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中国之最(道教文化：宣德朝史料中的张三丰
摘要有关张三丰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宣德朝。大邑县的两块石刻，以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禅玄显教编》等传世文献都是最早著录张三丰行止的第一手文献。从中大致可知，张三丰以“张剌闼”之名活跃于元末。至正六年（1346），张三丰获赠冷谦所绘《仙弈图》。文献中的至元六年（1269）说则是误记。洪武年间，张三丰长期活动于宝鸡金台观，武当山周边地区。洪武二十五年（1392），张三丰曾前往成都、大邑鹤鸣山等地。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开始，朱元璋开始寻访张三丰。待至永乐元年（1403），朱棣开始专门针对张三丰进行寻访。
关键词张三丰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仙奕图
尽管张三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道教人物之一，张三丰的“隐仙”特质导致他的行踪莫测，生平难寻。另一方面，通过明代皇室的推崇，张三丰被形塑成“在世真仙”的形象。这促发了各地纷纷寻找，甚至附会张三丰在本地方的活动，从而导致材料的纷杂。历经明清文献的不断创造、加工，张三丰成为一位足迹遍及全国、融传说与神话于一身的“箭垛式”人物。
由于材料的相互龃龉，张三丰的相关问题皆处于聚讼纷纭的状态，很难得出公认的结论。为了还原张三丰的历史真实面貌，必须从甄别历史文献入手，在摒弃晚出史料的基础上，依凭着明前期的文献呈现出近于历史真实的张三丰。根据现存文献的问世时间，有关张三丰的记载最早只能追溯至宣德年间。本文主要追索宣德年间的文献，在论证文献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尝试着勾勒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张三丰。
一、大邑县文献中的张三丰
在现存文献中，纪年时间最早的是大邑县的两块石碑，即蒋夔所撰《张神仙祠堂记》和蔡长通所撰《迎仙阁记》，皆为宣德二年（1427）所立刻石。
《张神仙祠堂记》刻石，落款为“宣德二年吉郡蒋夔撰，临卭儒士杜□书” [1]。但原石已经不存，加之四川省大邑县最早的现存县志——乾隆《大邑县志》并未收录此文，其真实性尚有商榷之余地。
作者蒋夔，道光《德阳县志》“太和监生。洪武中为德阳县训导，克端模范，终日寒毡，清苦自守。与诸生讲究不倦。后擢蜀府伴读。见《旧志》。”[2]雍正《四川通志》“泰和人，德阳教谕，克端模范，清苦自甘。后升蜀府伴读。” [3]两种方志所记相差不多。蒋夔为江西泰和人，洪武时期，出任四川德阳训导。后升任蜀王伴读。第一任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蜀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蜀王椿之国成都府”。[4]蒋夔转任蜀王伴读必于1390年以后。朱元璋极为重视皇室教育。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当明朝草创之时，“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 [5]洪武九年（1376）二月，朱元璋完善王府官制时，“增设伴读四人，选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任之。侍读四人，收掌文籍。少则缺之”。[6]蒋夔能从训导一跃而成为蜀王伴读，说明他具有极高的儒学素养和文学修养。
蒋夔任职四川期间，才名盛于巴蜀，各地纷纷请其撰写碑记，留下许多蒋夔所作长文。如铜梁县观音寺落成后，“工既就，来求篆书寺额，并记其岁月于下方，镌诸贞石。”[7]蒋夔于洪熙元年（1425）写就《龙归山观音寺石刻记》一文。汉源县《永兴寺记》和丰都县《景德观记》亦出于蒋夔之手。永兴寺重修后，“书来请记。”[8]何悟渊重修景德观三清殿之后，“间以其始末，征余记之。”[9]《张神仙祠堂记》一文亦是如此，吴伯理建成迎仙阁后，请蒋夔撰文。“宣德纪元之初，岁在丙午冬，复于阁后创祠堂三间。落成，书其颠末，来锦城请记余。” [10]这四篇文章皆为佛教和道教文献，很可能与朱椿崇奉佛教和道教有关。明人称“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献王之国时。” [11]借助朱椿的关系，吴伯理才会请托蒋夔撰写碑文。据此，蒋夔撰写《张神仙祠堂记》，有理有据，绝非伪作。而写作时间则是宣德元年（1426），刻石于宣德二年。
