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女性不仅消费肉眼可见的物品，如服饰、化妆品、珠宝首饰等，还参与休闲娱乐消费方面的文化消费来满足精神需求。尤其是中等阶层和上流社会家庭经济能力充足，女性更有机会和丈夫一样追求精神享受，如出入剧院、参观画廊、游赏各类娱乐花园、阅读小说等，业余生活更加充实。

休闲娱乐消费

女性参与许多休闲娱乐消费，如出入剧院、戏院、娱乐花园等场所。

17世纪，娱乐消遣活动往往被视为男性的活动领域，，至18世纪，女性参与休闲娱乐活动已引起了代人的广泛关注，许多女性同男性一样广泛参与其中。

至18世纪中期，英国女性参与休闲娱乐消费活动更加广泛，1762年约翰·波特谈及18世纪女性参与休闲娱乐活动时指出“女士们和乡绅一样自由，没有一种娱乐或公开的消遣活动是没有女性参加的。”

18世纪的牧歌中也有女性参与精神享受方面的例子，如打牌，乐器演奏、表演等。

女性每周都会邀请关系亲密的亲属一起聚会，她们一大早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在城市街道间畅游观看城市的美景，夜幕降临之际又去观看表演，在车水马龙间渡过宝贵的时光。

虽然咖啡馆、俱乐部等休闲娱乐场所一般不向女性开放，，女性也会参与其他的娱乐活动。

女性参与休闲娱乐消费在城市中更加重要，她们不仅增加支出，还注重追求时尚、模仿他人，对发展新的消费模式至关重要。

正如劳伦斯·斯通所言“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者的妻子变得愈加懒散。她们把掌管家庭的责任移交给管家，通过避孕措施减轻了她们生育子女的责任，阅读小说、看戏、打牌和出游等活动来打发时间，整个社会中，女性处于装饰性的地位。”

，很多富裕家庭为了凸显荣誉和地位，也愿意给女性时间和金钱休闲娱乐，参与文化消费。

参与各种文化消费成为女性彰显自身和家庭地位的媒介，深受许多中上等家庭的好评。

中上等阶层的女性在掌管家庭之余，更有机会参与各种文化消费活动，如出入剧院、参观画展、阅读等。

以上流社会的安娜·拉彭特为例，1758年，安娜·拉彭特生于土耳其，母亲是个外交家的女儿，精通多国语言，父亲詹姆斯·波特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一员，精通数学、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

安娜·拉彭特家境富裕，她的日常生活囊括了阅读、艺术、音乐和戏剧等各种娱乐活动。

如经常参加公共聚会、化装舞会，她也是雷恩拉夫乐园的常客，在那里喝茶、散步、听管弦乐，定期到康文特园和另一家剧院观看戏剧，到国王剧院欣赏歌剧，为慈善音乐会捐款，从未错过一年一度的皇家艺术学院画展，光顾各种博物馆。

作为一位家庭主妇，尽管她忙于家务，还要教育孩子，但她充分参与了伦敦的诸多文化活动。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私人住宅面积狭小，不适合在家中开音乐会、邀请私人乐队，，人们更喜欢光顾戏院、剧院、音乐会等公开的娱乐场所。

18世纪90年代，格拉夫顿公爵夫人伊丽莎白的日记也显示，所有伦敦公开的度假胜地中，戏院和剧院是她们最常去的地方。

公爵夫人的记录显示，她去歌剧院和戏院的次数分别是去看音乐会和娱乐花园次数的5倍和3倍。即使没有能力经常出入戏院和剧院，很多女性还是可以参观诸如沃克斯花园之类的娱乐花园。

很多娱乐花园入场券低廉，一次性的参观对于很多人还是支付得起的，吸引了许多女性前来参观游玩。

18世纪80年代起，贵族开始举办私人音乐会，报纸中也有这方面的报道。

1792年2月的《纪事晨报》显示，一个星期天就有不少于5场私人音乐会分别是格洛斯特公爵夫人、汉普登女士、斯特尔特女士、汤曾德上将、和沃波尔夫人几个家庭。这几场私人音乐会的赞助者主要是贵族女性。

私人音乐会可以使无法在公开场合进行表演的女性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无论是弹奏各种乐器还是唱歌表演都不罕见。

只是这种贵族私人音乐会主要是贵族女性参加，普通女性参与的机会很小。

女性参与各类娱乐活动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奢侈的流行，模仿和追捧都对女性参与娱乐活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如米勒谈及欧洲最先进国家“优雅和奢侈”的出现提高了中上层阶级女性的公众知名度那样，女性的家庭责任得以减轻，参与到形形色色的公众领域中去，她们扩大交际范围，结交各种朋友，参加各种愉快的公开集会。

