，一人站在车后，另一人立于阶梯状祭台上。上方为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半身像和新月、星辰。自然女神、胜利女神、太阳神都是希腊艺术的常见母题，祭司的衣冠、阿契美尼德式战车和阶梯状祭台则是明显的波斯风格。该饰板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希腊人融合波斯文化的典型代表。

图6 阿伊-哈努姆城址平面图

阿伊-哈努姆城址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塔哈尔(Takhar)省，地处阿姆河与科克恰(Kokcha)河交汇的三角形台地上。它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式城市，分为地势低平的下城和地势高亢的卫城，二者之间有纵贯城中的大街。宫殿、神庙、署、竞技场、珍宝库等主要建筑均集中在下城。城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图7-图8)、仪器(图9)、神像(图10)、墨书和铭刻文字(图11-图12)，再现了希腊人来到东方后的文明风貌。研究者一般认为该城应是文献中提及的奥克苏斯河(今阿姆河)畔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on the Oxus)。

图7 阿伊-哈努姆出土科林斯式石柱头。柱头中心部分呈倒圆锥状，周围被4层交叉相叠的茛苕叶装饰环绕，卷须夹杂其间。此科林斯式柱头与希腊本土的相比，已产生一些变化，如其卷须特别宽大肥厚，卷须间的三角区域素面无饰。

图8 阿伊-哈努姆出土棕叶形陶檐饰。棕叶形装饰起源于古埃及，像一棕榈树的扇形叶子，后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也广泛流行。此棕叶形檐饰与地中海沿岸的有较大区别，已脱离原先形态，变得更加瘦高。

图9 阿伊-哈努姆出土的球面式石日晷。日晷前部两侧为一对狮形腿足。晷面为1/4 个球面弧形，刻有7条代表季节的平行线和11条代表时刻的垂直线。根据晷面的平行线显示，该日晷是为北纬35°51′至38°28′之间的地区而设计的，而阿伊-哈努姆的纬度正是北纬37°10′。

图10 阿伊-哈努姆出土赫拉克勒斯铜像。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其头戴花冠，赤身站立，手执神杵倚靠在左臂上，右手向上弯曲放于耳旁。

图11 阿伊-哈努姆出土陶瓶。其肩部残存三行希腊文墨书题记:“法定银币的存储人:科斯莫斯(Cous)、复核人暨封印人:尼克拉托斯(Nikeratos)”，表明该瓶用于封存国家铸造的标准银币。

图12 阿伊-哈努姆出土石碑座。其正面有希腊文的铭刻，一边是5行箴言:“少年时，举止得当；青年时，学会自制；中年时，正义行事；老年时，良言善导；临终时，而无憾。”另一边的4行跋语记载一位名叫科利尔克斯(Clearchos)的人，从希腊本土将德尔菲(Delphi)神庙上的圣人箴言誊抄下来，并命人刻于阿伊-哈努姆的神道碑上，以纪念该城的建造者基尼斯(Kineas)。

亚历山大东征时，曾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南下，一度侵占印度河流域。摩揭陀(Magadha)王国的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乘机崛起。他于公元前323年自立为王，建立孔雀(Maurya)王朝，赶走马其顿驻，统一北印度。前305年，塞琉古一世南征印度失利，与旃陀罗笈多订立和约，将兴都库什山脉以南的阿拉霍西亚等地割让与他。此后的一百多年间，阿富汗南部就隶属于印度人的孔雀王朝(图13)。其后，阿育王(Asoka，约前265~约前238年在位)又征服羯陵伽(Kalinga)等南印度诸国，使孔雀王朝基本统一印度，国力达到极盛。

图13 欧亚大陆形势示意图(公元前三世纪后期)

公元前255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图斯一世(Diodotus I)自立为王，从塞琉古王朝独立。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共历三个王室十位君主，以巴克特拉(Bactra，今阿富汗巴尔赫)为都城，疆域主要在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前186年，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趁孔雀王朝衰亡之际，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南下，疆域扩展至印度河流域(图14)。前171年，欧克拉蒂德斯一世(Eucratides I)篡夺王位后，巴克特里亚王国分裂为南北二部。阿伊-哈努姆也发展成为王国的东部重镇，甚至是欧克拉蒂德斯一世的陪都。