《张神仙祠堂记》一文大致可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写吴伯理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建造迎仙阁的过程。第二部分为蒋夔撰写碑记的缘由。第三部分为张三丰的传记。第四部分为吴伯理的小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张神仙祠堂记》开篇即写吴伯理来到大邑县的原因。“大明永乐十五年丁酉春正月，上清道士臣吴伯理，钦奉太宗文皇帝玉音，赍香暨御书入蜀之鹤鸣山天谷洞，结坛诵经，祈告山灵，迎请真仙张三丰先生。” [12]因鹤鸣山为张道陵创教之地，且张三丰曾停留于此，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特命吴伯理前往寻访张三丰。这段内容，大邑县其他文字可为佐证。嘉靖三十四年（1555），县庠生左翘所书《鹤鸣观记》“我朝永乐十一年，遣吴伯理请三丰先生。有书。”[13]《修鹤鸣观醮台公署记》，“在鹤鸣山。嘉靖壬戌应天巡抚眉山张景贤撰书。” 嘉靖壬戌，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其中写道“（永乐）十三年，成庙遣龙虎山道人吴伯理持书诣蜀延访。” [14]时间虽有差缪，却也说明吴伯理在鹤鸣山的活动被当地人广泛记忆和传颂。随着张三丰与鹤鸣山的关系广为人知，这段记忆被广为流传。如正德年间成书的《皇明书画史》“永乐中，来郡访张三丰，后居嘉定之鹤鸣山。”[15]王圻（1530-1615）“我文皇帝闻三丰名，遣道士吴伯理驰书即鹤鸣山招之，遂赴后山岩下隐焉。” [16]
第三部分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张三丰传记。“世传张神仙名通，字三丰，号玄玄，乃汉祖天师之苗裔，三十代天师虚靖之元孙，今嗣教天师西壁真人之曾叔祖考行。及宋时，厥考游宦京都。宋亡，被金人虏至胡地，遂为沙陀人。仙自少膂力过人，善骑射。兄弟三人，中更丧乱，流寓多方，参师学道。初，洪武壬申，献王召至，与语不契，遂辞入山。陟鹤鸣峰顶，凡三往还。后竟不返，失其所在。”[17]除了写明张三丰的字号外，还交代了张三丰的出身——源于张天师家族。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1092—1127）并无子嗣，“虚靖不娶无子，弟渊宗为道士，拟令嗣教。” [18]而传记却明言为“三十代天师虚靖之元孙”，这是因为张继先长于道教教义，其著述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为《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七卷。张继先更深受宋元历代皇帝敬崇，宋徽宗赐号“虚靖先生”，元武宗敕封“虚靖玄通弘悟真君”。由于张继先的高名，蒋夔才将之写为张继先的第四代孙。“西壁真人”为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字彦玑，别号西壁” [19]。通过张继先和张宇清，吴伯理给张三丰找到了张天师谱系中的位置。“及宋时，厥考游宦京都。宋亡，被金人虏至胡地，遂为沙陀人。”张继先死于1127年，张三丰既然为张继先的第四代孙，此处之“厥考”绝非指张三丰父亲而言，而应是指张三丰的先祖。张三丰一脉在靖康之难时被难，北迁东北，所以才会以“沙陀人”相称。由于张三丰长期居留东北，耳濡目染之下得以娴于骑射。“中更丧乱”，应指的是元明之际，由此确知张三丰生于元代。文章明确提及了张三丰在明初的活动，“洪武壬申”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这一年张三丰前往成都，与朱椿会面。朱椿所写《赠张三丰》一诗即于此时而作。《赠张三丰》一诗最早收录于万历年间编纂的《补续全蜀艺文志》，署名为蜀献园。“忆昔蓬来阆苑春，欢声未尽海扬尘。恢宏事业无多子，零落亲朋有几人。失马塞翁知是福，牧羊仙子暮全真。吾师深得留颜术，善养丹砂保谷神。”[20]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忆昔蓬莱阆苑春，欢声未尽海扬尘。恢宏事业无多子，零落亲朋有几人。失马塞翁知是福，牧羊仙子慕全真。吾师深得留颜术，善养丹砂保谷神。”[21]除“来”、“暮”二字外，其余完全一致。
这段文字并非蒋夔独自撰写，而是来源于吴伯理的书写。“伯理书其大概若此，余节略而为之记，系其岁月于左方。” [22]蒋夔据吴伯理所写内容删减而成。吴伯理为天一道弟子，活跃于明初。[23]蒋夔称“伯理，号巢云子，受业龙虎山上清宫之混成院。善诗文，隶古图画，得方壶老仙之传。” [24]《皇明书画史》、乾隆《重修龙虎山志》所记相差不多。“道士吴伯理，号巢云子，居广信龙虎山。……博通经史，工诗书，精篆隶。” [25]“吴伯理，号巢云子。龙虎山道士。永乐中任上清宫提点，随四十三代真人访张三丰，遂入蜀，居鹤鸣山。博通经史，工诗文，精篆隶，亦能作枯木竹石。”[26]作为当时高道，吴伯理所记必然有所本。，《张神仙祠堂记》中的张三丰材料具有极高的可信性。
《迎仙阁记》，“在鸡鸣山。宣德二年，蜀府伴读蔡长通撰文。”同样收录于同治《大邑县志》，未见于乾隆《大邑县志》。作者蔡长通，生平无考。根据立石时间和蔡长通的官职推断，此文也应为吴伯理请托撰写之文，材料来源亦是采择于吴伯通的书写。其中写道“洪武间，相传有真仙张三丰，号元元子，尝游于是，抱道冲素，逍遥内外，人咸称有神异之术焉。盖慕其祖道陵得道之所，居数月而去，莫知其所之。我太宗文皇帝以圣誓之资，尚清静之化。永乐建元之初，即遣近臣赍香币，遍历名山求访真仙。至十一年，又命龙虎山道士吴伯理赍捧御书，径诣兹山，筑馆以居。凝神注意，绝外物于视听，惟神化之。是想庶几真仙之有遇乎？岁久志益坚，且以仙人好楼居，乃于山之延祥观后四十余步，因其地位清高，草木清华之处，建杰阁，而榜以‘迎仙’。” [27]“号元元子”，与蒋夔所书不同，乃是后世誊录过程中避康熙帝名讳所致的改动。“慕其祖道陵得道之所”，不仅指出张三丰为张天师家族的身份，而且点出张三丰前往鹤鸣山的原因。“居数月而去”，明确了张三丰停留鹤鸣山的时间，此为蒋夔所未言之事。“永乐建元之初，即遣近臣赍香币，遍历名山求访真仙。”说明朱棣寻访张三丰的时间始于永乐元年（1403），弥补了蒋夔之文所遗之缺憾。
