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伊斯兰信仰的传入与发展

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人是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他们大约在九世纪到十世纪之间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索马里的方宗教。在索马里地区，一个索马里人就是一个穆斯林。伊斯兰文化体系亦是索马里文化的主流。

在索马里部落社会之中，伊斯兰教的文化脉络无处不在，这种文化脉络影响着部落体系的方方面面。解释索马里部落信仰前，应该对索马里部落信仰的来源进行考量。索马里地区伊斯兰教信仰占据主体地位，任何一个部落的居住者，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自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产生开始，阿拉伯人便开始前往非洲地区。他们的到来不但将伊斯兰教传入非洲，而且将阿拉伯文化融入到了非洲地区的社会生活之中。

阿拉伯人往往将传教作为迁徙的主要目标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他们就开始往来非洲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其中大多数是也门人和阿曼人。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兴起，随后传到阿拉伯世界以外地区，阿拉伯人对索马里的关注由此开始。

阿拉伯人由于季风的影响，只能与索马里进行季节性的贸易和商业交流，随着商业贸易的往来，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趣怪网希望在非洲之角寻求一个永久定居点。在阿拉伯人的历史文献和口述史中，大量证据证实了阿拉伯人在很早之前便到达了非洲之角。

最初，他们群居在索马里海岸沿线，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的定居点。他们在定居非洲之角后，不仅与索马里原住民进行商业和贸易的往来，并且在各个部落及氏族当中宣扬伊斯兰教。

在索马里地区较大的城市是最快接受伊斯兰教的，而一些乡村地区接受伊斯兰教的速度明显慢于城市地区，这一差异与阿拉伯人寻找商业居住点有很大的关系。

在古埃及著作中提到，“在7世纪到10世纪之间，阿拉伯的穆斯林和波斯人在亚丁湾和印度洋沿岸建立了一系列贸易站。”

许多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也提到了这些贸易站以及从中产生的苏丹国，但他们很少详细描述这些国家的内部情况。

在与部落进行商业贸易的，阿拉伯人也进行着伊斯兰教的传。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较为世俗化的宗教，对于部落时代的人们而言是易于接受和信奉的。

在十四世纪左右，阿拉伯人开始和非洲土著居民通婚，通婚所带来的是被称为superior的文化、物质体系。这一体系包括阿拉伯的宗教、技术、文化以及“优越的”政治组织方式。

这种阿拉伯-伊斯兰体系不久便开始向索马里各个部落中传递开来，至19世纪左右，整个非洲之角都成为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

在索马里部落社会接受伊斯兰宗教信仰后，伊斯兰主义便深刻影响着部落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部落内部的组织结构及文化信仰中，还体现在部落社会之外的部落征服和部落联盟之中。撒哈拉以南是非洲伊斯兰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端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主义也必定会影响到这一地区。

在16世纪以前，文献中所记录的阿拉伯队到达非洲之角就有五次之多。第一次阿拉伯队的到来没有进行战争的暴力征服，而是进行斯兰教的传。之后四次阿拉伯队的到达都是带有扩张或其他目的而来的。

这五次阿拉伯人队的到达表面上没有带来过多的暴力征服，由于强大的事实力迫使索马里地区的各个部落最终接受了伊斯兰教。

索马里除了少数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外，大部分人都是信奉伊斯兰教。这些人都是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遵守与阿拉伯地区一脉相承。至今索马里民族都保持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根源便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

这种强大的文化认同体系，不但在宗教信仰上统一了索马里各个部落群体，更是在民族认同和族群结构体系内，给予了索马里民族至高的荣誉感与归属感。

尤其表现在索马里民族追溯本民族的传统族谱上，索马里民族将自己的族谱追述至先知穆罕默德的曲拉伊什系统,体现出索马里民族对伊斯兰文化体系的认同和伊斯兰文化在部落时代的强大影响力。

传统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是索马里文化体系的两大来源，这两大来源有着相互依赖关系。

