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来，茅盾文学奖受到的批判之声从未断绝。有意思的是在《冬天里的春天》获奖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不论是它还是同届获奖作品都显得孤独与寂寥。

有关这些文学作品的评论寥寥可数，即便是被提到其讨论范围也十分局限。有些是关于《冬天里的春天》里面所运用的心理技巧和人物形象，又或者是将其放到革命文学，反思文学这样的大框架里进行评价。

评论者们简化了李国文的存在，李国文拥有着革命者，罹难者，付出者，人道主义者等多重身份。评论者们也简化了这本书的背景，《冬天里的春天》是处在转折时代的作品，书中描写的是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

那时候的中国开启了思想和经济的大解放，李国文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生命体想要融入这个社会，想要重新归队。

李国文自身则具有着高度的敏感，极为深刻的思考，走过了人生一多半长度的他有着不可磨灭的忧患意识。这一切都被李国文投入到了讲述20世纪的中国，投入到了那段革命历史的文学实践中。

由此《冬天里的春天》所体现的精神，情感以及思考维度，在以往的“革命文学，反思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沉痛，真挚和深入。

时间塑形，历史讲述

仅从时间来看，1981年的时候，“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都已经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认同和强烈反响。

从1976~1981年，6年时间里，先后有六部此类小说获得好评。《冬天里的春天》与80年代这些文学思潮开端的作品相比，拥有陌生化，抑制性很难以归类的特点。

七部小说的时间线里都曾涉及文革，而《冬天里的春天》有别于伤痕文学的中的簌簌哀泣，有别于反思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会进行的理性化追寻和探索。

从气质思想和写作技巧上，《冬天里的春天》在当时的年代里都是全新的，他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是作者蛰伏20余年后呕心沥的文学结晶。

李国文本身是经历过历史必然性的事件，又巧合的拥有带有偶然性和荒诞性的经历。这样复杂的过往，让李国文比绝大多数作者更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复杂。

李国文思考波澜不断的历史现象背后，有没有规律性，有没有可以依循的法则?

有没有一种逻辑与认知方式，谁不能为后来人解惑却也可以转换成亲历者的观察与领悟?

这些思考贯穿了李国文叙事探索的过程。李国文和许多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是在20世纪的40~50年代之间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他们深受俄罗斯文学，五四文学，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影响，在李国文和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心里，投身革命的坦然与个人的文学立场是无法相互影响，制约的。

一个人的学识和经历塑造了个人的观念，李国文对于历史观保持着朴素纯真的看法。李国文要做的是对过往那些已经趋于单向度的时间流速进行改写和再造，他想要从一部文学所构建的世界内部寻找更多可以拓展的领域和方式。

李国文选择的方向是将文本时间变成非线性，这区别于以往的倒叙和插叙这些简单的叙述方式。

《冬天里的春天》是通过嵌入，旋转，倒错等方式，为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打出一个剪刀差，之中的落差是可以强化文本艺术意味和情节张力。

保尔·利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

“压缩不仅仅是比例尺不断变化的缩略，还在于越过停顿，以词语的伴奏加快叙事的进展，将重复或持续因素浓缩成一个样板世界，在同一部作品中，速度和节奏就这样以叙事时间和被讲述时间的相对长度使变化更加丰富多彩。”

《冬天里的春天》正是以与之类同的方式对文本时间进行塑造，其中有关历史的描述便给人一种忽此忽彼的感觉。

那些历史中流淌的场景与人物心理产生衔接时，以往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异形同质和异构同性并被自然剥落。

在历史时间单截出的微缩横截面上，李国文用自己的文学塑造方式演绎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文本中巨大的叙述吞吐量，历史逻辑的多元，对于历史来具有体育性的再书写，都是李国文向中国文坛贡献的一种特殊的长篇小说品种和美学策略。

历史的双重主题

历史在《冬天里的春天》是一个具有双重主体的客观行进过程，这两个主体分别是革命者和人民。

在过往经典的革命叙事之争，农民往往不符合现代意义的革命主体，以往的农民形象通常是愚昧落后，自私自利，在《冬天里的春天》里，农民是可以超脱这些传统狭隘的农民性。

如于而龙正是从渔民转变为革命者，他具有大公无私，心怀天下这样传统形象里的革命，也具有作为农民的朴实与热忱。

于而龙是在生至今理解了革命的伦理，而革命伦理与生命伦理是最容易结合，最容易相互理解的。

大龙在面对革命，土匪，亡三者之间选择了当土匪，于而龙和芦花却在赵亮的指引下选择加入革命。

小说在描写这一场景时的笔墨是鲜活而生动的，风险，机遇，危机，未来图景和现实结局在两种选择之下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于而龙在接受赵亮的启蒙时，褪去了曾经被压迫农民这一身份的蒙昧，狭隘，怯懦。