《迎仙阁记》与《张神仙祠堂记》都有明确的立石时间——宣德二年，是所有有关张三丰文献中时间最早的文献。资料来源都是源于龙虎山高道吴伯理的说辞，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这两篇碑文无疑是记述张三丰生平的最重要的文本。就内容而言，两篇文章互为补充，大致可以还原张三丰的历史。张三丰祖上在靖康之难中随金军北上，家于东北。张三丰生于元代，为张天师家族的远枝后裔。洪武时期，张三丰曾前往成都、鹤鸣山等地。
二、《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中的张三丰
任自垣（1350？—1431）纂辑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为最早纂修的武当山志。“自宣德三年（1428）十月至宣德六年（1431）三月，是《大岳太和山志》的编纂时间。”[28]该山志中有大量与张三丰有关的材料。
卷二收录了朱棣的多份诏诰。题名为《御制书》的诏书专为张三丰而作。“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俟云车夙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敬奉书。永乐十年二月初十日。” [29]这份刊布于永乐十年（1412）的诏书，表达了朱棣对张三丰的敬仰之情与会面的殷切期望，无形中抬高了张三丰的地位。各地宣扬张三丰在本地有所活动时，大多收录《御制书》以作张本。这使得《御制书》传播甚广，根据《武当拳之研究》的统计，“关于《御制书》，初步统计，地方志乘记载，有六处刻石。” [30]“尝遣使致香奉书”，表明在永乐十年之前，朱棣就曾下诏寻访过张三丰，恰与《迎仙阁记》所记相合。
《敕右正一虚玄子孙碧云》“朕敬慕真仙张三丰老师，道德崇高，灵化玄妙，超越万有，冠绝古今，愿见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书，求之四方，积有年岁，迨今未至。朕闻武当遇真，实真仙老师。然于真仙老师鹤驭所游之处，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创建道场，以伸景仰钦慕之诚。尔往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尔宜深体朕怀，致宜尽力，以成协相之功。钦哉！故敕。永乐十年三月初六日。” [31]这份敕书与《御制书》，主旨是朱棣命孙碧云（1345—1417）营造武当山宫观以待张三丰。文中不仅重申朱棣寻访张三丰远在永乐十年之前，更指出武当山也是张三丰主要的活动地点之一。“朕闻武当遇真，实真仙老师”，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诗赐虚玄子孙碧云》是朱棣专为孙碧云所作诗歌，与《敕右正一虚玄子孙碧云》的时间相同，其中“若遇真仙张有道，为言伫俟长相思” [32]二句，与《敕右正一虚玄子孙碧云》的内容互为表里。
与朱棣这三份文字相应和的是，卷十五所收永乐十一年（1413）张宇清所上《奏疏式》。其中写道“臣再伏谓三丰张真仙道德既崇，圣凡有间，虽富贵不拘于形迹，奈朝廷切慕其容仪，访寻历十载之余，晨夕重九重之念。” [33] “访寻历十载之余”，据此上推时间，证明朱棣寻访张三丰始于永乐元年。文中还提及“愿降敕旨，委差仙官神吏，遍历名山大川、岩穴洞府，搜访三丰神仙。不以天下真仙朝会为期，先祈召赴，面奉旨谕，早赐光临，大扬仙道。” [34]当朱棣寻访张三丰无果之时，张宇清上疏，请求扩大寻访人员的队伍，让道士也参与到寻访之中。这一上疏得到了朱棣的肯定，所以才有吴伯理常驻鹤鸣山的举措。
卷二还收录有署名为湘王的《赞张真仙诗》“张玄玄，爱神仙，朝饮九渡之清流，暮宿南岩之紫烟。好山劫来知几载，不与景物同推迁。我向空山半不见。徒凄然，孤庐空寂大松里，独有老猕松下眠。张玄玄，爱神仙，匪抑乘飙游极表，茅龙想驭游青天。” [35]此处的“湘王”，即朱元璋第十二子朱柏（？—1399）。洪武十一年，朱柏被封为湘王，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湘王柏之国荆州府”。[36]建文初，因被控谋反，朱柏阖家自焚。《赞张真仙诗》应作于1385—1399年之间。这首诗表明张三丰于洪武年间曾活跃于武当山。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还保存有张三丰的一则传记。“张全一，字玄玄，号三丰，相传留侯之裔。不知何许人。”这段介绍与《张神仙祠堂记》所记截然不同。其后介绍张三丰的相貌和平日的言谈举止，勾画出“咸以为神仙中人也”的神异之士的形象。其后则是对张三丰在武当山的活动进行描述。“洪武初来入武当，拜玄帝于天柱峰。遍历诸山，搜奇揽胜。……洪武二十三年，拂袖长往，不知所止。”这里明确了张三丰活动于武当山的时间，从洪武初年直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是明朝皇帝寻访张三丰的过程。不仅朱棣曾经寻访过张三丰，朱元璋亦曾访求过张三丰。“二十四年，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使于四方，清理道教，有张玄玄可请来。” [37]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即留意张三丰，派人寻访张三丰。