传统的游牧部落塑造出索马里人高度实用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受到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巨大冲击，人们对真主和先知的信仰和崇拜是牢固的，而且必定会带有宿命论的意识特点。

通俗来说，传统的部落游牧文化体系塑造出索马里人高度实用的原始意识形态，在接受来自伊斯兰的文明后，索马里人将伊斯兰文化纳入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文化为主体，融合传统部落文化的索马里文化体系。

在索马里地区除了少数皈依基督教的人外，今天的索马里人基本上都是遵守逊尼派教法的穆斯林。他们不仅是非洲地区两个最彻底的伊斯兰国家之一，而且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伊斯兰化比例，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体系彻底的渗透入索马里生活的各个方面。

，索马里人的行为受部落习惯法管辖。索马里人传统上是游牧民族，他们的习惯法与他们的社会组织密切相关。尽管索马里习惯法很保守，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渐发展和修改的。

伊斯兰教在索马里传的过程中，伊斯兰不仅改变了了索马里的社会组织，而且伊斯兰教法对索马里的习惯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尽管在索马里部落体系中，冲突和混乱是基本的社会态势，尤其是在游牧部落之间，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个索马里男性都是战士。

在索马里部落社会中，一部分专注于宗教事业或者以真主使者身份行事的人被称为瓦达或舍赫，这部分人是与大部分人区分开来的，因为他们代表着信仰的传承者。其他不论从事于任何职业，在索马里的部落社会的架构中，都被称为战士。

部落社会中从事宗教事业的人或舍赫一般行使以下工作教授部落民众学习《古兰经》与基本的教义；主持婚礼以及按照沙里亚法处理婚姻或生活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进行宗教裁决以及部落日常的宗教活动。

这些部落宗教人士一般充当的都是调解者的角色，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充当人与真主之间联系的纽带。

在索马里社会的传统认知中，这些宗教人士不应该参与部落之间的亲复仇传统的，因为他们是宗教的中介，是不应该有任何的主观偏倚，在实际的部落生活中，这种愿景一般不会充分体现，毕竟宗教人士也是在某一部落中进行宗教活动的，其主观意愿也是难以避免的。

，索马里伊斯兰部落体系中，宗教首领往往是和行政首领相分离的，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宗教人士才会署理行政事务，这也是索马里部落伊斯兰与其他穆斯林团体的一个重要区别。

苏非主义与部落文化

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流派，相对于正统派而言，起初苏非派属于伊斯兰教中的民间宗教。11世纪才被纳入正统，18世纪出现教团组织后，部分苏非派开始政治化，但多数情况下，苏非主义仍是深受穆斯林社会底层欢迎的信仰。

苏非主义兴起不久，就传入北非。苏非派是从伊斯兰教内部衍生出的一个神秘派别。从教派划分上说，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派。

由于苏非派对《古兰经》经文以及教义的神秘解释，在履行宗教义务上的神秘性质，又使这一派别明显区别于伊斯兰教内部的其他教派组织。在伊斯兰教创立的最初一个半世纪，是苏菲派形成和初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其特征主要是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

在8世纪中期，苏非派发展进入神秘主义的发展阶段，至12世纪中叶它作为民间信仰出现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发展，即类似西方基督教会的有组织的苏非教团的普遍建立。

苏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人们皈依新宗教之前，伊斯兰教与原始信仰的融合。索马里人大部分是正统逊尼派的信仰者，并且是伊斯兰教法中沙斐仪派的追随者，苏菲派在索马里部落社会中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哈尔瓦提教团在这一地区广泛传。

，随着部落的发展以及后期的殖民因素，苏非主义逐渐开始没落，特别表现在苦行僧运动的衰落。，部落苏菲主义总是倾向于反对现代的欧洲教育体系，因为苏非派成员都认为知识的过于普及会损害苏非主义的权威形象。