于而龙的蜕变是在一场又一场战斗中，他有着过人的胆识，借助本性中的性及后天学习的战略，带领着石湖游击队和湖滨支队同土匪，日伪等反动分子展开革命的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于而龙忠诚的实践着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地方走向全国的革命策略。后期于而龙能站起来，又是因为人民的帮助，可以说于而龙的一生和人民是分不开的。

于而龙的崛起是从一个被压迫的农民转变为革命者，从蜕变斗志昂扬是人民的力量，将他托向有光照着的地方。

是曾经和他一起作战的老兄弟，是在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人，是为他多方奔走的老林嫂，于而龙从这些人身上获得了力量，从人民这一主体身上获得了继续往前的内驱动力。

这与作者李国文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李国文在现实中同样面对过绝境的摧残，将李国文从绝境中拉出来的正是人民。

是李国文离开太行山送去柿饼的大娘，是坚信识文断字的李国文终会熬出头的瓦盆老汉，是会为别人感到痛苦而忧郁伤感的文学爱好者，是在意识到李国文是个好人后，便将箱子垒起来，给他当做写作地方的铁路工人们。

李国文和于而龙在书中的一句感叹中达到空前的一致，“是你们，是你们两只手，才把王爷坟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基地。”

辩证的历史结构

小说结构是长篇小说最为重要的脉络和支撑，他往往决定着一部长篇小说的整体格局，体积和气势。

《冬天里的春天》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于而龙和王纬宇两个主要人物形象之间的人格，情感，生较量。

两人一个正直，一个邪恶；一个具有忠贞，一个热衷背叛；一个是可见的，一个是可耻的；如果说于而龙是浩然正气的代表，那么王纬宇就是卑鄙下流的形象。

李国文通过他们向读者呈现了相代下，不同选择，不同人格所会走过的路，经历过的生活以及最终结局。

于而龙为了能够保护乡亲和党的利益游走在生之间，王纬宇在察觉到革命来临时，利用卑鄙手段加入游击支队，精明而忙碌的积攒着未来的政治资本。

在革命胜利后，于而龙为了新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忘我学习，并且组建起了动力科学研究基地。

王纬宇察觉到了这个基地能够带来的好处，紧随其后加入动力科学研究基地。相较起来，王纬宇是一个很有出息的人物。在于而龙失事时，借助于而龙打下的良好基础，攀登到副部级，成为政坛中的又一新贵。

不难看出李国文对于这两个角色的塑造，诚信，一种对称或者说是对立的姿态。一个任由外界环境不断变化，却始终保守自己的本心与忠直的本性。

一个更像是会随着外界风浪趋浮而势的小帆，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可以随时变换自己的立场，随时改变自己的行为，忘却自己的誓言。

在历史上像两人这般的角色同样不在少数，这是两种人格和两种品质的展现。《冬天里的春天》展示的是两种类型的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做出的表现，这也给读者带来更多启示。

除了这对主要人物的对称，还有老迟和老板晚，大龙和二龙，于莲和叶珊，于菱和高歌。

在《冬天里的春天》中，人物的性格和人物命运都是以对称的形态出现，而人物的命运变化与中国的历史形态变化之间呈现相互映照的关系。

这种双方对峙，双水分流的结构，让历史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同步性与互动性在《冬天里的春天》中被敏锐而准确的书写，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对称双方双向的交叉，多维的聚合编结起了“革命中国”这一巨幅经纬。

《冬天里的春天》可以帮助读者重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文学中，所包含的革命，历史，理想，人性，情感，政治等丰富内涵。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阐述和研究，是激活那些被遮蔽的历史逻辑与历史思想元素，是追问作者在那个充满思想张力的时代，到底如何尝试寻找更多更富活力的文学表达方式，是以还原和在场的视角进入文本之中所描写的空间。

而一旦转换视角，读者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丰富层次将获得完全崭新的感知与体验。

作者李国文对于革命中国的书写方法，小说中对于革命者和人民的思考，以及在人物结构和那些意向书写里，被作者隐藏起的情感模态价值谱系，作者认识历史的方式是读者需要深深思考的，需要仔细探寻的。

摆脱过往那些简约化，同一化的认知概念，评论体系，再去看《冬天里的春天》时才能收获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