武当山因张三丰的行踪而大兴土木，全书中有关张三丰的史料却并不丰富。这是由《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最初阅览对象而决定的。任自垣《进大岳太和山志表》“遵依前代《总真集》，续入圣朝恩赐，总成志书。庶几万世之下以永其传矣。谨随表奉上，伏乞圣暇一览，用展刍荛之见，少伸葵藿之诚。” [38]《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修成之日，即由任自垣献于朱棣。由于最初纂修的目的即设定为进献皇帝，全书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关涉张三丰的部分都采用来源较为准确的材料。所以在张三丰传记中，任自垣对张三丰的出身以“相传留侯之裔。不知何许人”的平实语句加以表述。正是因为《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谨慎态度，全书能够提供有关张三丰的线索极为少见。只知张三丰曾于洪武初年至洪武二十三年驻留在武当山。明朝皇帝对张三丰的寻访则从洪武二十四年开始，至永乐元年，朱棣才专门针对张三丰进行不间断的寻访。待至永乐十一年，经张宇清的上奏，寻访的队伍进一步扩大，道士亦参与其中。
三、《禅玄显教编》中的张三丰
杨溥（1372—1446）所著《禅玄显教编》，专写道教与佛教中人。尽管杨溥在明初政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文字却多有不传。此书因收入《稗乘》四十二种[39]而得以流传。《禅玄显教编》首尾并无序跋，很难确定其年代。因为所收人物皆为元末明初之人，最晚记事截止于永乐朝，所以定其年代为永乐年间至宣德年间。
在述及冷谦之时，杨溥提及“（冷）谦尝于至正六年五月五日作《仙奕图》以遗三丰遁老。三丰遁老者，即所谓张剌闼也。迨永乐二年，三丰题此图以归于太师淇国丘公。其图作奇峦异沼，林木室宇，种种轩特，屋内为仙奕。沼中荷花正艳发，群仙妹采其傍。张题及谦终事。但云天朝维新，君有画鹤之诬，隐壁仙逝，予将访君于十洲三岛，恐后人不识，奇仙异笔，混之凡流，故识此。盖张且讳之也。”[40]依其所述，至正六年（1346），冷谦将自己所绘的《仙奕图》送给张剌闼（三丰遁老）。永乐二年（1404），张剌闼（三丰遁老）将此画转增于淇国公丘福，并附上自己的题跋。
《仙奕图》，又名《蓬莱仙奕图》，在有关张三丰的文献中流传甚广，学者多以之推断张三丰的生年。需要注意的是明人在转引文字时，不知出于无意还是有意，多将“至正六年”写为“至元六年（1269）”。除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41]外，其余皆作“至元六年”。这一谬误最早出现在祝允明（1460—1526）所著《野记》之中。祝允明全文转载了杨溥“冷谦”条的内容。其中写道“（冷）谦尝于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奕图》，以遗三丰遁老。” [42]李默（？—1556）《孤树裒谈》转载了《野记》这则记载，亦作“至元六年”。[43]王鏊（1450—1524）《震泽长语》专辟“《蓬莱仙奕图》”条目记其事。不过《震泽长语》却非抄录自《野记》，而是王鏊亲眼目睹了《蓬莱仙奕图》这幅画，“今见其《仙弈图》，三丰题识”。 [44]其后王鏊全文誊抄了张三丰的题跋。其中有云“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为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将访冷君于十洲三岛，恐后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识其奇仙异笔，混之凡流，故识此。特奉遗元老太师、淇国丘公，览此卷则神清气爽，飘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袭之，且以为后会云。时永乐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遁老书。” [45]除沿用了“至元六年”这一时间外，《震泽长语》还多出了张三丰的题跋时间——“永乐壬辰孟春三日”。杨仪（1488—1562）《高坡异纂》照录其文。[46]《蓬莱仙奕图》这幅画一直在明朝士绅间流传，为时人所宝重。王世贞（1526—1590）言及“其所图仙奕，张三丰道人已详记之。今年春，有携售者，以直太昂，不能应。聊为摹其大都。” [47]王鏊、王世贞所见这幅画是伪作，王世贞早已力辩其伪。一个最主要证据就是题跋时间。“而末云永乐壬辰三丰遁老书，尤可笑。考壬辰为永乐十年，而前是五年丁亥，上遣胡忠安访三丰于武当，则先期已隐化矣。七年己丑，丘淇公败没于迤北，全家谪海南矣。岂有至壬辰而三丰复岀，淇公更生者耶？” [48]《吴兴艺文补》全文收录。[49]
