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历史世界之最(毛泽东与柳宗元)
柳宗元，河东郡（今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又因最终的职是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也是个诗人。因为他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的古文运动而并称“韩柳”，与好哥们刘禹锡并称“刘柳”，出于山水诗的创作，又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为山水田园派“王孟韦柳”。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也是其中之一。相对于诗歌，柳宗元的散文更为出名，其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有不少传世名篇。柳宗元写的游记也很出名，被尊为“游记之祖”。
毛大大读过柳宗元很多首诗，根据现存毛大大藏书，他在很多首诗作上做了圈阅，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得卢衡州书因诗以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岭南江行》、《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江雪》等，并且手书过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江雪》是柳宗元最负盛名的诗作，是他在永州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构思独特，语言简洁凝练，意蕴丰富。运用了典型概括的手法，选择千山万径，人鸟绝迹这种最能表现山野严寒的典型景物，描绘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图景；接着勾画独钓寒江的渔翁形象，借以表达诗人在遭受打击之后不屈而又深感孤寂的情绪。
毛大大对柳宗元的推崇，更多的是推崇他的哲学思想。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作为中国古代的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柳宗元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而且他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深刻批判。
毛大大对柳宗元的政论文《封建论》也十分推崇，在这篇政论文中，柳宗元对“分封制”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当时的时代意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是一篇千古雄文。毛大大曾专门作诗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郭沫若）》，诗中写道“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不久的1942年5月30日，毛大大去鲁迅艺术学院演讲，号召鲁艺师生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个“大鲁艺”去开展工作时，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在这里，他用了柳宗元的《黔之驴》一文来说明这个道理“贵州没有驴驹子（陕北农村叫毛驴为驴驹子），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了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样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时间久了，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就看出它那两下子，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驹子。”
《黔之驴》是柳宗元创作的寓言小品，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能力与形貌并不成正比，外强者往往中干；假如缺乏对付对手的本领，那就不要将自己的才技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以免自取其辱。寓言旨在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影射当时统治集团中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毛大大在借柳宗元的文章来说明外来的有知识的洋包子，不要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土包子，赋予这个古老的寓言故事以全新的意义，贴切而深刻。
1959年3月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柳宗元的诗》一文，文章简要分析了柳宗元诗作中的政治讽喻，介绍了他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感情和乡情羁旅等题材的作品。毛大大读过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毛大大所说的《天对》，是柳宗元为回答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问题而写的哲学论著，论著提出“元气”一元论，时空无限论，宇宙间万物运动由矛盾推动、没有推动力和支持物，反对命定论和迷信，批驳了韩愈、李翱等人宣扬的儒家天道观，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和反对天命的思想。柳宗元的这些观点，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精华之所在，所以毛大大认为“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
1963年5月，毛大大在杭州会议期间，同与会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谈起哲学问题说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学哲学五年，读了很多哲学书，有一定的书本知识是必要的，但仅仅靠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能出哲学家？我不信。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 ，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1964年3月28日至29日，毛大大的专列停在邯郸，他召集和河北和山西省委的有关领导谈话，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向毛大大介绍大寨陈永贵时，毛大大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当毛大大得知陈永贵42岁扫盲、50岁能作报告时，对陶鲁茄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柳宗元是山西运城人，唐顺宗时期，柳宗元参与了王伾、王叔文等人搞的永贞革新运动，因唐顺宗被迫退位而失败，作为永贞革新的参与者，柳宗元和其他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都被贬为远州的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柳宗元被贬到了永州，即毛大大所说的湖南零陵，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十年，在此期间，他对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写下了很多诗文，《柳河东全集》中的540多篇诗文，有317篇创作于永州，这也就是毛大大所说的“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永州八记》。
1965年6月20日，毛大大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在谈到刘大杰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时，刘大杰向毛大大提出了文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毛大大回答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 《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毛大大所说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在唯心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毛大大好友章士钊晚年撰写了一部关于柳宗元的大著《柳文指要》，毛大大一直很关心这本书的编著和出版过程。《柳文指要》是章士钊1960年开始撰写的，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这部作品创作中，到1965年，完成了全书初稿。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人对柳宗元文集做过大量的研究，但像章士钊这样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著，这还是第一次。毛大大得知《柳文指要》初稿写出后，就让秘书与章士钊商量，提出能不能把书稿先送他一读，章士钊欣然同意，很快就把《柳文指要》的初稿送到了中南海，毛大大收到后，派人送给章士钊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封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注即章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大大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对章士钊的这部力作，毛大大不仅从头至尾非常仔细地阅读，还把原稿中的错别字一一改正，而且还逐章逐段地研究，凡是他认为不恰当的地方，他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有若干处还亲自作了修改。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来书稿文字是这样的“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著於后嗣，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形而特显其壮大。以事过烦复，即不多论。”毛大大将这段文字中的“永远相持于不敝”7个字删掉，文字改写成为“微论大言小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对《跋》中原稿文字“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毛大大把它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长者督教”一语，毛大大把它改为“所受友人督教”，等等。
1965年7月28日，毛大大写信给章士钊，表示《柳文指要》“还想读一遍”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就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直到1965年8月5日，毛大大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就具体问题与章士钊商榷，于是毛大大就《柳文指要》给康生写了一份信，信中说“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 (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经康生传话，章士钊根据毛大大的意见，对《柳文指要》作了修改。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会有不足之处，他在该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认为有笑破口而竹垞我；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夫学问者、不足之渊泉也，每当得一新解，不足之念，即习习至，数年之假，得以读易补过，企望之情，倍百恒品。”
1965年9月，章士钊将《柳文指要》的修改稿送请毛大大审阅。毛大大收到修改稿后，又一次阅读了全书。大约1965年底，毛大大再一次给康生写信表明他同意出版《柳文指要》的意见，并将章士钊的修改稿一并送给康生阅。康生原本反对这本书的出版，但在毛大大的一再推荐和坚持下，只得同意，但在给毛大大的回信中，说章士钊书中的不足是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1966年1月，毛大大回信章士钊，并把康生的复信也一并寄给了他。不久后，“文革”爆发，虽然历经曲折，《柳文指要》一书还是在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