如今，大多数索马里人至少是苏非派的名义成员，而同一苏非派的成员可能来自对立甚至是交战的氏族。虔诚的成员经常聚集在被称为哲马提的居民社区中。这些社区成员常常参观圣墓，崇拜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人，以及背诵礼仪。

苏非社团还监督儿童宗教学校。在索马里苏非派的发展过程中，有四个最为著名的苏非派团体卡迪尔教团、艾哈迈迪耶教团、萨里希教团和里法伊教团，艾哈迈迪耶由苏非派领导人，反对瓦哈比运动的艾哈迈德·伊本·伊德里斯在麦加建立，并由谢赫·阿里·梅·杜罗巴于1917年带到索马里。

卡迪里耶成立于14世纪的大马士革，后以巴格达迪学者阿卜杜·卡迪尔·吉拉尼的名字命名。它已遍及北非和中东，到19世纪遍及西非和东南亚。

索马里最著名的卡迪里耶代表是酋长乌韦·巴拉维，他每年在索马里南部举行的庆祝活动吸引了来自索马里和肯尼亚的成千上万的人群。他的追随者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分支，称为乌瓦西耶。

萨利希亚是艾哈迈迪耶的一个分支，由赛义德·穆罕默德·萨利赫在麦加建立。在索马里，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是萨利希亚最著名的领导人，他将该团体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反殖民运动团体，其成员被称为“苦行僧”。

在索马里部落社会中的苏非派团体，有以下几点十分明显的特征。第一，苏非信徒一般从属于特定的常设性教团组织，教团的首领或导师和教团内的成员具有一定的教阶制隶属关系。

第二，教团组织与固定的组织体系以及宗教活动中心，也有固定的朝拜地——即圣地或公墓。第三，教团中的组织和规定适用于全体成员。苏非团体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中被称为扎维亚，在索马里称为贾马。

在索马里加入苏非教团并不意味着独身，信徒和家人也是一同居住在社区里。妇女们以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的名义参加仪式，他们认为法蒂玛是妇女团体的创始人。女性信徒戴着面纱(索马里妇女通常不戴面纱)，通常比索马里其他妇女穿得更厚，但对他们来说，没有婚姻上的禁令。

许多人虽然没有正式加入某一宗教，也没有生活在社区中，却遵循并公开参加公共仪式，对深层次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承认创始人的虔诚和宗教力量，并将其尊为圣人，他们经常呼吁成为圣人的追随者，他们认为这些人具有一定的天赋，并且在争端中充当调解人。

索马里的苏非社区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的创始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当地的神职人员和贾马往往在后被神圣化。对神职人员和贾马的崇拜甚至遮蔽了对真正的创始人甚至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忠诚。

圣人的坟墓成了索马里的圣地，由一小群追随者或他的后代照料。该教团的成员以及当地的部落成员都来到这些圣地，他们会根据需要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并在圣人逝世周年时参加每年一度的圣祠朝圣活动。

苏非团体在索马里部落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十分独特。对于整个社会结构而言，兄弟关系为因部落性质而分离的交战部落提供了潜在的结盟渠道。

社区、经济和政治实体虽然可能存在，而且往往在同一秩序内彼此敌对，但通过宗教目的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是可能的。

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传伊斯兰教。在部落结构中，个体社区能够产生影响，而这方面的社会功能尤其值得考虑。在索马里北部的游牧民族中，由于可耕地很少或根本没有，一般不能像他们在南部那样建立耕作定居点。

，它们不可能如此容易地作为独立的地方团体存在。在南方农耕部落中，社区在土地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发展成固定单位来发挥社会作用。

随着苏非主义的传，教团与部落进行了深度融合，进而推动了伊斯兰苏非主义在索马里部落社会的进一步传。在这一过程中，索马里的伊斯兰化也最终完成。

伊斯兰信仰在部落体制中的作用和意义

伊斯兰教在大约9—10世纪进入非洲之角，索马里人接受伊斯兰信仰并且使其成为全民信仰。在索马里地区，每一个索马里人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伊斯兰教作为索马里最广泛的信仰，对索马里部落社会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但使索马里形成了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且促进了整个索马里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索马里部落社会接受伊斯兰信仰是必然的。