以上梳理了明人有关《蓬莱仙奕图》的论著。除《禅玄显教编》《七修类稿》记为“至正六年”外，其余各书皆为“至元六年”。虽然一字之差，至正六年为元顺帝的年号，至元六年为元世祖的年号，时间却已相隔百年。参考张三丰的生活时间，显系《禅玄显教编》的“至正六年”为正解。但《禅玄显教编》在明代流传不广，《野记》《孤树裒谈》《震泽长语》《高坡异纂》等书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加之伪画的推波助澜，使得“至元六年”的误说成为主流，“至正六年”的正解，虽有《七修类稿》的捍护，却被人所忽略。
《禅玄显教编》还专为张三丰立传。“三丰居宝鸡县东三里金台观，尝于人家门户，虽鐍锁封固，以针刺之即开，故人又号张剌闼云。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辞世，留颂而逝。民人杨轨山等置棺殓讫，临葬，发视之，三丰复生。后入蜀见蜀王。王一日宴僚佐，丰出碧根连蔕枣献之。又取席上金盏，实土其中，摇落一齿埋于内。少顷，生一莲，大如盘盂，一叶千色千点，一花几千余叶。光射梁楹，气极青香。宴毕，花灭，复取齿还入于口。后入武当山，或游襄邓间。永乐中，命胡忠安濙驰传遍索于天下，不限时月，数年竟无所见。乃为忆仙宫以待之。” [50]撇除其中所记灵异之事，这则传记提供了诸多重要的信息。第一，从元末到洪武时期，张三丰常年居留于宝鸡金台观。第二，明确将张三丰与张剌闼划上等号，并解释了张剌闼名称的来由。由于张剌闼得名并不光彩，后世文献在传说过程中，皆摒弃了这段文字。第三，张三丰离开宝鸡后，前往四川，会见朱椿。第四，张三丰晚年的活动地点主要是武当山及其周边地区。第五，永乐年间寻访张三丰的过程中，胡濙肩负了寻访职责。相较于其他传记，杨溥基本上还原了张三丰的整个人生轨迹。
杨溥在两处文字处都提及张剌闼之名，表明当时张剌闼的名声远胜于张三丰之名。这点在明初杂剧中亦可得到佐证。朱权（1378—1448），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被封为宁王，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诏肃王楧、辽王植、庆王㮵、宁王权之国” [51]，朱权就藩大宁。永乐元年，徙封南昌。此后朱权寄情于戏剧，创作了包括《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在内的12部杂剧。在《冲漠子独步大罗天》中，朱权在枚举“蓬莱三岛神仙”时，即有“剌闒张”。并写道“这一个虽剌闒，非常的善走。他则是假躯劳幻世愚眸，被褐怀珠，含素藏修”。[52]
杨溥为明初重臣，熟悉朝廷掌故，兼之与胡濙相友善，《禅玄显教编》的记载具有高度的可信性。综合两段记载可知，张三丰早在元末即活跃于道教圈之中，洪武年间寄居于宝鸡金台观。离开宝鸡后，张三丰先后在成都、武当山等地停留。永乐年间，尽管朱棣专命胡濙等人寻访，张三丰却避而不见。不过这一时期的张三丰并未遁世隐居，仍与丘福等显贵相往还。
四、屏山县文献中的张三丰
除了以上文献外，系于宣德年间的材料尚有位于四川省屏山县金沙江边的“太平石”。
现存文献中，最早将“太平石”与张三丰联系在一起的是万历年间编纂的《补续全蜀艺文志》。“马湖太平石，在万寿宫前江岸。张三丰浴于上，镌有‘太平石’三字。被沙掩覆，不常见。见则主其岁丰稔。”[53]延至康熙年间，相关记载进一步丰富。康熙朝漱雪轩刻本的《蜀都碎事》“马湖府城东有三丰石。在江中，水涸见。张三丰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于石，无镌痕，墨迹如新。”[54]《古今图书集成》“三丰石，在府（马湖）城东江中。水涸见。有张三丰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于石，无镌痕，墨迹如故。” [55]“三丰石，在府（马湖）城东江中。水涸始见。有张三丰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于石上，无镌痕，墨迹如故。”[56]万历时期，石上只有“太平石”三字，与张三丰的联系完全依凭着民间传说，“张三丰浴于上”。到了康熙年间，文献中又多出采择于苏轼《后赤壁赋》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并直陈“张三丰书”。
“太平石”与宣德朝发生联系则迟至乾隆年间。乾隆《屏山县志》所收《张三丰传》“宣德间，寓屏邑之万寿观。于万涡石上题‘太平石’三大字，中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今淤沙中，见则邑中大庆。” [57]《古迹》“太平石在城东江中。水涸时见。石额横书‘太平石’三字。中两行直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前书宣德乙未云水张三丰记。” [58]两处记载都明言张三丰于宣德年间题写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八字，尤其是《古迹》中的描述极为细致。 “太平石”常年淹没水中，能够记载这么详明，必然源于亲眼所见。“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太平石见。” [59]1777年，金沙江处于枯水期，太平石得以重见天日。这也给予邑人细致观察的机会。“太平石”留存至今，“除原书‘太平石’及‘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云水张三丰’等字外，尚留有题记数个，惟被江水浸蚀模糊不清，唯明嘉靖间知府岐南子赵时吉及明天启七年等字清晰可见。”[60]这证明了乾隆《屏山县志》所记无误。
