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高薪养廉”的罪与罚为何没有达到

在历史的洪流中，有些人的行径奢华至极，甚至连被誉为清廉楷模的司马光也忍不住对其子发出警示，以寇准为例，司马光直言不讳地评价道：“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想象一下，寇准这位在百姓口中被誉为清官的标杆，其生活之奢侈已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那么，那些被百姓提及的贪官如蔡京等人，他们的奢华程度更是难以想象，恐怕在“奢靡”前面加一个“更”字都不足以形容。

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荫补”制度使得官员数量急剧增加。从真宗时期的一万官员，到仁宗年间短短四十年间，官员人数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期更是接近三万之众。这种庞大的官员队伍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撑，然而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却越来越紧张。

北宋初年，财政收入两千万尚可结余大半，然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甚至达到了一亿三千万以上（一说为一亿五千万，相当于唐朝的七倍），然而却没有一分一毫的结余。这种财政压力在百姓的生活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

方腊的起义檄文便揭示了这一切的根源：“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他们榨取百姓的血汗，“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等靡费无度，再加上每年向西、北二地的敌人支付的巨额金银绢帛，无不来自于百姓的辛勤付出。

可以说，宋朝的高薪制度并非出于主观上的养廉目的，然而这一制度并未起到养廉的作用，反而耗空了国家财政，成为宋朝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制度使得官员们过上了奢华的生活，却也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的繁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