图14 阿伊-哈努姆出土人物故事图案饰板。根据学者复原和研究，画面下半部和上半部各描绘一带伞盖的马车，其上均乘坐三人，下半部还可见三名骑士随行，可能是王室在园林中游行，周围花草繁茂，鸟兽出没，包括孔雀、豚鹿等印度动物。其表现的是印度史诗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即国王豆扇陀(Dushyanta) 外出行猎，和隐士甘婆(Kanva)的净修女沙恭达罗(Shakuntala)一见倾心，两人在净修林邂逅的情景。该饰板应该是巴克特里亚国王南征孔雀王朝时，从印度被带回到这座希腊城市。

阿伊-哈努姆约在公元前145年因遭受大规模的兵火战乱，以致城市废弃，这与塞种(Saka)人的南迁密切相关。塞种人是原生活在今中亚伊犁(Ili)河、楚(Chu)河一带的游牧民族，属东伊朗人种。前2世纪中叶，因受大月氏西迁的冲击，塞种人向南迁徙，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对城市劫掠和焚毁后，他们继续向南迁徙，辗转至印度。

张骞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达巴克特里亚，并对当地有深入了解的中国人。他将“巴克特里亚”称为“大夏”，或即伊朗语族中“吐火罗”的汉字音译。在这里，他见到蜀布和邛竹杖，并向当地人调查了由来，得知从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今印度)可通大夏(图15)。这条路线当时被称为“蜀身道”，也即现在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这表明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四川就与阿富汗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商贸往来。

图15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与邛竹杖

三、蒂拉丘地:南迁游牧民族的王陵

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西自欧洲多瑙河下游起，经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蒙古高原，直达中国东北松辽平原。草原多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适合发展畜牧业。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游牧民族是东欧和中亚的斯基泰人(Scythians)、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和中国西北的戎、狄。公元前1世纪前后，中国北方至中亚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月氏、塞种、乌孙、康居等，其习俗大同小异。

月氏是原居中国甘肃西北部至新疆东北部的游牧民族。西汉前期，匈奴不断向西扩张。大部分月氏人被迫向西北迁徙，到达伊犁河流域，被称为“大月氏”。此地原为塞种所居，大月氏西进后，塞种便向南迁徙。后来天山北麓的乌孙，在匈奴支持下，西攻大月氏，迫使其又向西南迁徙，到达阿姆河以北。约公元前130年，大月氏越河南下，征服巴克特里亚(大夏)，使其成为属国(图16)。

图16 《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的西迁与南徙

当地的希腊人虽臣属大月氏，但其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文化却并未衰落，反而还深刻影响了大月氏。南迁后的月氏人大量在城市中定居生活，铸造希腊式钱币，信奉希腊宗教中的神祇，使用希腊字母拼写自己语言。这些融合在阿富汗出土的很多文物中均有真实而具体的反映(图17-图22)。

图17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金篚簾。这种浅底的盘状容器，被古希腊人称为“篚簾(音译)”。其壁面有32条放射状折棱，外壁口沿下刻有希腊文“CTAMA”。“CTA”即斯塔特(staters)，是古希腊的金币单位， “M”代表40，“A”代表1，这标明其重量为41斯塔特。

图18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金腰带。腰带由9个造型相似的徽章状金饰与将之缀连在一起的金带组成。徽章由外圈装饰与中心图案构成，图案均为立体圆雕的人骑狮子。人物倒骑于狮子背部，一手倚狮子头上，一手执大口杯，其形象一般认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

图19 蒂拉丘地5号墓出土玉饰。椭圆形的玉髓表面凹雕一只身姿修长、体态舒展、振翅欲飞的格里芬(Griffin)神兽图案。格里芬又意译为狮鹫，是希腊神话中一种鹰头狮身有翅的怪兽，在地中海沿岸和西亚地区的艺术中常见。

图20 蒂拉丘地6号墓出土嵌绿松石金胸扣。胸扣图案表现的是一希腊神话故事场景。正中是一只硕大的神兽，其背上坐着一男一女，男子为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女子是他的妻子、克里特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狄奥尼索斯跨骑于前，侧身后顾，手持一高足酒杯；阿里阿德涅在其身后侧身而坐，一手扶男子臂膀。胜利女神妮可(Nike)，左手执棕榈枝，右手持花环，盘旋于神兽后上方。神兽下前方，满面须发、身着兽皮的是森林之神西勒诺斯(Silenus)。其曲膝半卧，回首上顾，左手拄地，右手执来通杯(rhyton)，迎于狄奥尼索斯所持高足酒杯之下。