虽然“宣德乙未云水张三丰记”可将“太平石”的题记归于宣德朝史料，但宣德朝并无乙未年。《武当拳之研究》给出了解释。“《太平石》作‘宣德乙未’，实际宣德无乙未岁，宣德二年为丁未（1427），宣德十年为乙卯岁（1435），题刻之中必有一字之差错。” [61]这一推测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有可能的是后人附会时的误书。毕竟从万历年间至康熙年间，都没有相关文献可资作证。，这处石刻无疑是伪史料。
五、尾论
有关张三丰的记载浩如烟海，从文献记载至民间传说，各式各样的记载不一而足。而学术界却至今对张三丰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共识，其原因主要是鉴别史料。朱越利先生指出“对张三丰进行学术研究，与这些题目不同不是没有资料，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数量庞大，但鉴别很难，从中确定既真实又能说明问题并且获得多数人认可的资料很难。”[62]，解决张三丰的相关问题，必须先从解析史料着手，即分析文献的问世时间和可靠性，按照史料出现的时间进行排比，从而确定材料的传承过程。
以此为原则，有关张三丰的史料，最早见诸文字的时间只能追溯到宣德年间。刨除后世伪造的史料，能够确定为宣德年间的史料只有大邑县的两块石刻，以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禅玄显教编》等传世文献。大邑县两块石刻的史源为吴伯理、《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编纂者任自垣，都是元末明初的高道，其说自有所本。《禅玄显教编》的作者杨溥，为明初重臣，娴于朝廷掌故，其论述更毋庸置疑。这些文献无疑是最早一批的有关张三丰事迹的可靠记录。
根据这些文献，我们大致可以还原贴近于历史真实的张三丰。张三丰的出身，在当时即无定论。《敕建大岳太和山志》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以“不知何许人”为结论，《禅玄显教编》则予以回避。而大邑县两块石刻认为张三丰是张天师后裔的说法，实际上是天一道自相标榜的产物。张三丰的籍贯，只有《张神仙祠堂记》言及，其祖上在靖康之难中随金兵北上东北，遂以之为籍贯。
张三丰的生活年代为元末明初。有关张三丰在元代活动，只有《禅玄显教编》有所记载。大致可知，这时张三丰主要以“张剌闼”的名号活动于宝鸡金台观。至正六年（1346），冷谦将自己所绘的《仙奕图》送给张剌闼。洪武年间张三丰的活动轨迹尚且清楚。《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认为张三丰曾于洪武初年至洪武二十三年长期驻留在武当山。《禅玄显教编》则认为张三丰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前停留于宝鸡金台观。而将张三丰前往成都会晤朱椿置于其后。依据《张神仙祠堂记》的内容，杨溥的记载明显有误。具体的时间链应是洪武初年，张三丰长期往返于宝鸡金台观，武当山及其周边地区。洪武二十三年，张三丰彻底离开武当山，洪武二十五年前往成都。离开成都后，在鹤鸣山盘桓数月，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张三丰于宝鸡金台观出现。永乐二年，张三丰将《仙奕图》转赠于丘福。之后的张三丰行踪则无从得知。
张三丰在明朝皇室中影响极大。除了朱元璋、朱棣外，蜀王朱椿、湘王朱柏都与张三丰有过往还，宁王朱权也熟知张三丰。由于张三丰在明朝皇室的高知名度，明朝皇帝从洪武年间开始寻访张三丰。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人留意张三丰。至永乐元年，朱棣专门命人对张三丰进行寻访。由于常年无从获悉张三丰的消息，永乐十一年以后，道士也参与到寻访的队伍之中。
[1]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 道光《德阳县新志》卷九《职官志》，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3] 雍正《四川通志》卷七上《仙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22页。
[4]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丙寅，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981页。
[5]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665页。
[6]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洪武九年二月乙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1741页。
[7] 光绪《铜梁县志》卷十三《艺文志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86页。