书籍报刊消费

除了参加休闲娱乐消费，女性也会借阅或购买一些书籍报刊等印刷品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女性可以从中获得掌管家庭事务知识的，不仅可以从中了解更多家庭以外的事情，还能从阅读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随着教育的发展，英国人们识字率不断提升，文化水平和素养也逐渐水涨船高，从女性识字率的变化上不难看出。

1500年，女性的识字率只有1%，1714年女性识字率达到了25%，1750年甚至达到了40%，尤其是伦敦等城市女性的识字率更高。

识字率的提高，使一些有经济能力家庭中的女性可以购买或借阅一些相关的书籍。尽管不同地区和阶层女性识字率有很大的差异，，同过去相比，女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已有很大提高。

尽管不能明确男孩和女孩在接受教育方面的差异，大量遗嘱表明许多家庭的女儿即使不能书写，也已经学会了阅读。

仅从识字率来判断女性阅读的情况，会低估那些有阅读能力而无写作能力的女性。一些穷人家的孩子只接受了基础教育，她们可以阅读，却没有书写能力，，不能遗漏这类群体。

至18世纪，随着女性识字水平进一步提高，相关出版物也有了显著增加。

例如，17世纪20年代最早出现的新闻书和早期单张大报，这些书刊无论在共和政体还是复辟时期都受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的控制。

政府则试图对新闻实行垄断，因而，对这些新闻书刊的经营许可证条例非常严格。1665年，每周出刊两次的《伦敦公报》创立，它是方的新闻载体。

而到17世纪末的时候，小报以单页的形式出现，公众对非方新闻的需要的增长更加显而易见。女性在参与精神文化消费方面也越发活跃，尤其是中上等阶层的女性，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购买书籍或报刊。

尤其是18世纪小说的数量增加，并在女性群体中有了进一步传。不仅是购买小说，女性还会阅读其他各种类型的文本，如历史、科学、戏剧等。

例如，简·威廉姆森家境富裕，母亲去世时简·威廉姆森只有12岁，有6000英镑的财产被托管着。她买了很多小说，尤其是戏剧(也借了很多小说)。

尤其是1768年丈夫理查德·威廉姆森去世之后，她先后订阅和借阅杂志、小说和戏剧。女性阅读小说的例子并不罕见，凯瑟琳·哈德斯福德是一位富有的牧师的妻子，住在邓斯莫尔的波顿。

18世纪书商的记录表明了男性和女性阅读的情况，至少在英格兰中部地区，1740年至1770年间，小说的大量涌现与主要由女性构成的中产阶级读者的扩大并没有紧密联系。

，大约从1770年起，一些孩子所读的书籍和杂志更加廉价，也更容易获得。

读者包括中等阶层的女性女商人、商人的妻子、农民和约曼农的妻子。

至18世纪末，女性购买印刷等各类阅读书籍不仅人数上有了显著地增加，女性阅读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18世纪后期，女性购买书籍的行为更加常见。

1777年《女士杂志》评论说，阅读行为比以往更普遍，18世纪90年代一位绅士写道“有识字能力的女性数量比几年前多了许多”，三十年后，评论家将英国和法国做出对比，英国“不仅是男性，女性和孩子们也和男性一样阅读。”

由于中等阶层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很多题材中，大多数阅读公众都是女性，尤其是绅士阶层的女性有更多的时间，因而她们被认为更适合阅读。

女性不仅阅读小说，还会订阅一些杂志。学者们对男性和女性购买杂志数量和比例的研究显示，女性购买杂志的数量和比例都低于男性。

这与当时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女性阅读小说和杂志往往会引起男性社会的谴责，，部分女性在购买或借阅书籍杂志的时候会隐藏自己的性别。

1764-1780年间，达文特里、格拉比、卢特沃斯所有女性杂志订购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会隐藏自己的性别。

由此可知，女性实际购买杂志的情况要高于学者们的估计。17-18世纪，尽管女性识字率有了提高，，同男性相比，女性识字率低于男性。

，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购买书籍方面一定低于男性。劳娜·韦泽利尔对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部分地区财产清单的研究表明，女性拥有书的比例高于男性。

即使是下层女性也会阅读一些家政指导书或《圣经》，以便于女性更能胜任家庭女主人应有的责任。女性阅读《圣经》的行为还得到过一些保皇派人士的支持。

例如，保皇派威廉·卡文迪什写信给流放的查理二世，说每个织工和女仆手中都有一本英文版的《圣经》。

，女性参与各种文化消费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密不可分。

自17世纪以来，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女性参与生产活动的情况有所改变，女性不再如以往那般被困于家庭内部事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文化消费之中，加入休闲娱乐的行列，逐渐成为戏院、剧院、娱乐花园的光顾者、化妆舞会狂热的参与者、印刷品的收集者和绘画的购买者、业余的戏剧演出者。

尽管并非所有女性都有参与文化消费的机会，文化消费的影响也有限，不能否认女性精神层面的文化消费行为，在英国文化消费发展的浪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