图21 蒂拉丘地2号墓出土金领扣。领扣呈骑鱼的厄洛斯(Eros)形象。其头戴花冠、裸身，双翼后展，一手扶鳍，一手执杯。鱼头部向前，身姿舒展，尾部微翘，作遨游状。在希腊神话和艺术中，小爱神厄洛斯经常与海豚一起出现，但该领扣中的大鱼形象可能是取材于当地河流中的鱼类。

图22 蒂拉丘地2号墓出土的金印戒。印戒呈半球形，椭圆形的戒面中部刻绘出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与战争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形象，并用希腊文刻写其名字。

汉武帝为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遣张骞出使西域。他历时十余年途经大宛、康居，最终于公元前128年抵达大月氏。前115 年，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乌孙后，又遣副使出使大月氏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开启了汉朝与大月氏等西域各国的交流往来，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由此贯通(图23)。前60年，为维护西域稳定，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汉宣帝正式设西域都护府，汉朝与大月氏成为国土接壤的邻邦。

图23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除与汉朝在东部边境接壤外，大月氏西与帕提亚(Parthia)相邻，汉人称之为“安息”；其北是游牧民族马萨革泰人，汉人称之为“康居”；其南是希腊人、塞种人在印度河流域建立的诸多小国，汉人统称为“罽(jì)宾”(图24)。大月氏与邻国的往来比较频繁，在今阿富汗除发现有大量游牧民族的文化元素外，还有明确来自中国(图25-图26)、帕提亚(图27)和印度河流域(图28)的文物。，大月氏与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图29)也有间接的联系。

图24 欧亚大陆形势示意图(公元前一世纪前期)

图25 蒂拉丘地3号墓出土铜镜。镜纽呈半球形，纽座饰联珠纹，镜背内区有连弧纹，外区为铭文带，其文为“清洁白而事君，怨污秽之弇明，微玄锡之流泽，恐疏远而日忘”。蒂拉丘地2号墓和6号墓也各出土类似铜镜各一面，反映出大月氏与西汉王朝的交流往来。

图26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金带扣。带扣作长条状，表面以阴刻线条表现出中国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其张开大口，唇部上翻，躯体细长呈弯曲状。

图27 蒂拉丘地3号墓出土银币。银币正面为一国王的侧面头像，其顶系带状冠，长络腮胡须。背面中间是一手持弯弓的倚坐人像，四周铸有以希腊字母拼写的帕提亚语铭文。通过铭文和图像可知，此币是帕提亚的“万王之王”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公元前123~前88年在位)所铸造。

图28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金徽章。徽章两面均有图案和以佉卢字母拼写的犍陀罗语铭文。一面是人推动一轮状物，斜上方铭文意为“他驱动法轮常转”。另一面是朝向某种符号站立的狮子，上方铭文意为“狮子驱走一切恐惧”。铭文是典型佛教用语，法轮、狮子是佛法的象征，说明其与印度佛教紧密相关。

图29 蒂拉丘地3号墓出土金币。金币正面为头戴月桂花冠的男子侧面头像，边缘有拉丁语铭文两段。背面为手持仪仗和橄榄枝的女子坐像，边缘有拉丁语铭文两段。根据铭文及图像判断，男子为罗马帝国第二任元首提比略(Tiberius，公元17~37年在位)，女子是他的母亲、屋大维(Octavius)的妻子莉薇娅(Livia)。

大月氏征服巴克特里亚后，将其分为贵霜、休密、双靡、肸顿、高附(一说为都密)五部翕侯(Yabgu)进行统辖。翕侯，后来亦译为叶护，是乌孙、月氏等部族中的一种贵族头衔，其地位次于王。五翕侯的具体辖地现已不可考，但在阿富汗北部发现的蒂拉丘地(Tillya Tepe)墓葬则与之密切相关。蒂拉丘地位于阿富汗的朱兹詹(Jozjan)省，乃希比尔甘(Shibirgan)城外东北的一处小土丘，是一座方形神庙所形成的废墟。1978年11月至1979年2月，遗址由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在废墟上发现了多座墓葬(图30)。