[8] 民国《汉源县志·寺庙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5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70页。
[9] 嘉庆《四川通志》卷四三《舆地志·寺观六》，《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3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
[10]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1] 《补续全蜀艺文志》卷四六《志余》，《续修四库全书》，第1677册，第546页。
[12]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 乾隆《大邑县志》卷四《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第20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2页。
[14] 《修鹤鸣观醮台公署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5] （明）刘璋撰，张裔辑校《皇明书画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16] （明）王圻《王侍御类稿》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0册，第281页。
[17]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8]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28页。
[19]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36页。
[20] 《补续全蜀艺文志》卷十七《道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677册，第113页。
[21]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四九《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720页。
[22]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3] 有关吴伯理生平，可参见姜一涵《明初羽士画家吴伯理及其<乔松挺云图>》，《故宫季刊》1974年春季卷，第51-62页。
[24]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5] （明）刘璋撰，张裔辑校《皇明书画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26] 乾隆《重修龙虎山志》卷七《人物》，《藏外道书》，第1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第488页。
[27] 《迎仙阁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页。
[28] 张全晓《明代武当山志著录疏误补正》，《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第67页。
[29]《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30] 江百龙等编著《武当拳之研究》，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4页。
[31]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32]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33]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五《杂著》，《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404页。
[34]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五《杂著》，《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404-405页。
[35]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36]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月乙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668页。