，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之角距离的优势，使得伊斯兰教从诞生开始就不断向这一地区进行传，并且可以带来最为先进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体系，加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和繁荣，逐渐在索马里人的认知体系中认可伊斯兰文明的先进性和唯一性。

，伊斯兰教在建立后，取得了异常快速的发展和扩张，对于当时的每一个穆斯林来说，劝诫任何一个非穆斯林成为伊斯兰信仰者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而且阿拉伯商业的交流在当时的世界是发达的和唯一的，这一系列优势使得每一个阿拉伯穆斯林都愿意克服种种困难进行宗教的传，正是因为有最早的一批阿拉伯经商者和传教者的长途跋涉，才使得伊斯兰教的经典以及教法拥有了传的基本桥梁。

，当时的索马里正处在部落形成和发展期，部落的集体意识以及亲复仇传统使得索马里的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宗教传者只需要说服部落酋长信仰伊斯兰教，那么随后整个部落信仰伊斯兰教也就顺理成章了。

虽然说服传统的自然崇拜下的部落酋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阿拉伯人天生的交流意识和商业头脑在对阵蒙昧的索马里部落时一切就显得不是障碍了。这些客观因素使得索马里部落信仰伊斯兰教变成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事实。

索马里部落信仰伊斯兰教后带来的不只是认知体系的变化，更是整个部落文明的前进和发展。

部落酋长在接受伊斯兰信仰后，整个部落民众也改变了原先的自然崇拜而信仰具有现代宗教因素的伊斯兰教，部落也从多变的具有分散性的多神信仰转变成了一神信仰，使得原先在信仰上的分歧重新整合，这不但有助于化解部落中潜在的信仰危机，还可以在意识上团结整个部落民众。

，伊斯兰教不但代表着阿拉伯人最为先进的文化体系，更是当时整个世界最为先进的宗教信仰，这两大先进因素使索马里原始部落摆脱了蒙昧时期的落后文化意识，在接受了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后，索马里部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使索马里人民的认知和知识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在阶级社会体系和祖先观念上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以先知穆罕默德曲拉伊什为核心的谱系认知，这种对祖先的认知传统是维系索马里部落团结的重要纽带。

在语言和文字方面，索马里原始部落是没有文字体系的，交流都是依靠简单的口头语言，这对索马里历史记载产生巨大的负作用，而在伊斯兰教传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语言文字体系逐渐在整个索马里社会中传和学习，部落的历史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存和传。

索马里部落信仰伊斯兰教后，对部落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传统的刻板的部落政治带来了更为完善的政治活力。在社会生活当中，经济是最为基础的，政治是经济的体现。宗教和政治相比较，不能不从属于一种隶属的地位。宗教不能等同于政治，政治也不能于宗教划等号。

，就伊斯兰教而言，虽然它同样和政治有所区别，这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宗教于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使人产生伊斯兰教等同于政治的错误观念。，我们可以说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宗教，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发展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

在索马里原始部落形态下，部落酋长虽然具有十分强大的权利，以部落长老为首的政治团体有着一定的约束力，在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势下，部落酋长的宗教和行政双重身份使得部落中难以形成对抗和约束势力，不但维系了部落的统一，而且有助于索马里部落进行重大的决策。

伊斯兰作为一种团结的旗帜，不但加固了部落的整体性，而且使得部落首领有了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为部落的扩张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伊斯兰教的教法体制改变了索马里原先落后的部落法和自然法，为形成有规则和约束力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伊斯兰教法，或称沙里亚，被认为是“安拉对人类生活的全部诫命”。教法为每个穆斯林提供了识别善恶、指导现世生活，并为未来做好准备的道路。