图30 蒂拉丘地遗址平面图

在已清理的6座墓葬中，四号墓的墓主为男性，其余5座均女性。男墓主居中，各女墓主分布在其周围。据出土文物判断，6座墓葬的年代相近，大约下葬于公元25~50年之间。各墓的随葬品以浓郁的草原文化为主，特别是其黄金饰品尤为发达，大量采用羊、马、熊、鸟等动物形象作为艺术题材(图31-图43)。墓主穿戴金饰、女眷从陪葬、坟冢不封不树的特征与《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游牧民族的埋葬习俗十分吻合。根据墓葬等级、文献记载和钱币研究，男墓主很可能是大月氏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赫拉欧斯(Heraios，约1~约30年在位)，亦即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建立者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之父。五位女墓主则应是其王后及妃嫔。

图31 蒂拉丘地2号墓出土嵌宝石金帽饰。帽饰上部中间的人物双手紧握左右神兽的前足，下部用金链穿系嵌有绿松石、青金石、石榴石的圆形和三叶形小坠件。神兽似龙似马，身体细长卷曲，有明显的角、翼、鬃毛、蹄足。这种神兽很可能是欧亚草原民族崇拜的双马神，其后半身呈180°翻转是典型的草原艺术风格，但其角和翼则是吸收了波斯元素。

图32 蒂拉丘地2号墓出土嵌绿松石金手镯。手镯一对，各由两只头部相向的羚羊构成。羊身沿镯体自然弯曲伸展，作腾跃飞奔状。角、耳、四肢上端及蹄部均嵌有绿松石，眼部镶红色玛瑙。该手镯的艺术造型和实用功能结合得非常精妙。

图33 蒂拉丘地2号墓出土嵌宝石金衣饰。衣饰一组共42枚，缝缀于衣物上。每枚呈羊首状，眼部镶红色玛瑙，耳、角均嵌绿松石。

图34 蒂拉丘地3号墓出土嵌宝石金发饰。发饰主体为背向并列、身体相连、昂首奋蹄的双头马形，耳、鬃、眼、身、腿及蹄部均嵌有绿松石、青金石。左右马头各连接一条垂饰，其由三心形和一叶形的金片连缀而成。马身下为矩形嵌板，其下端及两侧，用链状金线连接素面圆形金片。

图35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金盘羊。盘羊体量小，但造型准确，体态硕壮，毫毛毕现。四蹄下的穿环与角间的插管表明，它是缝系在冠帽的顶部。雄性盘羊的弯角粗大，向下扭曲呈螺旋状，外侧有环棱；雌性的角非常短，弯度小，该形象是雄性盘羊。盘羊的腿比较长，身材比较瘦，是典型的山地动物，主要分布于亚洲中部的广阔地区。

图36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嵌绿松石金柄铁剑。剑身以铁铸造，柄则以金制成，柄分为茎、格、镡三部。格呈中部较厚的横长方形。茎呈竖长方形，嵌有绿松石装饰，中间有两只前后相咬的有翼神兽。镡略呈圆形，嵌有绿松石装饰，中间为一只咬着植物枝叶果实的熊。

图37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嵌宝石金剑鞘。剑鞘主体呈上宽下窄的圆角长条形，下端有一对半圆形板。剑鞘内以铜板衬底，外包金，金饰上的纹样再镶嵌绿松石。剑鞘表面中部装饰两只有翼神兽，前者顶生鹿角，一只后腿被后者撕咬。周围以卍字纹和心形的花瓣纹环绕，半圆形板上装饰盘羊的头部。

图38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嵌绿松石金牌饰。牌饰呈盾形，表面装饰两只类似狮或豹的有翼神兽噬咬一马。神兽并列于上部，造型对称，马横卧下侧，头部扭转。饰品外侧一周及兽身镶嵌绿松石。

图39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嵌绿松石金踝饰。踝饰一对，造型相同呈对称状，单体呈圆形，由外圈装饰与中心图案构成。外圈的内外两侧各嵌一周水滴形绿松石。中心图案为镂空高浮雕，表现一人乘车驱兽前行的侧面形象。神兽为二只，也可能是单只的双头兽，其后拉着一辆带顶盖的方形车舆，车上坐着一身穿宽大衣袍，昂首仰视之人。