[37]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六《张三丰传》，《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38] （明）任自垣《进大岳太和山志表》《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六《张三丰传》，《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39] 有关《稗乘》的具体情况，请参阅张玄《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526-528页。
[40] （明）杨溥《禅玄显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5页。
[41] （明）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01页。
[42] （明）祝允明著，薛维源点校《野记》卷四，《祝允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88页。
[43] （明）李默《孤树裒谈》卷三《太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第240页。
[44] （明）王鏊著，吴建华点校《震泽长语》卷下《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4页。
[45] （明）王鏊著，吴建华点校《震泽长语》卷下《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5页。
[46] （明）杨仪《高坡异纂》卷上，《丛书集成三编》，第7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5页。
[47]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七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1页。
[48]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七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1页。
[49] 《吴兴艺文补》卷三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7册，第144页。
[50] （明）杨溥《禅玄显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6页。
[51]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癸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3276页。
[52] 《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孤本元明杂剧》，第1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P95
[53] 《补续全蜀艺文志》卷五五《岩字石刻谱》，《续修四库全书》，第1677册，第643页。
[54] （清）陈祥裔《蜀都碎事》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0册，第93页。
[55]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坤舆典》卷十四《石部》，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6375页。
[56]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六一九《马湖府部》，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13314页。
[57] 乾隆《屏山县志》卷五《人物志·仙释》，《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27页。
[58] 乾隆《屏山县志》卷六《杂志·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55页。
[59] 乾隆《屏山县志》卷六《杂志·辑轶》，《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58页。
[60] 屏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屏山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5页。
[61] 江百龙等编著《武当拳之研究》，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62] 朱越利《张三丰学术研究的难点》，《沈万三张三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本文作者沈一民，系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