索马里部族在教法的指导下，逐渐完善了整个部落体系的法律。原先索马里部落社会采用的都是习惯法和较为野蛮的原始法律，以较为残忍的手段约束部落民众，这样虽然可以暂时的稳定部落社会，也孕育了重大矛盾，部落时常发生的反叛一般都是毁灭性的。

在伊斯兰教传入索马里部落后，伊斯兰教法也随之被各个部落采用，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法律约束，从根本的主观意识和客观法律层面对整个部落民进行约束，使得整个索马里社会体系拥有了较为完整和灵活的法律约束体系，对整个部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诸素丹国的形成

公元7世纪左右，阿拉伯帝国开始兴起。因其频繁对外扩张，不停的对拜占庭帝国发动战争，以致埃及、叙利亚等地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此举使得阿拉伯势力蔓延至索马里各个角落，加上帝国内部统治和教派矛盾，大量阿拉伯人开始外迁，索马里迎来了第一次外族迁入的高峰。

这一时期到来的阿拉伯人不单单是经商，而是在贸易交往的大力传伊斯兰教。在传过程中不断由沿海向内陆扩展，并且开始与部落民众通婚，逐渐形成阿拉伯人与索马里人混合的文化社会。

在伊斯兰教传的的不断深入与影响下，索马里沿海城邦和内陆的部落王国开始使用素丹的称号，并且建立起宗教旗帜下的素丹国家。其中比较有名的沿海城邦有泽拉、柏培拉、摩加迪沙、梅卡尔、布拉瓦等沿海城邦以及内陆的米朱提因、奥比亚、杜巴尔汉特、瓦尔桑格里、格勒迪等。

以上诸素丹国家中最著名的是泽拉、摩加迪沙以及米朱提因。泽拉素丹国在13世纪时统治地区已经扩大到索马里整个西北内陆地区。

著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到访过泽拉与摩加迪沙，根据他的记载，泽拉是商业为主的贸易城市，城内有大型交易市场，从这里主要进口椰枣、布、铁、武器以及陶瓷，出口皮革、树胶、酥油、驼鸟毛、象牙和奴隶。

1337年伊本·白图泰旅行经过摩加迪沙，他称摩加迪沙为繁华之城，控制着周围的内陆地区。摩加迪沙素丹国在15至16世纪达到强盛，控制着东非沿海贸易线路。17世纪左右开始衰落，先后被阿曼素丹国和桑给巴尔素丹国控制。

米朱提因素丹国是这些素丹国中管辖范围最大的国家，他的领土从索马里东北部内陆一直延伸到沿海地区。米朱提因素丹国长期以来与周围其他国家如奥斯曼帝国等保持着贸易交往，直到西方殖民侵略前夕，一直保持着独立地位。

至公元16世纪左右，索马里境内的素丹国已经有30个左右。这些素丹国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素丹国的统治者不是索马里化的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化的索马里人。第二，诸素丹国基本上都实行宗法封建制，并且部落制和奴隶制残余十分严重。第三，政治上诸素丹国各自为政，经济贸易上互有往来。第四，各个素丹国之间的领土不明确，因领土争端经常爆发武力冲突。

，在面对外族侵略时，素丹国之间无法形成有效联盟，只能向大国求助，后期便沦为大国的从属。所以，在伊斯兰旗帜下形成的诸素丹国，只是古代部落城邦体制的伊斯兰化，并不能够与当时的其他伊斯兰帝国相提并论，这种邦国林立的局面，不但导致索马里无法建立统一政权，而且使索马里部落结构延续至今。

索马里地区形成的伊斯兰旗帜下的素丹国，不仅在非洲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素丹国都有着完整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经济和精神生活，都是独立的古代早期国家实体。它们因发达的对外贸易而繁荣，却也未能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

这些素丹国盲目沿袭阿拉伯的素丹制度，没有将其与本地区的部落社会体制充分融合，加上本身文化落后，以及后期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打断了城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索马里素丹国没能发展成统一的大国，随后就被卷入被殖民的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