图40 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嵌玛瑙金项链。项链的核心为一徽章式吊坠，在椭圆形金底座上嵌着双色玛瑙。项链两端以金条分别扭曲作重复且直径逐渐递减的“8”字形铰链，尾端以铆钉连接固定。玛瑙以白色为地，中间是一顶戴圆盔的男子侧面头像，呈棕色横向倒置。此头像可能是男墓主的肖像。

图41 蒂拉丘地5号墓出土嵌宝石金项链。项链形态精美但构造复杂，由2个圆锥体和39组坠饰构成。圆锥体位于项链两端各一个，其内中空，底大顶小，表面有细小金珠装饰。项链中间的坠饰有两种，一种20组，一种19组，两者交错排列。前一种由中空的金球、圆形金饰板、杏仁形金饰板、圆形金片组成，前两者以轴承衔接，后三者以钩环相连，金饰板内嵌绿松石、石榴石。后一种由金环、X形金片、杏仁形金饰板、圆形金片组成，衔接相连的方式与前一种相同，金环表面装饰细小金珠，金饰板内嵌石榴石。

图42 蒂拉丘地6号墓出土嵌绿松石金项链。项链由10个圆形中空的金球和2个底作半球形的锥体组成。金球及锥体底部半球形的表面被细小金珠缀联，分为8个相等区域。锥体也作8个面，各面以细小金珠分隔作两层梯形。金球及锥体中部以心形绿松石镶嵌成五瓣花形，在8个面中间隔出现。每个花瓣的外缘又装饰一周细小金珠。

图43 蒂拉丘地6号墓出土嵌绿松石金冠。此冠形态极其繁复，造型华丽，由作为基座的长条形金带和其上与之连接的5个树形金饰组成，可拆卸。下方为金带，其上等距密布20朵六瓣花形金饰。树形金饰的树干由金箔剪切而成，一大四小。前面正中的树形较为高大，树干从底部起分为左右两支，蜿蜒至顶部相合，树上装饰9朵六瓣花形金饰。两侧的四个稍小，为单支树干向上，顶部各有2只展翅小鸟，树上装饰6朵六瓣花形金饰。所有六瓣花形金饰的花蕊中间嵌绿松石(很多已残失)，每枚花瓣尖部有穿孔，用金线缀连圆形金片。

四、贝格拉姆:贵霜帝国夏都的宝藏

公元1世纪40年代，贵霜翕侯丘就却(约30~约80年在位)统一大月氏，自立为王，建都迦毕试(Kapisa)，创立贵霜王朝，随后南征印度。其子阎膏珍(Vima Kadphises)在位期间，贵霜成为跨据中亚南部和南亚北部的庞大帝国。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 I，约127~约150年在位)时，又迁至富楼沙(Purusapu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作为冬都，国力臻至极盛。2世纪后期，统治中心南移摩陀罗(Mathura，今印度马图拉)。贵霜帝国借用希腊和佉卢(Kharosthi)文字，推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图44)。

图44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象牙支架。其主体是一只狮鹫(Griffin)的侧面形象。狮鹫音译为格里芬，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带翼的狮身鹫头神兽，其身体作腾越状，曲颈俯首，后腿下蹬，站立在一只摩羯鱼的呲牙大口上。兽背上骑着一名手拉缰绳的女子，兽腹下有一男子托举女子右足。摩羯鱼和女子、男子的着装形象都具有典型的印度风格。该支架造型构思新奇而统一协调，充分体现了希腊和印度两大文明在南亚西北部的完美融合。

在贵霜帝国时期，丘就却、阎膏珍、迦腻色伽一世等都是佛教的赞助者，使得佛教迅速发展。公元1世纪，大乘运动起始于南印度，后北传至贵霜。迦腻色伽一世尊奉大乘教派，自此印度佛教以大乘为主，并沿贵霜的疆土从印度河上游北传到阿姆河、锡尔(Syr)河、塔里木(Tarim)河等流域，再进至东汉王朝内地。，融合希腊、印度传统的犍陀罗(Gandhara)式佛教艺术也在贵霜帝国产生、成熟和传(图45)。

图45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涂朱象牙饰板。饰板呈横长方形，由象牙切片雕刻而成，图像表现了一角仙人的佛本生故事，背景填涂朱红色。一角仙人头发向后披散下垂，身后有一座小屋，一鹿卧于门口，屋两侧栽花木果树。对面为一头发披散的男子相对而立，其后三个女子戴有大型耳环。这一男三女均双手合十，面朝一角仙人，有的跪地下拜，有的弯腰鞠躬。

