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朝代之最(建本《史记》之最)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二十五史中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文选》卷四十一）在逆境中忍辱发愤，撰成此煌煌不朽之作。凡《表》十 、《本纪》十二、《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篇（卷）。《史记》不一部信史，在文学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故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郭沫若先生则将司马迁的历史功绩与孔子相提并论，誉之为“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史记》撰成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认为其中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不宜流布，故司马迁只得写成正、副两部简册，“藏之名山，副(本)在京师”。《史记》在社会上的流传，至少是在司马迁逝世七、八十年以后。当时由于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故只能以传抄本的形式流传，当时能读到此书之人，实在是寥寥可数。

《史记》以刻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始于北宋。到南宋时，更是广为传。其时，福建刻书业繁荣，私宅、书坊竞相刊刻此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一系列的《史记》“建本之最”。

如现存最早有明确具体年号，且以私宅之力刊刻的《史记》刻本，是宋绍兴十年(1140年)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刻印的裴注《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所谓裴注，是指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注文。《史记》在社会上流传开后，历代均有人为其作注。其中最有名的是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称为“三家注”。此朱中奉宅刻本就是将《史记》正文与裴骃《集解》合为一书的刻本。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傅增湘先生称赞此书为“铁画银钩”“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遗憾的是，这个刻本国内已不存，国外仅日本存有一部。据傅先生著录，此书行款为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注文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目录后有“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行，校勘即无讹舛，绍兴庚申八月朔记”竖排三行牌记。但在卷三十三后行格趋密，行字增多，大概是以私宅刻书，资金不甚宽裕之故。

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有一部南宋初建阳书坊无名氏刻印的《史记集解》，曾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四经四史之斋所藏宋版《史记》第三部。《中国版刻图录》著录云“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注文双行，白口，左右双边。卷中北宋后期讳及南宋讳均不避，字近瘦金体，纸墨版式，纯系南宋初叶建本风格。”只是此刻本无具体刻印年号，与邵武朱中奉宅刻本相比，难以判定孰先孰后。

现存最早的《史记》正文与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两家注的合刻本，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 )建阳蔡梦弼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行款为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双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三皇本纪》后有“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书”牌记两行。《五帝本纪》后有“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亲校谨刻梓于望道亭”两行。

《史记》宋蔡梦弼刻本书影

后来的藏书家对此刻本有“字画精朗，古香可爱，盖宋版中之绝佳者”（《楹书隅录》卷二）“刻本劲秀，南宋版建本之精者”（《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等赞誉。原为清杨氏海源阁四经四史之斋藏宋椠《史记》第一部，现存北京图书馆。刻书家蔡梦弼，字傅卿，号三峰樵隐。生平淡泊名利，不求闻达，识见超拔。曾注韩愈、柳宗元之文。编有《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诗话》等，是现存研究杜诗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存最早的合《史记》正文，与《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为一书的刻本，是南宋庆元间(1195-1200年)建阳著名刻书家黄善夫刻印的《史记》一百三十卷。这个刻本，是明代廖铠、汪谅、王延喆、朱惟焯四种刻本的祖本，有“稜角峭厉，是建本之最精者”（同上）之誉，被历代藏书家视为至宝。版式为半叶十行，行十八字，注文小字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左栏外上角有“耳子”记篇名，便于读者翻阅查找，卷首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此刻本国内仅国家图书馆存残帙六十八卷。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史记》一书有六十三卷即据此刻本影印，其余六十七卷以明王延喆刻本配齐。王氏刻本也是据黄善夫刻本仿刻的，，此百衲本《史记》实际上均源于黄善夫刻本。

刻书家黄善夫，字宗仁。此书之外，他还刊刻了《两汉书》《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他是南宋庆元年间建阳的刻书名家。

黄善夫刻本《史记》在流传和翻刻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记载在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一书中。说的是明尚宝少卿王延喆，是王文恪的小儿子。他的母亲张氏，是寿宁侯张鹤龄的妹妹，昭圣皇后的同胞姐妹。延喆得以出入皇宫之中，生性豪侈。有一天，一个书商拿着宋黄善夫刻印的《史记》到王家求售，出价是黄金三百两。王延喆对他说“书暂且放在我这儿，一个月后你再来拿钱。”等书商走后，王氏急忙召集技术最好的刻书工匠，按黄善夫刻本的原样依样画葫芦地摹刻下来，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一个月到期，这个书商前来要书款，王延喆故意对他说“书我不要了，还给你吧。”书商不辨真伪，拿着书走了。过了一会儿书商又来，对王延喆说“这部书也是宋刻本，但纸张比我的那一部差，是不是你拿错了？”王延喆大笑，告诉书商这件事的原委，又取出新刻本数十部，放在大堂之上。对他说“你的本意不过只是要黄金三百两罢了，现在我如数给你，并且把你的书变成千百个化身，岂非功德无量？”书商大喜过望，拿着书款高高兴兴地走了。由于王氏刻本的行款、格式、字体均照建阳黄善夫本仿刻，几可乱真，所以后人常以此本冒充宋黄善夫本。这个故事说明黄善夫《史记》刻本的价值，早在明代就成了书商追逐的对象，后来的刻书家也纷纷据此翻刻。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1958年8月又有缩印本出版，读者从此影印本中约略可以体味出黄氏刻本的风彩。

除以上诸本之外，见于著录的最早刻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单刻本的，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建邑王氏世翰堂刻本 ，计三十卷，为元中统二年(1261年)平阳道段子成刻印《史记集解索隐》之祖本之一（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

原载于方彦寿著《福建古书之最》第19—22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周小莉

封面图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方彦寿（1952.11-），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任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术研究以福建刻书、书院出版和朱子文化为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论文。出版《增订建阳刻书史》《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与发展》《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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