贝格拉姆(Bagram)城址位于阿富汗东南部的帕尔万(Paran)省，地处兴都库什山脉东南麓的喀布尔河支流南岸(图46)。1937年，城址由法国考古学家发掘，据研究，其为贵霜帝国的夏都迦毕试。城址分为两部分，北为旧王城，南为新王城。在新王城东部的两个房间里，发现了大量来自印度的象牙雕饰(图47-图50)、中国的漆器(图51-图52)和罗马的多种物品。关于这两个房间，是皇家的宝库还是商人货栈，现仍有争论。但无论哪种解释，都表明贝格拉姆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重镇，沟通着欧亚大陆上东南西北的各大文明。

图46 贝格拉姆城址平面图

图47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釉陶水壶。水壶将容器的实用功能与艺术造型结合的非常精巧，酷似印度神话中的音乐之神紧那罗(Kinnara)，器表施青绿釉。紧那罗作女性形象，上身，束发后结成辫，连接壶身作为把手，口部微张作为出水口。其头顶花饰，颈戴项链，双臂上戴着镶有羽毛或叶状物的臂环，双手合十于胸前。胸部以后为肥硕的鸟身，两翼上的羽毛清晰可见，背部有一圆柱形进水口。

图48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象牙饰板。饰板图案表现出门龛之下，两名女子演奏和歌舞的场景。门龛的上面部分透雕，装饰有大量植物纹样，门龛的下面部分和女子形象采用线刻。右侧女子倚靠在门边，婀娜多姿，似在歌舞。左侧女子双手执竹笛(Bansuri，音译为班苏里)，放在嘴边吹奏。两名女子的发饰和所穿戴的衣裙、手镯、脚镯等，都透露出浓浓的印度风情。

图49 贝格拉姆10号房出土象牙神像。所表现的是印度恒河(Ganges)女神站在其坐骑摩羯鱼上的形象。女神面庞清秀，头发卷曲，上身半裸，左臂斜摆，下身着厚褶式裙，腰姿扭曲。摩羯鱼是印度神话中一种兽首鱼身的神秘动物。

图50 贝格拉姆10号房出土象牙牛。牛作跪伏状，其前腿屈膝跪地，后腿已残断。牛原产于印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颈背之间的上方有一硕大牛峰，像个大子，故而得名。

图51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漆器。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秦汉是漆器生产的高峰时期。作为一种奢侈品，其生产主要由府垄断，目前考古发现的实例很多都是由蜀郡或广汉郡的工制造。

图52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漆器。其主要品种为盂、盘、耳杯等容器，表面颜色红黑相间，常装饰云纹、三熊纹、对鸟纹等。

与贵霜帝国代的地中海沿岸，正处于罗马帝国最为强盛的“五贤帝”时代(Five Good Emperors，96~180年)。由于政局稳定、商路畅通等原因，帝国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十分繁荣。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罗马帝国境内生产的青铜器(图53-图54)、玻璃器(图55-图57)、水晶器(图58)、石膏制品(图59-图60)和斑岩制品(图61)等商品已远达中亚、南亚，乃至中国。代的西亚为帕提亚帝国，而东亚则是东汉王朝。公元1~2世纪，东汉、贵霜、帕提亚、罗马，这欧亚大陆上的四大帝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图62)。

图53 贝格拉姆10号房出土铜砝码。砝码外观为一女子半胸像，内部中空，开口于顶部，头后侧有把手。女子戴盔穿甲，卷发分左右垂肩，胸甲上有美杜莎(Medusa)头像。其形象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Athena)，后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密涅瓦(Minerva)。从希腊-罗马到拜占庭时期，很多铜质砝码被制成人神同形同性的形象，一方面代表神，另一方面也代表统治者。

图54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哈尔波克拉特斯(Harpocrates)铜像。其作一孩童形象，头发卷曲，侧脸微笑，身上披裹衣裳，右手曲臂上举，指尖贴下巴。它是希腊化时代的神话人物，由埃及神灵荷露斯(Horus) 发展而来，被视为每天早晨升起的太阳，后来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时，为希腊人所承袭。

图55 贝格拉姆10号房出土彩绘玻璃杯。透明玻璃杯呈斜直壁、深腹，其表面以蓝、黄、白、红等色颜料描绘图案。图中有两男两女，男性均头戴小帽，半裸上身，腰间裹布，一端斜搭肩上；女性均戴花冠，身着长袍。画面构图连贯、动感十足，人物姿态各异，表现出年轻男女收获海枣的情景。

图56 贝格拉姆10号房出土鱼形玻璃瓶。鱼身用浅黄色玻璃吹制而成，其上再熔入同色或蓝色的玻璃，做成鱼眼、鱼鳞、鱼鳍等。鱼身中空，前部较为宽厚，嘴唇张开，鱼尾呈喇叭状。该瓶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但具体用途尚不太明确。

图57 贝格拉姆10号房出土千花玻璃碗。碗形体较大，作敞口、弧腹，平底。这种色彩斑斓的玻璃被称为千花玻璃，其技法是将一些混色玻璃棒按特定形状排列，然后切成薄片排列在一起加热，直到融合成有连续纹样的组织。

图58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双耳水晶杯。杯身作敞口、斜壁，底接圈足，双耳对称。口部外沿阴刻连弧纹一周，外壁装饰贴有金箔的葡萄藤蔓图案。这种酒杯起源于古希腊，称为康塔罗斯(Kantharos)，常被描绘在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手中。

图59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石膏饰板。饰板呈圆形，以高浮雕形式表现出一俊美青年男子的半身像。男子头部向外探出，转首斜下而视，发带将其卷曲长发扎成一束。左肩有衣物披搭，右肩坦露。

图60 贝格拉姆10号房出土双耳雪花石膏瓶。双耳瓶侈口外撇，束颈、斜肩，斜弧腹、平底，颈肩处有对称的双耳。雪花石膏具有较好的透光性，这种石材多出产于埃及。

图61 贝格拉姆13号房出土大口斑岩瓶。瓶体用斑岩掏挖琢磨而成，大口外侈，斜直腹逐渐内收，平底，瓶身上、下各有一组凹弦纹。“斑岩”一词源于希腊语，指具有碱性长石斑晶的紫红色火成岩。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岩石主要开采于埃及，作为建筑装饰或器具制作的材料。

图62 欧亚大陆形势示意图(公元二世纪前期)

东汉时期，汉人沿袭旧名，仍称贵霜帝国为“大月氏”。汉章帝时，班超出使西域，曾赠锦帛与贵霜王。平定西域诸国后，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以班超为都护，与贵霜帝国接壤。双方通过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十分频繁。公元1世纪至3世纪，大乘佛教北传，东至汉朝的高僧大部分都是来自贵霜境内的月氏人和天竺人(图63)。229年，贵霜王波调(Vesudeva I)遣使至魏，魏明帝以其为“亲魏大月氏王”。

图63 前往汉地传佛教的主要贵霜高僧

帕提亚帝国西与罗马对峙，东与贵霜相接，扼丝绸之路要道。为过境贸易利益，帕提亚与东汉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帕提亚王满屈(Pacorus II)曾两次遣使去汉朝献上狮子、大鸟等方物。公元97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到达帕提亚的波斯湾。148年，帕提亚王子安世高来中国传布佛教，译经多达数十种，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距离遥远、交通困难，东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方联系较晚且少，但双方间接或直接的民间商贸早已开展。此时，汉人称罗马为“大秦”。公元120年，掸国(今缅甸)王遣使来汉朝献幻人(魔术师)，其自言是海西(罗马)人。166年，罗马元首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遣使从海路经红海、印度洋、南海到达汉朝，献上方物，开启了两大帝国的直接沟通。

五、

阿富汗，这个以兴都库什山脉为主体的国家，位于西亚、南亚、中亚、东亚之间，地理位置特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阿富汗对于沟通欧亚大陆东、南、西、北的不同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喻为“古代世界的十字路口”。

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在这片土地上营建希腊化城市；公元前2世纪中期，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南迁，在这里定居并建立国家；之后，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到达大夏，丝绸之路自此贯通；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兴起，从印度向北传，经过该地再前往中亚和东亚。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文明，欧亚草原的游牧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汉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均交汇于兴都库什山脉南北，与此地原先的波斯文明一起，形成“百花齐放春满园” 的绚丽图景。

撰文 杜康(成都博物馆馆员，策展人)

供图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成都博物馆

本文原文发表于《文明》2018年第10期，内容和在原文基础上有扩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